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11—2019年黄河流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黄河流域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始终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②黄河流域乡村振兴...     

云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共荣的重要保障。基于云南省2008—201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与Tobit模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中等耦合水平,且变化幅度较小,耦合协调度则呈逐年上升趋势,实现了从高度失调到初步协调的跨越。驱动机制分析中,技术驱动、政府驱动、产业驱动对云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正向效应,消费与投资驱动则产生负向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坚持城乡协同发展原则,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为城乡经济发展培育新动能等建议。     

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为揭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影响二者协同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协调等级由低度协调发展为极度协调;评价指标中的城镇与农村人口之比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且正向影响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评价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通过测度吉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分析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探究了影响两者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吉林省的城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乡村文化站机构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村民居委会数等乡村振兴指标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互联网普及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新型城镇化指标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了以下建议：树立科学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机制、加快农业产业创新步伐、创新城乡发展模式，以推动吉林省的城乡融合发展。     

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研究

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法、障碍因子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1—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程度,并针对不同制约因素提出差异化对策,以促进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推进。结果表明,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仍受到生态环境、生活保障、服务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制约。     

中德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及其耦合协调分析

现代农业及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法测算中德两国现代农业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国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德两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均呈上升发展趋势,但德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比中国高;(2)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尚低于同时期的德国,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3)从整体来看,中德两国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均不高,但整体变化不大,趋向稳定,两国整体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4)观察期内中国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在绝对数上尚低于德国,但其年均增长幅度却高于德国。最后,总结德国发展经验,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贵港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探讨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以期对研究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以贵港市为研究对象,重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综合确权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的关联序和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2009～2018年,贵港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由0.32上升至0.66,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协调关系经历了失调向协调发展的过程,目前土地生态安全发展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未达到理想安全状态,在今后的土地利用中应继续加大土地生态安全监管力度,促进城镇建设协同绿色发展。     

贵港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探讨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以期对研究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以贵港市为研究对象,重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综合确权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的关联序和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2009～2018年,贵港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由0.32上升至0.66,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协调关系经历了失调向协调发展的过程,目前土地生态安全发展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未达到理想安全状态,在今后的土地利用中应继续加大土地生态安全监管力度,促进城镇建设协同绿色发展.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新疆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研究

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系统评价指标的权重。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剖析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水平。研究表明:在2007—2019年期间,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系统和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逐年递增,其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增长趋势,由严重失调阶段发展至中度协调阶段,实现跨越式增长,但至今仍未达到优质协调。因此,阿勒泰地区应通过挖掘地区优势旅游资源潜力、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引进人才、开发旅游产品、创新乡村旅游营销模式等方式,进一步促进阿勒泰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乡村地区脱贫攻坚任务提供强力支撑,以期最终实现阿勒泰地区乡村振兴。     

张家界市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研究

基于湖南省张家界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乡村振兴成效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算，分析其演变特征，挖掘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缓慢上升-稳定增长”的趋势，两者朝着较佳的耦合方向发展；影响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旅游消费、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等，张家界市乡村旅游发展属于经济障碍型。进而提出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张家界市要立足旅游资源，提高乡村旅游集聚发展能力；做好旅游规划和监管，激发乡村旅游市场潜力；聚焦耦合协调要求，推动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等建议，以期为张家界市及同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耦合研究——基于陕西省市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是农村发展的3个驱动要素,研究三者之间的耦合机制可以对其丰富内涵及相互作用机制有更深刻的理解;研究影响三者耦合的因素可以为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启示。【方法】基于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20年陕西省各地级市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三者耦合协调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1）2010—2020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和农民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分别由0.28增长到0.49、由0.33上升到0.38、由0.31提高到0.58,总体呈持续攀升趋势。（2）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在研究期内持续上升,由0.347上升至0.721,且区域异质性显著。（3）从全域角度来看,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9、0.163,即政府支持、人力资本对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失业情况和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61、-0.214和-0.318,即产业结...     

