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万亩果园”固碳制氧生态价值的估算

采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广州市"万亩果园"的群落特征,介绍了估算固碳制氧量的生物量法,估算出了果园果树的生物量为54 353.7 t,固定CO2的量为88 596.531 t,释放的O2为65 224.44 t,年单位面积固碳量为3.2 t/hm2,年单位面积制氧量为2.38 t/hm2。果园的固碳制氧的经济价值为21 873.02元/hm2。     

天然草地植被固定CO_2释放O_2功能评价——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然草地为例

植被在固定CO2释放O2和大气与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区域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反馈和调节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体现出生态服务价值。根据海西地区草地生态监测和资源调查及相关资料,计算各种草地类型的净初级生长量,进而根据光合作用方程式、造林成本法、碳税法和工业制氧法估算其固定CO2和释放O2的物质量及其价值量。结果表明：海西地区天然草地植被年净初级生长量为8 526.22万t,固定CO21.39亿t,释放O21.02亿t。根据造林成本法和碳税法估算出海西地区天然草地植被年固定CO2的价值为284.54亿元。利用造林成本法和工业制氧法估算出年释放O2的价值为385.18亿元。海西地区天然草地植被固定CO2释放O2的物质量和价值量中,高寒草甸类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山地草甸、山地荒漠草原、山地干草原和高寒干草原,高寒荒漠类草原面积最小贡献率最低。该研究对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生态系统脆弱且空气稀薄的柴达木地区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市果园固碳制氧功能及生态价值评估

以西安市为研究区域,探讨果园生态系统固碳制氧功能,并利用水热平衡关系方程及植物的生理生态特点建立的自然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模型评估西安市果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生态经济价值。结果表明,西安市果园生态系统平均每年的总生长量为832. 41万t,固碳370. 42万t,每年每公顷固碳3. 34 t;平均果园释放氧气量9. 01t·a~(-1)·hm~(-2)。平均每年固C的经济价值为23. 95×10~4万元,平均每年每公顷固C的经济价值为2 159. 61元;平均释放氧气的经济价值为39. 96×10~4万元·a~(-1),平均释放氧气的经济价值为3 603. 56元·a~(-1)·hm~(-2)。     

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及其对土壤质量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依据定位观测资料，结合野外调查，系统分析了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配置结构的变化特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和环境污染对土壤质量尤其是土壤肥力、酸碱度等的影响。     

果园生草模式土壤固碳潜力——以福建省为例

以定位试验为平台,研究了果园生草管理模式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并通过分析土壤有机碳的变化量来估算福建省果园生草管理的土壤固碳潜力。结果表明:与1996年相比,2007年生草果园0-20 cm土壤有机碳含量提高了37.0%,土壤容重降低了1.8%。与清耕模式相比,生草模式更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其土壤碳年变化量是清耕模式的3.2倍,土壤固碳速率为714.52 kg.hm-2.a-1。福建省果园生草模式土壤固碳潜力为3.26×105t.a-1,其中,以漳州地区最高,占36.3%。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量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采用当量因子法评估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价值,采用影子价格法、替代法等评估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价值。以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为依据,引入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确定广州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正、负价值分别为138 692.97、10 065.37元/hm²,正价值是负价值的13.78倍。其中,负价值的主要来源为化肥的使用、农业水资源消耗,这两者带来的负价值占总负价值的比重为80.81%。确定的2020年广州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37 945.14元/hm²,需要支付的农田生态补偿总额度为33.95亿元,占当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97%,在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之内,说明该补偿标准具有实践可行性。     

长期施用有机源土壤调理剂对果园土壤的影响-以草莓和苹果种植区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草莓和苹果种植区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2006-2019年长期施用有机源土壤调理剂对其不同土层深度中土壤容重、有机质等土壤理化指标的影响,并研究了不同测算模型对土壤有机碳及固碳量等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期施用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显著提高了草莓和苹果种植区不同土层深度的容重和有机物含量(P<0.05)。②长期施用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显著提高了草莓和苹果种植区有机碳的含量(P<0.05),其中草莓种植区的有机碳含量提高了89.58%,苹果种植区的有机碳含量提高了2.75倍。③不同测算模型对草莓和苹果种植区的有机碳和固碳量的结果存在差异。与实测法相比,基于估算法(IPCC,2006和Li等,2018)的有机碳储量和土壤固碳量结果较低。本研究结果可为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改良果园土壤和固碳潜力提供提供方法和理论支持。     

