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及规模初探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已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前提。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消费支出、基本生活需求等为依据对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和规模进行探讨,对新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7 000元、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比在1以下可作为新疆"十四五"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在517万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应重点巩固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在200万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15%左右。基于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大的情况,必须加快健全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监测机制,并持续加大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的精准扶持力度。     

“后扶贫时代”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文献综述

随着贫困治理的持续推进和消除绝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日益突出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后扶贫时代"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涉及农村相对贫困的标准、成因、类型与分布,农村相对贫困的本质与特征,以及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对深化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研究,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治理研究

通过研究贫困治理的相关文献和查找统计年鉴发现,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探索过程,要以不同的评定标准衡量不同时期的贫困问题。实现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如期脱贫,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贫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多元化的贫困治理格局,推动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治理农村贫困问题,应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面对当前贫困人口诸多难题,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治理现阶段阻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贵州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成就及其启示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贵州则因贫困人口总 量大、比重高成为扶贫重点省份。伴随着贵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受益于中央和发达地区的帮扶政策,在全省各族 人民的努力下,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产业扶贫成效显著,农村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历史性地解决贵州 延续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总结分析贵州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及取得成就,为推进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提 供经验启示。     

中国农村扶贫历程与2020年后反贫困趋势及对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2020年后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基本消除,将由绝对收入贫困转向农民工贫困、城市贫困、多维贫困和特殊群体贫困等相对贫困问题.回顾和梳理中国贫困特点、扶贫历程和政策演变,分析中国新时期扶贫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有助于为2020年后新时期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解读1196元新扶贫标准

<正>新标准从何而来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我国在2007年前有2个扶贫标准,第1个是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把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的农村人口定为扶贫对象,绝对贫困人口为1.25亿     

基于Lorenz曲线的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测度——来自福建省的实证分析

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度量是在贫困含义的理解、贫困线的确定、贫困指标体系的选择等3个层次上展开。基于Lorenz曲线的GQ模型和Beta模型,采用《福建统计年鉴》1990-2006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和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分别对绝对贫困线、每人每日1$的国际标准贫困线、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0%和50%等4条贫困线下的福建省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测度。结果发现,绝对贫困减少,特别是贫困率指数减少效果显著,但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下降幅度较小;相对贫困上升,贫困率、贫困距指数、贫困距平方指数基本保持缓慢上升的态势。     

经济发达地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以晋江市为例

[目的/意义]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我国贫困人口问题已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问题.通过以分析晋江市在治理相对贫困中采取的措施及其存在的问题,探索更高效的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手段,为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提供借鉴.[方法/过程]以晋江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分析晋江市在治理相对贫困问题中的取得...     

乡村振兴背景下相对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2020年底，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反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通过对相对贫困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发生机理及影响因素、特征及类型、标准及测度方法、治理机制等进行梳理，总结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现状和不足，展望未来相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方向，为进一步开展反贫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广西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与可行性探讨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2020年后广西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向之一.相对贫困的特点和要求决定了相对贫困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脱贫攻坚的机制建设分别为广西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战略指引、制度保障.脱贫攻坚期间,广西在精准识贫、基础设施建...     

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特征及长效解决机制的构建

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始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农村的脱贫工作一直在努力开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当今,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由绝对贫困的状态逐渐演化为相对贫困的状态。对此,本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到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特征以及如何构建长效解决机制。     

后脱贫时代我国农村隐性贫困研究

精准扶贫是针对既定标准下绝对贫困群体的脱贫战役,贫困由家庭人均纯收入等标准予以“精准识别”,扶贫重点聚焦于“三区三州”“832个贫困县”等.在预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这种明确指向和标准下的显性贫困,将被定标型、遗漏型和结构型隐形贫困取代,贫困治理的政策重点也需要关照战略与策略、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做出适应性调整.     

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调查

1985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25亿,自1986年国家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以来,经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降到1997年底的5000万人。同期,陕西省农村贫困人口也由650万下降到120万。全国的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15％下降到1995年的7．1％。但是,应该看到,伴随着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实际衡量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在下降。     

广东农村贫困变动及分解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4年广东农村五等份居民收入分组数据,采用GQ模型和Beta模型拟合洛伦兹曲线,分别计算绝对贫困线下和相对贫困线下广东农村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而采用三因素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线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以相对贫困线对广东农村贫困规模进行测度更为合理;经济增长在2000—2014年间对减贫一直起正向作用;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对贫困减少起不同作用,2000—2004年收入分配不利于贫困减少,2005—2014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对减贫起着正向作用;贫困线变动则一直对减贫起负向作用,物价变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消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大部分减贫成效,阻碍了广东农村减贫的进程。由此,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维持广东经济的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才有助于广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对象界定与基本思路

【目的】界定治理对象、厘清治理思路是开展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前提。【方法】基于文献分析,整理2020年后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对象与基本思路。【结果】2020年后中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对象的概念已由绝对性向相对性、标签化向概念化、多维度向特殊维度转变,而治理思路也逐渐从特惠型转向普惠型、阶段化转向常规化、重扶持转向重预防。【结论】基于治理对象的多维需求保障不充分、日常生计风险不确定、社会结构障碍不适应等具体表征,探索性地提出兼顾收入相对贫困与能力相对贫困双层标准的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对象界定方法,并引入"服务型"农村治理思路,以福利性服务高效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福利问题,以基础性服务来防范系统性、区域性和群体性的发展能力受限问题,以防范性服务系统化解临时性风险冲击问题。     

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2020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建立相对贫困帮扶机制,既可以防止绝对贫困的再发生,又可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欧美国家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不断创新相对贫困治理方式方法,摸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减贫措施。目前,欧美国家主要通过构建综合评估体系、应用赋权干预策略、开展能力提升培训、构建心理帮扶机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扶贫制度建设等方式消除农村相对贫困,减贫体系完备,策略实施精准。今后,欧美国家还将从构建福利社会、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金融扶贫等方面构建起农村防治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欧美国家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经验对中国新时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启发与借鉴价值。     

探索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到2020年我国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不等于消灭了贫困,自此,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就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面前。相对贫困相对于绝对贫困来讲,治理难度更大,治理时间更长,治理任务更艰巨,必须建立标准化、系列化的行之有效的的长效机制,以着眼未来的视野、实事求是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精神、持之以恒的作风、精细管理的方式,开展相对贫困的治理工作,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本文通过对贫困概念的研究,分析相对贫困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形成原因,提出了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文化韧性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已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农村扶贫从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贫困阶段。绝对贫困阶段注重物质帮扶,相对忽视精神贫困治理。农村居民受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环境影响,存续文化认知等层面的乡土性,返贫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在农村转型发展中缺乏强劲韧性,极易进入“贫困陷阱”循环。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探究文化韧性、个体行为和相对贫困状态三者关系,得出结论：文化韧性正向影响个体行为;个体行为负向影响相对贫困状态;文化韧性负向影响相对贫困状态;个体行为在文化韧性和相对贫困状态之间起中介作用。建议政府部门合理规划文化设施,增加资源供给;基层干部加强自我建设,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农民准确定位自身,主动提高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