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你准备好了吗?

正一年当中最热的要数7月,然而,随着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上海从此进入了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加之由此在国内起到引领和示范效应,一时间"垃圾分类"成为比天气还要"热"的媒体关键词。一、什么是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分类的目的是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     

生活垃圾分类能引导源头农产品消费减量吗?——来自上海市的证据

为探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政策是否引导市民的生鲜农产品消费行为趋向减量提质,利用在上海市调查获得的718份问卷数据,构建了负二项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实施垃圾分类后,超过50%的受访者在购买绿叶菜和茄果时朝着减量提质的方向改变,但仍有高达60%的受访者对水产品、瓜果和肉类购买行为不变,仅有34.82%的受访者有购买净菜的行为;家庭对垃圾分类投放的难度和处理生鲜农产品产生的垃圾量,与购买净菜行为显著正相关,但边际效应较小;消费者对净菜价格的承受力与购买净菜行为显著正相关,且边际效应较大;户主年龄、性别和家庭需照料人数等家庭特征,也显著影响净菜购买行为。建议一方面将垃圾分类投放奖惩措施与居民家庭的垃圾投放数量挂钩,另一方面净菜供给方也要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成本,引导湿垃圾源头农产品消费减量。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现象及对策分析

以郑州市北大学城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开展大学生垃圾分类投放意识的问卷调查,了解到大学生垃圾分类投放的认知情况,明确大学生垃圾分类投放意识淡薄的成因,梳理归纳了个人、学校、社会和政府在推动垃圾分类过程中的做法及不足,并从这四个主体方面为垃圾分类的推广实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个市(州)38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3.9%的样本农户愿意对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和外部情境因素的综合体现,垃圾分类必要性、垃圾分类知识、垃圾投放便利性、垃圾分类宣传、以及环境整治政策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都有显著影响。     

情境因素、政策与农民生活垃圾分类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于改善农村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福建省5个地级市64个村庄的实地调查,运用Logit回归方法分析情境因素、政策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情境因素中,周围是否有垃圾投放点对于农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到垃圾投放点的时间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策中,村规民约是否有环境保护方面内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村中是否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村中是否就环境治理进行收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     

发达国家(地区)垃圾分类惩戒制度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我国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公众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分类投放参与率低、垃圾分类质量不高、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难以突破的现状,从促进垃圾分类的惩戒制度入手,研究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促进垃圾分类方面设置的惩戒措施,对比分析我国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立法中强制措施的设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论地方促进法与垃圾分类处理

近年来,随着绿色、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各级政府对垃圾分类处理问题愈发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制定的关于垃圾分类的立法和规范性文件,为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上海市通过制定地方促进法极大推动了垃圾分类的进程,该法以“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改善人居环境”为立法理念,将政府领导、社会参与、属地管理、分步推进等几项原则贯穿始终,以自愿性规范、指导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三种规范设计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该法实施后,上海的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9年10月10日,上海市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已于去年年底的15%提升至80%。     

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从农户参与角度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提升途径,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基于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187个村的调查数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农户参与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产生影响的途径。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均值为0.58,整体处于相对低效水平。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和参与、参与垃圾分类村民间的监督行为等农户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付费等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行为通过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和产出来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据此,提出当地政府应合理增加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投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建立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探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探索适宜推广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方法,以杭州市的10个行政村为调研对象,通过座谈访问、问卷调查、实地检测以及生活垃圾物理组成分析等方式,研究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组成特征,以验证其源头分类方法的适用性,并分析不同分类收运方式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影响,从经济性、运行状况以及管理与社会评价等方面综合评估杭州市农村主要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结果表明: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中主要组分为厨余类、纸类、橡胶塑料类、纺织类、灰土类和玻璃类,分别占垃圾总量的55.9%、9.0%、10.8%、5.7%、4.0%和7.2%;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比例分别为55%、1%和20%,且易腐垃圾适于用堆肥化方式处理;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初期,"二分法"(分为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是较理想的源头分类方法;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主要通过3种模式分类收运,且采用不同的分类收运模式明显影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经济成本和易腐垃圾的有效收运比例,显著影响了基层管理执行人员的管理效能、农村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正确率及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接受度。研究表明,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初期,较适宜的分类收运方法是上门收运农户门前分类垃圾桶中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     

垃圾分类为何难推广？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14年过去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垃圾分类为什么这么难？垃圾分类面临本土化难题杭州西湖区翠苑四区的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杨建承担着为11个小区指导垃圾分类的工作。每个月，她和30名志愿者都会上门向小区居民发放垃圾袋并现场进行投放指导。     