粤北常绿阔叶林碳计量与评价——以天井山为例

本文利用外业调查所取得的数据,采用蓄积量—生物量经验公式对天井山样地林分进行生物量密度和碳密度估算,并用造林成本法和碳税法对该样地进行碳储量价值估算评价。结果表明:(1)天井山样地林分的生物量密度为248.93mg/hm2,用生物量与碳转换系数为0.5的生物量—碳储量公式转换为林分碳密度为112.02Mg/hm2。(2)用造林成本法和碳税法平均值估算出该样地的碳储量价值为145277.5元。     

山区丘陵地带土壤有机质插值方法的研究——以安徽省东至县为例

以安徽省东至县为例,系统研究了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径向基插值法、全局多项式插值法、局部多项式插值法、普通克里格插值法、简单克里格插值法、泛克里格插值法和析取克里格插值法对区域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评价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普通克里格插值法优于其他插值方法,所以东至县土壤有机质的插值分析应使用普通克里格插值法。     

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安全响应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时代下,构建"城镇化与水资源安全关系"概念模型,运用响应指数和响应度公式对2007年—2016年广州市城镇化的水资源安全响应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响应关系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广州市城镇化综合指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呈现上升态势,水资源安全综合指数先在一定时间内上升...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资源配置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是当前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提高至关重要。根据产业结构演化理论和区位与租值理论,分析了广州市的产业结构现状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资源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城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表征不同地貌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的方法研究——以龙海市为例

以龙海市为研究区,在沿海平原区与丘陵山地区分别采用4种格网密度(0.5 km×0.5 km、1 km×1 km、2 km×2 km与3 km×3 km)与4种不同样点分类方式的组合,研究不同地貌区高效表征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的采样点布设方式。结果表明,在不同格网密度下,沿海平原区按土壤类型进行采样的土壤有机质均方根误差均较其他方式低,为精度最高的样点布设方式;丘陵山地区以土地利用方式结合土壤类型为高效的样点布设方式。在样点密度布设方面,沿海平原区0.5 km×0.5 km、1 km×1 km与2 km×2 km三种格网密度的土壤有机质均方根误差差值均在35%以内,而2 km×2 km格网密度下的样点数量仅为0.5 km×0.5 km的15.21%,因此,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为节约成本,可采用2 km×2 km格网密度下进行采样。同理,丘陵山地区宜采用2 km×2 km格网密度,按土地利用类型结合土壤类型的分类方式进行样点布设。     

基于GIS的辽宁北部地区土壤酸化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以昌图县为例

借助GIS技术对辽宁昌图县1982年和2011年两个时期土壤pH值的空间变异情况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土壤pH与交换性H+、Al3+离子及水溶性盐分等因素间的关系,探讨了当地土壤pH值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昌图县土壤pH平均值由1982年的6.85降至2011年的6.07,年均下降0.027个单位。就土壤类型而言,棕壤、黑土和草甸土酸化趋势明显,而风砂土pH值变化较小;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土壤pH与交换性Al3+、Ca2+、Cl-、HCO3-浓度关系密切。昌图地区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化肥数量的提升和品种的改变,有机肥施用数量较少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以及土壤盐基离子的补充不足和淋失数量增加。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区域建设用地变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已经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城市化为角度对广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和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1997~2002年间,广州市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由68.28增加到75.28,年平均增长的比率为1.92%,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非常平稳,在6年间共增长了796.67hm2,年平均增长0.47%。以上数据反映广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广州的城市化是以自组织为主的城镇化,产业与居住的分散化决定了小城镇发展呈现均衡性特征。这样实质上把有限的农村空间割裂为多个不大的发展中心。这种多中心往往导致无中心,即建设无重点、发展无中心、各乡镇过度竞争,造成区域内资源的不合理流动与低效率配置,影响资源向优势区位的流转,无法形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最终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状况,当前对策主要是依托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土地整理规划使其用地变化向规模减少、集约利用发展。广州市有农村居民点的各区(县级)市,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地理条件可以对上述区域进行分类,分别采用适合的模式。     

