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城市理念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基于网络城市模型,以城市首位度,城市群序位规模分布为参数,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特征.结构表明,长株潭城市群网络划分为5个节点等级,节点城市培育方向为将四级节点城市如宁乡、望城等发展成为三级节点城市如湘乡、浏阳等.从节点互补、交通优化、节点增长、城市协调等方面提出了长株潭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体系发展设想.该模型和设想对中等规模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体系的构建,合理规划中等规模城市群空间格局,加强城市间的协作以及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长株潭 “绿心”示范区规划构想

城市无序蔓延导致相邻城市之间存在大量社会、生态问题,而国际上普遍采用绿心模式作为应对策略。文章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交接处“绿心”示范区的研究,从多方面提出“绿心”示范区空间开发的优化策略,并提出 “一心一肺三组团”的“绿心”示范区用地空间布局模式。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

该文利用生态足迹的原理和模型计算了长株潭城市群2006年的生态足迹和土地生态承载力,结果发现,2006年长株潭城市群人均生态足迹大大超过其土地生态承载力,出现了生态赤字。从横向比较看,长株潭城市群的人均生态足迹超出全球和中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为适应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需要,必须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消费生态型的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研究

对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条件和演变阶段进行分析,通过节点、通道、网络、域面、等级、流等六大结构要素阐述了其演变规律与特征,即传统经济时代为低水平离散点状的空间结构,城市间的联系和互动较少,通道不完善,等级结构不明显,网络不健全,流动性水平较低;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计划空间,处于一种理性的计划均衡状态;转型经济时代是一种非均衡的、不断极化的空间,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和升级,城市的空间组织功能日益重要,各种空间通道快速建设和完善,等级结构日趋复杂,流动性激增.认为未来长株潭城市群将进入信息化、生态化、空间体系化和城乡一体化时代.     

长株潭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及对策

[目的]对长株潭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构建长株潭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长株潭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结果]在自然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方面,长株潭城市群综合得分别为0.143和0.214,长沙的综合得分最高（0.150和0.221）,其次为湘潭（0.142和0.219）,株洲得分最低（0.136和0.213）。在经济子系统方面,长株潭城市群得综合得分为0.216,长沙综合得分最高（0.247）,其次为株洲（0.201）,而湘潭得分最低（0.197）。在文化子系统方面,长株潭城市群的综合得分为0.078,在4个子系统中得分最低,这与权重较低有关;长沙与湘潭的得分最高,均为0.079,而株洲稍稍落后（0.077）。[结论]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较好的水平,总体发展势态良好。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旅游业发展程度.基于对长株潭城市群98家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梳理和定位,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地理分析方法,具体分析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表现为凝聚型分布,具有不平衡的特点,整体呈现中心集中、周边分散、小型组团的分布格局,分布最集聚区域为长沙中部开福区、天心区和芙蓉区的交界处;(2)市域尺度上,3市各设区市内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具有不均匀、不平衡分布的特征,其中,长沙市为随机型分布,株洲市与湘潭市则为凝聚型分布,在3市中长沙市景区的数量与质量均占明显的优势地位;(3)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经济产业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     

论长株潭城市群物流园区规划建设

合理的长株潭物流园区规划建设对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长株潭物流园区规划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经过数据分析,提出了长株潭城市群物流园区的合理选址、数量、规模与功能定位,从而减少城市交通与环境压力,节约园区土地使用,增强园区交通便利,提升园区规模与集聚辐射效应,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城市群一体化物流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驱动分析

为了进一步加强长株潭城市群的土地管理,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通过对长株潭1996²008年来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集中表现在耕地的减少与建设用地的增加;2、人口是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增加及交通用地的增加;3、政策是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的又一重要驱动力;4、土地合理利用要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参与,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可持续发展模式探析——以长沙市天心区为例