未来垃圾分类由“强制”为主向“自觉”为主的转变

生活垃圾产量逐年增长,为避免垃圾围城,必须进行垃圾处理,垃圾处理经历了由末端处理到源头治理的过程,垃圾分类起到关键作用。上海市普遍实行了“强制”垃圾分类,然而对于未来垃圾分类的发展趋势,本文提出由“强制”为主发展成以“自觉”为主进行垃圾分类,并提出推进公民以“自觉”为主参与垃圾分类的方式。     

基于AHP-FCE方法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力评价——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

从执行效度、执行力度、执行态度、执行角度、执行速度、执行难度6个方面构建了上海市嘉定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AHP法求出各层级指标权重,运用FCE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6大准则层权重为执行力度>执行效度>执行难度>执行态度>执行角度>执行速度;上海市嘉定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力综合评价结果处于较强等级,一方面说明嘉定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也表明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前景向好。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几点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其是否愿意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本文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采用Logit模型,通过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1)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引导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强于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约束激励作用。另外,二者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2)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外,还能通过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产生间接影响。据此,应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提高农户的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水平,以增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     

二级分类模式下天津市城乡生活垃圾的分类特征研究（英文）

为了研究生活垃圾二级分类模式对垃圾产生特征的影响,以天津市区和西青区水高庄村共310户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依托已经建立的生活垃圾二级分类模式,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堆腐物、可回收物和有毒有害物3类,重点调查居民生活垃圾的产生强度及分类特征,对城乡居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点进行比较,并分析生活垃圾的产生强度与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生活垃圾平均产生强度为423.08 g/(d·人),农村生活垃圾平均产生强度为629.89 g/(d·人);可堆腐物产生强度城乡之间呈现显著差异(P=0.000 02),可回收物和有毒有害物的产生强度城乡之间未呈现显著差异,分别为P=0.471和P=0.099。二级分类模式是有效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模式,对垃圾减量处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打造垃圾分类“绿卡” 畅通各类垃圾“回家”

正浙江省永康市市域面积1 0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6万。下辖16个镇(街道、区),402个行政村。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1 100～1 300吨,其中农村700～800吨。为提高垃圾分类减量,永康市探索了垃圾分类"12345"工作法,初步形成了"分类投放 、     

西双版纳农村村寨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模式研究

通过对西双版纳两个不同民族村寨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尝试,认为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及禽畜粪便是造成村寨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通过修建人工湿地净化生活污水、修建垃圾池用来固定垃圾投放地点及牲畜实行圈养等措施,使村寨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提出了明确管理主体、进行宣传、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和改变村民传统观念等四点管理措施。该研究可为有关部门开展农村村寨环境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农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4县(市)16个村庄19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在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认知状况进行统计描述的基础上,运用AHP综合评价其垃圾分类认知度,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其认知度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具备基础的垃圾分类认知能力,但认知程度存在差异性;年龄、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垃圾投放频率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认知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垃圾投放频率对认知度有显著正面影响,年龄、家庭人均年收入存在显著负影响;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认知能力;建立相应的垃圾分类激励措施,提高其参与度。     

让“今天你分类了吗”成习惯

碎灯泡、纸尿裤、过期化妆品……这些常见的生活日用品废弃物究竟属于哪类垃圾?随着垃圾分类在城乡如火如荼地推进,走到乡村,也能看到诸如此类的宣传引导。垃圾分类,于环境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垃圾分类,于我何益?垃圾不分类,于我何损?这一问题的两面,是垃圾分类推行不得不正视的关键。说到底,不但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和约束,还需通过实践深入内心,养成习惯。     

科技为宜居乡村添一抹绿色

正2020年5月1日,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在2019年7月1日,上海便开始实施强制性的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不仅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垃圾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农村环境治理的"难事"。但是在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村里的道路干净整洁,看不到垃圾桶和垃圾投放点。2015年,余村率先推行垃圾不落地试点,村民们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有害垃圾"     

村镇生活垃圾减量化管理机制研究——以对浙江省安吉县的调研为例

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生活垃圾的产量也在持续快速增长,其组成和结构日趋复杂,越来越难以处理。作为垃圾处理原则之一,减量化是垃圾管理的基本要求,是降低垃圾对环境危害的最终手段。相对于资源化和无害化,减量化是上策。对安吉县12个乡镇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与循环利用认知和行为情况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目前安吉县乡镇居民环保教育程度较高,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经常进行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的人数不多。建议在现有管理机制上,采用电视、网络和村委宣传等居民接触最频繁和最认可的渠道,对调查中发现的主要妨碍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宣传,促进居民自发、自觉、自主进行减量化,进而形成长效机制;同时,鼓励和引导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减量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