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博弈分析及建议

新疆煤炭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生态环境脆弱,尽快建立和完善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是当务之急。通过运用博弈论方法,对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中主要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违规处罚力度、政府检查成本、应缴补偿费与企业违规概率成反比,且重处罚优于勤检查和高收费;只有各利益相关者补偿后的净收益大于零,且生态补偿标准不宜太高,才能确保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基于此,提出建立和完善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建议:完善生态补偿立法,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努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科学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多渠道降低生态补偿成本;全面提高生态补偿的综合效益。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证研究

通过分析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确定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草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根据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草原生态退化程度确定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即＂补偿标准=直接成本＋全部机会成本＂,并以内蒙古禁牧为例,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     

基于机会成本法的草原生态补偿中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

基于内蒙古470户牧户样本数据,运用机会成本法对禁牧补助标准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表明: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结果分别为7.77元/亩、5.97元/亩、10.90元/亩,三个旗县禁牧补助标准的估算结果的平均值为8.21元/亩,三个旗县实际禁牧补助标准的平均值为5.92元/亩,估算标准比实际标准高2.29元/亩。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中认为实际禁牧补助标准存在偏低,并且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     

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

通过选取18个指标构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以及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成效以及效应间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从各种效应的重要性来看,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生态效应最为重要;(2)从各种效应的变化趋势来看,新疆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应呈上升趋势;(3)从各种效应间的协调性来看,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之间具有较高的协调性,三者间基本处于优质协调。总之,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也促进了新疆牧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信息不对称下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禁限开发区为例

禁限开发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与支付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实践中常用的核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总成本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文中首先对政府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博弈关系进行分析;其次,考量了不完全信息下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得出不完全信息下生态补偿标准中存在信息租金的结论;最后,提出通过筛查合同的方式将禁限开发区的成本类型缩小到一定范围,具有减少信息租金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为生态补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建议.     

“双线”背景下城市生态空间补偿机制:现实需求与理论模型

研究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市生态空间保护压力较大,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难以落地。以外部性理论和机会成本理论为指导,结合"双线"管控要求和生态补偿实践,提出了"纵向委托有限责任"和横向补偿坐标系,明确第三象限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城市非生态空间补偿第一象限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城市生态空间,由此构建了基于"金字塔"模型的城市生态空间补偿机制,并进一步对补偿标准和方式进行了讨论。该机制通过补偿激励解决了现有"委托-代理"型城市生态空间保护制度在不同层级和不同主体纵横两个方向上的不公平问题,对于保护城市生态空间、推进"双线"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生态基流的汾河流域水资源生态修复补偿研究

通过计算汾河流域在不同保证率下的生态基流需要量并对流域上中下游分区的水量平衡进行分析,建立一个基于生态基流目标控制的汾河流域水资源生态修复补偿方式。研究显示:汾河流域的生态基流无法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极端气候发生时,需要补偿的水量巨大,并据此建议了补偿水量的来源,计算了相应的工程费用和运行费用。     

干旱区绿洲农田土壤污染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白银、金昌市郊农业区为例

文中基于环境价值评估法(CVM)为干旱区绿洲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政策进行了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分析,测算了农户对当地实施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在382个调查样本中,91.79%的受访村民认为所在地目前土壤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并已造成了食用人群健康风险,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生态修复工程的核心因素。受偿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干旱区绿洲农田受重金属污染的农户的年平均受偿意愿(MWPA)在746.45-862.73元/hm2之间,影响该数额的主要因素为农户家庭人口、户均耕地面积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该结果说明受访农户提出的受偿意愿是以当地种植基本粮食作物的年收入840元/亩为基础的,但未包括当地农业生产的生态效益损失和对人群健康影响的损失,且受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年均收入较低和信息获取渠道缺乏的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低于其他地区生态补偿受偿意愿。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的流域生态补偿策略

定量评价流域生态风险是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流域水资源时空变化直接制约着流域尺度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也蕴含了生态风险的程度及状况。从引起塔里木河流域生态风险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干扰状况出发,选择地表水矿化度、地下水埋深、大风和沙尘暴日数、NDVI指数、水利基础设施密度等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指标,并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塔里木河流域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定量评价表明,塔里木河干流上、中、下游的生态风险量化值分别为2.25,2.7,3-4.2,生态风险程度上游小于中游及下游。明确生态风险与生态补偿主体的关系、拓展生态补偿的思路与途径、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     

