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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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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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论宋词的理学意蕴——以稼轩词为例

宋代中后期,朱熹、张栻等各立门户,理学呈现出鼎盛局面。理学逐渐成为宋代文化的主流思潮,与儒释佛并称,发展到南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随着理学逐渐发展,文人思想活跃,学派分立,传统儒学趋向于哲学,各种文学染上了较为普遍的理性色彩。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对辛弃疾产生重大影响,在稼轩词词学创作过程中,包含了对理学思想的从初期接受到后期继承,将理学意蕴逐渐纳入词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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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论《文子》的礼学思想

《文子》具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及礼的弊端、制礼的原则等都有独到的思考，其礼学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是先秦道家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产物，其本质在谦和敬。礼与德、仁、义一起构成圣人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四种手段，但道德是本，礼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仅及于一乡的范围。末世不可缺少礼，但礼破坏了人美好淳朴的天然本性，礼的出现带来了诈伪。制礼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的原则，因人情而制，因时变而制。     

论新儒学对农村新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向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宋明新儒学作为国民心理结构的重要奠基，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和生活。借鉴和弘扬新儒学中的“克己复礼”、“格物致知”和“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将对现代农村和农民的道德生活、科学理性以及社会关系建设，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受到林之奇、汪应辰、胡宪及朱熹、张木式、陆九渊、陈亮等众多师友的影响。在南宋儒学诸派中,吕祖谦之学调和众学,不主一家,主张经史并重,强调务实致用,具有鲜明的特点。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荀子“礼、法”思想探析

荀子是中国先秦时期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博采众家学说之长,创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在法律思想方面,他率先提出了"礼、法"思想,开创了"礼、法"一体论的先河,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模式,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探讨荀子的"礼、法"思想,对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

张栻、魏了翁具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求实求理 ,重躬行践履 ,对欲、利的肯定 ,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等方面。并且 ,张、魏了翁作为蜀籍学者 ,又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 ,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 ,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实学与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从经典诠释管窥王船山厚德隆礼的家风情愫

船山思想多是对六经开生面而形成，从船山对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管窥其家风思想：船山家风思想强调修德立己，以礼处世。特征为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德性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其逻辑理路表现为由德而礼、由内而外。在家风培育方面，王夫之更是强化人之道德品质，强调从礼教入手，借助德化、礼教培育家风。     

百泉轩

位于书院讲堂右侧,乃“书院绝佳之境”。朱熹、张栻曾寓居于此,“昼而燕坐,夜而棲宿”。张栻有诗云:“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清代山长罗典,在百泉轩南向空地上,凿池建亭,栽花种竹,形成书院后四景:曲涧鸣     

《荀子》音乐教化思想实质及价值

荀子为儒学大师，主张性恶论，力推人文教化，尤其重音乐教化，试图借助音乐等艺术作品来打造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氛围，尊礼崇礼，使人的尊贵得以凸显，人禽有别。同时，他认为人人经过自身的修为都可以成为善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自己的把控。这些观点对于推行人文教化大有启示：即要重视音乐等艺术作品及良好文化氛围对人的熏陶与“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重养人之情、养人之欲观点在当下对于制定规范措施有借鉴的价值。     

论李光地的礼学思想

李光地礼学在继承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社会形势,合于人情,同时保存古礼精神,回归“缘情制礼”、“礼以义起”的礼学思维。李光地不仅阐发“礼义”,而且注重礼器之用,这表现在他的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中,由此真正将“天道性命”落到了实处。这样,李光地礼学兼顾了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孺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孺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孺，进步强化孺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从孟子升格看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肇端于中唐时期,完成于南宋末的“孟子升格运动”,与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以抬升孟子地位为基轴,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学术旨趣由宗法伦理向心性论的转移;通过义疏之学融摄佛教思想于无形,重构其心性本体论;受佛教法统说的影响而提出自己的道统说;接续孟子成圣之说,并吸纳佛教佛性理论发展了自己的圣人观,开出与佛教相匹敌的终极关怀思想,最终形成了熔儒释道思想于一炉的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