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食品安全规制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规制过程中涉及政府部门、生产者和经营者、行业组织、消费者等多个主体。不同的主体在食品安全治理目标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建立社会共治体系,发挥共治主体的合力。鉴于此,本文通过美国、欧盟食品安全规制的社会共治体系的法律依据和治理主体的职权,分析两个国家和地区在食品安全共治体系上的差异和相同点。进而得出,中国需要发挥政府部门治理主体的合力、推进共治法律体系的规制效应以及引导社会共治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     

农村社区“微治理”的运行机制与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空间。目前，部分农村社区已展开“微治理”的实践探索，其运行机制主要包括4个方面：党政部门牵引式凝聚合力、治理空间下沉式缩微规模、多元主体横向式协作行动和制度确权精准式满足需求。为完善农村社区“微治理”模式，本文探讨了农村社区“微治理”的改善路径，即培育“微组织”凝聚多元共治新合力、激活“微空间”激发基层阵地新活力、统筹“微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新效力、打造“微产业”重塑基层治理新动力。     

“三治融合”对提升拉萨市农牧区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随着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对以乡村治理能力发展为重点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需求日益迫切。以拉萨市农牧区为例，阐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农牧区治理能力的理论逻辑，概括分析“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提升拉萨市农牧区乡村治理能力的现实逻辑，探究建立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制约因素及形成原因，最后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构建路径探析——基于山东省M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创新探索。M村通过挖掘村内老人资源激活乡村自治，村内外德治、法治协同联动，以机制创新实现三个维度的互动贯通，实现村庄立体式治理。M村以“三治”融合作为乡村治理抓手，“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治理机制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借鉴，也为进一步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样本。     

乡村振兴视阈下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路径探寻

“三治融合”是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下的伟大实践，在党建引领下，健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其内部的弥合机制、统筹机制、支撑机制又不断推动“三治融合”向纵深发展。面对乡村治理暴露出的新问题，加强党建与多元主体的联结体系、营造“互联网+党建”的发展治理模式、密切党建与“三治融合”的共生关系，能够提供方向动力。     

南宁市新型农村社区“三建五治六共”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是农村社区摆脱传统思维，迈向城市社区的重要一步。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中，南宁市良庆区邕乐村构建“三建五治六共”的治理模式，实行党建、群建、社建的“三建”联创，形成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五治”协同，打造共转、共创、共治、共商、共建、共享的“六共”体系，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缺乏全程化和个性化指导、与实践教育的结合程度不够等问题。将“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相结合，坚持全员参与，形成育人合力；坚持全过程指导，形成育人连续性；坚持全方位配合，构建全面育人环境，是新时代高职院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要实施路径，对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双碳”目标愿景下城乡生态融合治理的发展路径研究

生态治理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推动城乡生态融合治理不仅是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切入点。城乡生态融合治理与“双碳”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耦合的内在逻辑关系，“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城乡生态融合治理提供时代契机，而城乡生态融合治理也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保障。然而，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制约，城乡生态融合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生态共治理念的认知异化、生态政策制度的非平等化、生态环境资源的分配失衡以及生态治理主体的功能缺失等现实困境。因此，需从共治理念的宣传培育、政策制度的正义安排、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等方面来推动城乡生态治理的融合共生。     

大数据驱动农村社区应急治理：制约因素、体系构建、实现路径

当前农村社区应急治理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和谐发展的短板,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大数据驱动农村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存在法律制度缺位、组织运行僵化和技术发展滞后等制约因素。为满足日趋复杂的应急治理需求,从法制保障、组织支撑、技术赋能3个方面构建大数据驱动农村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并提出加强制度设计、推进多元共治和创新科学技术等实现路径。     

“村改居”社区的治理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以广州CS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优化社区治理模式,是实现社区和谐稳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以广州CS社区为例,深入了解村改居社区的基本特征和治理现状,明晰社区各治理主体的职能和权责关系,探讨多元共治下村改居社区的治理机制,从搭建多元共治平台、建立应急机制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范式。     

新时代我国农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探析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事关执政党根基的巩固、社会和谐稳定和农民切身利益。本文分析了打造农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时代意义及逻辑内涵，提出打造农村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即加强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推进新时代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     

多元共治视角下农村水环境治理路径研究

在分析多元共治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契合性、农村水环境多元共治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剖析农村水环境多元共治面临的共治目标差异化、多元主体责任缺位以及共治运行机制僵化的困境,并由此从明晰多元共治目标、明确多元主体职责、优化共治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推动农村水环境治理进程及改善农村水环境.     

农村高价彩礼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以辽宁省部分农村地区为例

为全面了解辽宁省农村彩礼的实际状况，通过对辽宁省部分乡村彩礼的实地调查与相关法律诉讼案例研究，分析了辽宁省农村高价彩礼的现状。结果表明，辽宁省农村彩礼的金额呈急剧上升态势，已经严重偏离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制约了乡风文明建设的进程，还成为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绊脚石”，高价彩礼成为农村地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治理农村高价彩礼问题政府要主导，党员干部要垂范；政府要制定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为高价彩礼设定“指导线”，为解决高价彩礼问题亮出“金刚钻”，还要加强对农村关键少数的管理。通过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改“堵”为“疏”，形成多元共治新格局。     

“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应有之义。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存在自治程度低、法治不规范以及德治观念旧等问题，面临着治理主体欠缺、基层组织无力以及治理体系失灵等现实困境，针对以上问题，“三治融合”理念的提出势在必行，必须要鼓励主体自觉行动、推进“三治”紧密融合以及构建“三治”有效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发组建的互助性组织嵌入到乡村治理中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理论基础及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农民合作社自身的内在条件决定了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是必然趋势。分析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方式，从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困境着手，提出通过强化农村合作社自身建设、构建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等方式完善农民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一步促进农民合作社有效嵌入乡村治理的良性乡村“多元共治”治理结构的形成，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     

“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三治融合”模式下移风易俗工作创新探索

移风易俗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关键在于运用高效、科学的乡村治理手段。在移风易俗工作中创新引入“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方法,通过鼓励群众参与自治、加快制定法律法规、打造专属德治品牌、明晰“三治”内在联系和聚合多元治理主体等措施,发挥“三治”在移风易俗工作中的最大效能,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的善治局面。     

荆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研究

目前,荆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村“脏乱差”整治、河湖“清四乱”、农村生态治理等方面已初见成效,但是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存在部门权责不清晰、“重建轻养”、村民自治意识不强、保洁体系不健全、农村特有风貌流失等突出问题,制约着荆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的提升。对此,提出了健全治理权责机制、发动村民共建共治、坚持因地因时制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聚焦聚力资金保障等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数字治理新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数字化转型既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单向性进行解构,也消解了乡村社 会中信息传播的局限。从“管”到“治”,由传统以行政治理为主向多元共治转变;从简单被动地满足农民需求转向主动 服务农民。不过,数字乡村治理也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正负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分析数字乡村治理的 “四共”（信息共享、主体共建、行动共治、成果共享）及“四性”（适应性、匹配性、包容性、参与性）,并据此提出四项针对 性意见,借此优化乡村数字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乡村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数字技术通过对乡村治理进行“互联化”下的结构赋能、“数据化”下的资源赋能、“全民化”下的思想赋能,助推乡村治理实现现代化发展。然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面临着多元协同共治效果不佳、数字治理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数字化建设人才匮乏、技术支配引发数字伦理问题等现实困境。为有效摆脱这些困境,建议采取如下措施：着力提升治理主体的数字素养,完善多元协同共治格局;加强技术赋能的顶层设计,完善乡村数字治理制度保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数字技术与乡土民情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