宁夏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优先区识别

水土保持服务功能下的生态补偿优先区识别的研究,对建立适宜当地生态发展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体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以宁夏为研究区,运用InVEST模型评估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三项主要水土保持服务功能,并进行价值化表达;综合考虑各区县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脆弱性指数,对全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优先区进行空间识别。研究表明：2000年、2010年、2020年宁夏水土保持价值分别为2478.9×10⁸元、2661.7×10⁸元、2958.5×10⁸元,总体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最高值位于泾源县,最低值位于金凤区;全区20 a来水土保持优先补偿区动态变化差异较小,补偿优先区主要位于生态价值高、经济落后的南部地区,而生态补偿次级优先区则位于中部和北部生态价值较低、经济水平较高区域。对生态补偿优先区进行补偿能够有效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生计策略由是生计活动组成,通过系列生计活动来实现。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来实现生计策略。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主要对受补偿者给钱、予物,提供实物、资金、智力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这势必影响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随着生态补偿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生态补偿工程的广泛实施,提高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遏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环境的进一步退化。实施生态补偿的环境保护作用显而易见,不乏论述,但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水平,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效用却鲜有论及。从农户生计入手,评估农户的生计资本,量化实施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揭示农户生计策略对于实施生态补偿的响应机制,对于系统优化生态补偿设计、科学指导生态补偿实施、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发展能力"双赢"的生态补偿本质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通过文中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张掖市来讲,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其区域经济优势,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研究区主要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以非农经营为主的生计策略,前者更倾向于选择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两种生态补偿方式,而后者则倾向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两种补偿方式;并且采取以农业生产为主生计策略的农户,偏好多种生态补偿方式组合的补偿机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适度标准研究

补偿标准的科学合理性关乎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间的公平发展。文中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视角,运用当量因子法、水足迹、条件价值法综合测算了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适度标准额度。研究表明：1)“十三五”期间,保护区供给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整体维持在较高水平,自身消费价值量呈“先升后降”的波浪式演变趋势,外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意味着流域生态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仍需对保护动机进行激励,以实现流域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2)通过测算,2016-2020年,大汶河流域补偿标准额度分别为21.36亿元、6.69亿元、25.53亿元、10.05亿元、18.41亿元,且莱芜区受偿额度普遍高于钢城区。3)为增强补偿标准的实际可操作性,需关注微观个体的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运用条件价值法得到的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额度为365.16元/年/人。     

生态补偿机制对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优化研究

文中根据环境库兹尼茨曲线(EKC)的思想,试图分析我国草原生态环境与草原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上提出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GEKC)的概念,并以内蒙古为例,模拟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形状。模拟结果显示:近年来,草原地区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呈线性正相关关系。文中根据草原生态补偿对GEKC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提出草原生态补偿是优化GEKC的有效途径,从横向上分析,有效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缩短达到GEKC顶点的时间,即缩短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时间;从纵向上分析,草原生态补偿可以降低草原EKC顶点的高度,即可以降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     

牧户对草畜平衡补偿标准的受偿意愿分析——基于对新疆223户牧户的调查研究

利用对新疆223户牧户的调查数据进行草畜平衡标准的研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牧户政策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利用条件估值法和Tobit回归模型计算牧户合意的受偿标准,并对影响其期望值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牧户合意的补偿标准为130.5元/hm~2,当前新疆的草畜平衡标准过低。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与草畜平衡标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合作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生态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等生态问题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口之一。明确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责任,可以有效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文中量化京津冀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构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碳足迹的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测算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资源类型及补偿标准。结果表明:以2013年为例,河北省应对京津两地生态资源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相应生态补偿,补偿总量5 456.55亿元,但7类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供给量与消费量存在较大不匹配,耕地和未利用地两类生态资源是河北省向京津支付生态补偿,北京市需要支付的生态资源是森林,天津市应该支付的生态资源是草地;河北省应获得由北京市和天津市支付碳足迹的生态补偿量271.22亿元。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生态林业与系统补偿研究

非公有制生态林业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保护的主要力量。非公有制林业不仅可以在商品林建设中发挥积极 ,在生态林业的建设和保护中同样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要有效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现状 ,采取单一的经济补偿是不够的。需要采用系统补偿的思想拓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内容 ,从观念、政策、法律、经济、管理等多维角度建立补偿系统 ,实现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药生态风险分级标准研究

本文详细介绍了美国、欧盟、欧洲和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农药生态风险分级标准的制订背景、发展过程、现行标准及与风险分级标准密切相关的风险商值的计算方法,并对不同国家和组织已制定的农药生态风险分级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为我国制订农药生态风险评价制度,进一步提高农药管理水平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