本文对地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示范区进行了初步研究,天心区通过生态示范区建设,创赢了生态城区建设两种模式,建立了以生态产业、生态环境与生态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经济-社会”城市复合生态体系。初步走上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轨道,为长株潭城市化与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范例。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管治体制的建立与创新研究

随着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长株潭城市群各级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区域性公共问题”日益凸现,而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也还存在制度性障碍,这都制约着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的有序、协调和规范推进,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协力解决。文章引入管治理论,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建立区域管治体制的必要性,试图构建一个适合长株潭城市群区域性公共问题的管治体制,并就这一体制的实现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     

露天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

以露天矿区为研究对象,评价矿区景观生态风险,并采用ESDA方法定量研究矿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以高风险区域为核心,由高到低呈环形包围特征.其中,高风险主要分布在矿业生产及城市生活区域,以土地破坏、压占及城市建设为主要风险来源;中等风险主要分布于自然、半自然功能区,以城市生活与农业生产为主要风险来源;低风险区域以林地、荒草地等植被覆盖区域为主,但大面积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导致该区域生态基底较差、环境脆弱,加之露天煤矿作业频繁,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堪忧.同时,不同功能区的风险高低排序(人工区＞半自然区＞自然区)特征符合常规的区域生态风险等级差异规律.此外,基于ESDA分析矿区景观生态风险,其空间自相关性高达0.7521,风险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而对比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发现,景观干扰度是高、低风险区域的主要驱动因子;而景观脆弱度则是中等风险区域的驱动因子;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对矿区环境管理和风险决策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基于GWR模型的成渝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目的】对成渝城市群自然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有助于规划者从宏观尺度上掌握其自然资源存量情况与发展趋势,合理拟定成渝城市群规划建设策略,从而推动我国西部大开发平台建设。【方法】选择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144个市、县、区作为研究单元,通过当量因子法量化其生态系统服务,建立"自然-社会"驱动因子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筛选具有显著相关性的驱动因子,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构建回归模型,研究成渝城市群自然社会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作用。【结果】(1)成渝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劣化趋势显著,1995-2015年间(1995、2000、2005、2010、2015年,共5期)成渝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3 470.53亿、3 464.08亿、3 452.43亿、3 438.02亿和3 423.92亿元,分别比前一期下降6.45亿、11.65亿、14.40亿和14.10亿元;(2)成渝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以成都、重庆两处核心城市中心区与缙云-中梁山脉中心区呈现显著区域化分布特征,全域超过90.38%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均处于下降趋势;(...     

延安生态绿地空间体系构建探析

延安生态体系存在生态要素保护压力增大、生态空间利用矛盾突出等问题,该研究以加强区域生态资源管制、引导城市空间有序拓展、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构建稳定的生态安全格局及创建适宜居住和适宜创业的城市环境为指导思想,遵循生态优先原则、景观连续性原则、多样化原则、格局优化原则及可持续性原则,通过对延安生态资源分布的特征分析,结合延安城市建设空间拓展的规律,构建"环—楔—网"的网络化生态绿地空间模式,旨在构建一个山水资源等生态要素保护全面,生态保育、恢复和建设并举的,空间体系完整、生态分区明确、景观特色显著的生态网络体系。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节约型城镇绿地系统规划研究

分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环境、生态问题,介绍了城市绿地系统景观生态结构优良、历史人文特色鲜明、自然景观资源多样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阐述了节约型城镇绿地系统规划的演变历史、整体空间结构层次、节约理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节约型城镇绿地系统评价体系的构建,指出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绿地系统节约性评价应统筹考虑复合价值影响因子及定性评价因子的相关关系。分析了定量评价指标与定性评价措施,以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构筑了客观、准确的节约型城镇绿地系统评价体系,以期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改善,充分体现节约型绿地系统规划理念。     