围填海开发活动的生态补偿价值研究——以舟山为例

以舟山为例对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渔业资源、海域环境、海岸带环境和旅游娱乐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引入围填海造地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生产要素价值以及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模型。结果表明:2009~2020年舟山因围填开发活动而造成的生态损失价值为348.764亿元,生产要素总价值为5535.876亿元,生态补偿的总价值为5884.640亿元。     

基于二类调查数据的森林植被碳储量和碳密度——以徐州市为例

基于2009年徐州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运用生物量换算因子连续函数法研究了徐州城市森林植被碳储量和碳密度。结果表明:徐州城市森林植被碳储量为1.934 8 Mt,植被碳密度为37.218 5 t.hm-2。徐州城市森林植被碳储量均由人工林提供。森林植被碳储量按林分类型划分,从大到小依次为: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按不同林龄划分,从大到小依次为:中龄林、幼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森林植被碳密度的特征为: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且随着林龄的增加而增大。建议对现有侧柏人工林过密林分,通过间伐、开设林窗等措施,把侧柏纯林改造为针阔混交林。该研究可为今后徐州城市森林的综合经营和管理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南方红壤侵蚀区地形对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的影响——以长汀县河田地区为例

应用地统计学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南方红壤侵蚀区土壤有机质进行了空间变异特征和空间插值研究,并通过空间叠置分析,探讨了高程、坡度对红壤侵蚀区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处于较低的水平,土壤有机质含量随着高程的变化不明显,有机质较高的区域在海拔255~300 m、300~400 m、400~771 m范围内,均占各自总面积的26%左右;土壤有机质含量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加,有机质较高的区域在坡度0~8°、8~25°、25°范围内,分别占各自总面积的24.05%、26.11%、34.53%。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实践探索——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

以广州市白云区2013版村庄规划编制、实施与管理现状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地区规划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发展背景和要求,围绕“实施环境评估、实施成效评估、公众参与评估”3个方面,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并提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实施评估模式,对村庄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估。根据评估结论,总结分析问题,为国土空间规划下的村庄规划编制计划制订、规划优化提升提供思路和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村庄规划评估和优化提供经验参考。     

高等院校实验室废水排放调查与处理工艺设计——以广州市大学城实验室为例

高校实验室废水的排放去向和处理一直是公众和高校领导关注的热点。挑战杯小组成员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对广州大学城高校实验室废水排放现状进行了现场调查,并对4所有代表性的高校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科学采样和分析,得到第一手有关大学城实验室废水排放的数据。结合实验室废水水质监测结果,提出实验室废水综合治理的处理工艺和环保对策,为实验室废水处理和污染防治提供借鉴。     

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目前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按照评价对象可归纳为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评价法两类若干种。以广州市208个土壤样品8种重金属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采用分级统计、相关性分析、评价等级差值分析、综合排序分析等方法对目前主要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旨在推荐最适合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结果表明:从评价结果的分级程度看,单因子指数法中富集指数法最优,综合评价法中内梅罗指数法和模糊数学法最优;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物元分析法与其他4种综合评价法的平均相关性系数为0.477,大于其他综合评价法的平均相关性系数,按照评价结果一致性原则,物元分析法最优;评价等级差值分析表明,模糊数学法与其他4种综合评价法评价等级的平均差值最小,为0.71,按照评价等级接近的原则,模糊数学法最优;通过综合排序比较各综合评价法的排序得出,模糊数学法平均排名最优,其次为物元分析法、内梅罗指数法、灰色聚类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综上所述,富集指数法和模糊数学法是两种首选方法,在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中可以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