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分析——以海南州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涉及面广、针对性强,对三农问题分析透彻,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美丽宜居乡村的必经之路。本研究以海南州为分析个案,结合海南州区位特点运用熵权法及耦合分析法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乡村旅游发展2大系统指标体系,构建两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结果表明,2大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总体上处于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近10a来呈稳增趋势,耦合协调程度也由极度失调到优质协调,但需探讨适合海南州多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乡村旅游发展的高耦合协调路径。     

贵州省旅游扶贫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小城镇建设,最终目标是提升城镇化水平。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资源集聚形成的旅游产业具有辐射作用,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因此开展旅游扶贫是完成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建立了旅游扶贫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并测算出2008年到2017年间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与城镇化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公式测算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水平,结果显示,贵州省近三年来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为轻度失调,协调类型属于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因此在促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旅游扶贫的作用同时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郑州都市圈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碳排放耦合协调分析

【目的】分析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碳排放耦合协调规律及时空演变特征，为郑州都市圈绿色快速发展提供建议。【方法】以郑州都市圈为研究区域，基于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碳排放耦合机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新型城镇化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和碳排放指数及其三元耦合协调度分析，并从时空角度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1)郑州都市圈新型城镇化水平是以郑州为中心，西北部发展水平较高，东南部发展水平较低。郑州都市圈新型城镇化指数由0.089上升到0.478。增长速率最快的是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2)郑州都市圈生态环境指数由0.559上升至0.769,生态指数呈现波动增长状态。3)从碳排放量来看，2005—2020年郑州都市圈碳排放总量呈下降态势，由198亿t下降至27亿t。郑州都市圈碳排放指数由0.552上升至0.949。4)郑州都市圈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碳排放三元耦合协调度由2005年的0.523上升至2020年的0.631,总体呈现波动增长状态。协调发展阶段由失调—协调的演进态势。郑州都市圈三元耦合关系呈东西部高，南北部较低的分布状态。【结论】郑州都市圈发展还未实...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耦合机制研究

乡村与城镇是不可分割的,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联紧密,因此,构建耦 合机制可行且必要。基于当前现状,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机制:基于当前 的现况:城镇化面临着缺乏土地和资源利用不合理的情况,这对城镇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而乡村振兴则面临着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体制存在严重的壁垒以及资源的短缺和利用不合理,这 些问题的存在也导致乡村振兴不能够实现战略发展。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内在 逻辑的关联性,为解决战略进程中的问题、实现乡村和城镇的协同治理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新 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其关键在于通过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引导人 才、资源、技术等延伸至农村,补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推动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另一方 面,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大城市病”、环境问题等提供了重要 途径。     

基于经济视角的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协调性差异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两镇为例

从经济水平差异角度探索乡村"人、地、业"3要素转型的耦合协调性.构建"人、地、业"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重庆市渝北区两镇2010年、 2013年和2017年的"人、地、业"转型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1)经济水平与耦合度呈正相关,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乡村"人、地、业"转型耦合度越呈高水平阶段波动且幅度较大,反之则越小;耦合协调度与耦合度存在一致性,经济水平高的区域耦合协调度高,并且呈现出由低到高的有序增长演进趋势;经济水平低的区域耦合协调度低,呈现由低到高跨越式波动的演进特征.(2)从整体可以发现,人口—产业转型耦合度高于人口—土地利用、土地利用—产业耦合水平,并且经济水平高的区域人口—产业、土地利用—产业转型耦合度演进过程更为有序;人口—土地利用转型耦合度波动大,而经济水平低的区域则与之相反.明确乡村所处的发展阶段,合理配置有限的乡村资源,扶植乡村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协调发展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预测

基于2015—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均值在[0.91,1.00]之间,处于高度耦合阶段;（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27,0.7555]之间,并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3）除上海市外,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的协调发展状况均表现为农村现代化水平滞后;（4）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重心整体向西南方向偏移。由此可知,未来发展应在主要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同时整体发展重心向西南部转移。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关系测度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农业保险恰恰是保障农业产出的有效路径。农业保险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保障的同时,农业现代化也不断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文章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2009～2019年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发现：2009～2019年,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二者耦合协调度分布在0.292～0.639之间,从2012年起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通过测算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展评价得分发现：两系统存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单个系统的发展水平无法决定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如果两者中一方的发展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也会呈现失调的状态,只有当两系统的综合发展评价得分均较高时,耦合协调度才会平稳增长,出现协调的状态。基于此,本文将针对性的提出农业保险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战略经济带,探究其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关系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数字经济水平普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