基于PLSR模型的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研究（1992—2016年）

目的由城市绿地、农田、林地、湿地和水域构成的绿色空间对于保障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宜人和居住舒适，以及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清其景观动态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指导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合理规划以提升其大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北京市中心城为研究范围，选取1992、2000、2008、2016年4个时间节点进行绿色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研究，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探究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结果社会经济因素与各地类面积演变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常住人口、建设用地面积4项影响因子对各地类面积演变的变量投影重要性VIP值均大于1；自然因素中影响各地类斑块类型面积指数演变的变量投影重要性VIP值均小于1。结论社会经济是北京市中心城绿色空间演变的直接驱动力，人口规模的增加、地区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导致绿色空间演变的重要因素，而自然因素对绿色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相对静态，且不如社会经济因素明显。本研究科学合理地阐明了影响绿色空间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制定合理科学的绿地发展、保护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南京市域绿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市域绿地不仅是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郊游憩的重要承载空间和约束城市无限蔓延的结构性空间。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大城市,南京市域绿地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南京市域绿地动态景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南京绿地空间结构优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方法  选取2000、2005、2010、2015、2020年5个时间节点的南京市土地覆盖数据,运用动态度计算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南京市域绿地格局时空演变规律,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PLSR)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对绿地格局演变的影响作用。  结果  2000—2020年,南京市域绿地面积整体上呈先减后增的状态。2000—2005年,南京市域绿地斑块趋于整体化,绿地景观破碎度有所缓和。2005年后市域绿地规模有所增加,但破碎化趋势明显,整体景观连接度也持续降低。回归模型显示:社会经济因素中产业结构比例以及建成区绿化面积和市域绿地格局变化有较大关联性,自然因素作用力大小存在差异。  结论  南京市域绿地规模总体有所增加,格局破碎化趋势明显。社会经济影响因子是市域绿地空间格局演变的直接影响力,自然因素多对绿地格局呈限制作用,亟需加强针对区域绿地的系统性规划。图5表6参29     

基于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的多情景交通用地需求预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为探索科学预测区域交通用地需求的合理途径,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交通用地规模的划定,拟通过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识别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在预测其远景交通用地需求规模的同时,基于城市群发展的阶段特征选取典型城市群样本设置3类情景,对不同情景下的交通用地需求分别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和劳动力资源禀赋是当前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用地需求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2)通过系统仿真试验对比不同方法的交通用地需求预测结果,可以发现基于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方法精度较高,误差较小,该预测方法对于区域交通用地规模的预测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预测得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2020和2030年交通用地需求分别为31.22万和49.07万hm2。3)不同情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用地需求预测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底线情景可作为划定交通用地规模的底限,一般情景可作为基准,极限情景可作为红线,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用地合理规模应以基准为参考,介于底线和红线之间。     

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两型社会"的构建,集约利用城镇建设用地已成为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进程的内在要求。经查阅相关文献,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相关实际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相关数学模型,最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综合评价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状况。     

京津冀都市圈生态休闲农业的功能定位及关键问题探析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围绕环境、社会、经济和空间4个维度阐明了生态休闲农业的功能定位体系,从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产业集聚和品牌创建等方面透视了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发展生态休闲农业,促进区域分工合作,推进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快速城市化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结构特征与调控机制

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生态影响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也深受影响,其景观结构和生态功能受到影响.该文目的是通过对城市生态设施景观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的分析,研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调控方法,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该文主要分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快速城市化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空间破碎化、景观粒度、人工影响与景观不稳定性、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格局和景观连通性等结构特征,并分析了快速城市化下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景观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结果显示快速城市化地区基础生态设施表现出高度破碎化、高度人工化和生态不稳定性、低生态服务功能、低景观连通度等特征,并从城市中心向郊区和城市化区域呈梯度差异分布.而区域自然环境资源分布特征、区域管理政策、交通系统和历史文化因素是影响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设施结构特征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些分析,进一步提出生态系统压力与承载力评估、生态适宜性评价、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估量,以及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分析为基础的多尺度综合调控机制.运用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功能原理,综合研究城市化条件下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布局与生态学功能之间的关系及优化调整机制,为城市生态建设与城市规划提供科学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