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的金融素养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内蒙古农村牧区的调研

提升农牧民的金融素养可以降低农牧户家庭非理性投资的概率，能更好发挥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农村牧区的作用，促进农村牧区金融环境的融资主体不断实现自我优化，最终推动农牧户的持续增收和农村牧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内蒙古农村牧区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从金融知识、金融能力和金融态度三个方面测评了农牧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农牧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牧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不高，均值是66.5分。从分组情况看，29.4%的农牧户金融素养得分小于60分，只有21.4%的农牧户金融素养得分大于80分。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资本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牧民金融素养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牧民所在村的贷款违约现象和户主年龄等对农牧民金融素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针对农牧民金融素养偏低的现实，通过加强对农牧民的金融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农牧民金融素养至关重要。此外，拓宽村级信息交流渠道，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扩大村民的社交范围，发挥好社会资本在提高农牧民金融素养水平中的作用。     

金融素养对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金融素养则是影响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2SLS模型分析居民金融素养指数,探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大部分居民家庭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居民金融素养的均值与居民家庭总收入均呈上升趋势。金融素养对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对家庭转移性收入存在负面影响。本文进一步细分家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后,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救济性转移收入存在显著负向作用,对养老金收入存在显著正向作用。金融素养对家庭投资获利收入与非投资获利收入都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但金融素养会通过农村户口和城镇居民年龄的影响进而制约居民家庭投资获利收入的提高。因此,政府要加大金融通识教育,提高居民金融素养;要加大金融立法和监管力度,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     

大学学杂费水平对家庭消费的挤占效应——基于中国农村家庭数据的分析

介绍了大学学杂费水平与农村家庭收入情况,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高额大学学杂费支出对农村家庭其他消费的挤占效应。实证分析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农村家庭高等教育学杂费支出对家庭消费都存在挤占效应,只是长期挤占效应要明显强于短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消费现状及对策 ——以宁阳县为例

自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宁阳县的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家庭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善了,农民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生存性消费已然获得了满足,发展性消费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已开始显示出其重要位置,国家和企业正在开发这一巨大的潜力消费市场。本文以宁阳县农村家庭为例,研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目的是给其他地区农村家庭消费提供参考建议,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家庭消费问题,实现我国农村家庭的合理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消费现状及对策——以宁阳县为例宁通(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昆明650201)

自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宁阳县的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家庭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善了,农民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生存性消费已然获得了满足,发展性消费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已开始显示出其重要位置,国家和企业正在开发这一巨大的潜力消费市场。本文以宁阳县农村家庭为例,研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目的是给其他地区农村家庭消费提供参考建议,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家庭消费问题,实现我国农村家庭的合理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农村家庭对互联网金融的意愿现状及对策分析——以山西省晋中市为例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农村家庭选择互联网金融的意愿也发生了改变。以2017年山西省晋中市204户农村家庭金融数据为依托,分析不同年龄段、家庭收入、家庭融资偏好等变量与农村家庭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基于农村家庭对互联网金融认知的差异性和其获取互联网金融相关信息的异质性,结合农村家庭状况具体分析,提出了加强农村贫困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有针对性的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和发挥金融机构在普及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关键作用的政策建议。     

农户信贷约束问题: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比较——基于新疆的451份问卷

基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51份农户调研问卷进行计量分析,检验户主特征、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对比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文化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总收入、是否存在正规金融机构网点、离正规金融网点的距离对农户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约束均有影响;耕地面积仅对农户正规信贷约束有影响;农业收入占比、是否存在非正规借贷组织仅对农户非正规信贷有影响。据此,提出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经营体制,增强区域正规农村金融供给,鼓励民间金融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金融知识对农户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522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江苏省522个农户样本数据,在衡量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建立Logit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知识对农户金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知识会显著影响农户的银行账户持有行为、借贷行为、保险行为及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农户,持有活期存款账户的比例越高、更少地参与借贷;同时,金融知识的提高还能促进农户购买保险和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提出加强农村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知识水平来引导其有效参与金融市场。     

广东省城镇居民鲜乳品消费市场展望——基于双栏式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双栏式模型对城镇居民户内鲜乳品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和鲜乳品价格对城镇居民鲜乳品消费的参与决策和支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饲料粮（如豆粕）价格的高低、家庭是否有老人或小孩以及是否有冰箱等也是影响鲜乳品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城镇居民户内鲜乳品消费量与鸡蛋价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家庭鲜乳品消费支出比重也就越大;受“三鹿奶粉事件”影响,广东省城镇居民户内鲜乳品消费量逐年减少。因此,有必要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3个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扩大鲜乳品消费。     

农户家庭因素对水稻生产新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对江苏省3个水稻生产大县(市)290个农户的调研

调查分析江苏省兴化市钓鱼镇、高邮市周巷镇和东海县平明镇的290个农户家庭因素与水稻新技术采用情况。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技术采用率呈负相关,户主受教育年限与技术采用率呈正相关;家庭水稻种植面积越大,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可能性越大,家庭人口对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技术采用率与收入关系呈“∩“型关系。     

农民就业行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退出生猪散养农户的调查

基于四川省399份退出生猪散养农户的微观样本数据,通过建立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散养农户退出后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与选择"务工为主"相比,健康状况对农户从事其他行业有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对户主选择只从事种植业有显著负影响;性别对户主选择自营业有显著负影响;家庭规模对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种植业+养殖业)和失业有正影响,对户主从事自营业有显著负影响;退出前家庭总收入对户主从事养殖业和只从事种植业有显著正影响;当前家庭总收入对户主从事养殖业和自营业有显著正影响;家庭收入非农占比对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有显著负影响;到县城和乡镇的距离对户主从事养殖业和只从事种植业有负影响;地形仅对户主从事自营业为主存在显著负影响;退出时间对农户选择只从事种植业、自营业为主有显著正影响。基于有关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拓展农民非农就业渠道,逐步实现用"知识经济"替代"肌肉经济";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充分利用当地农村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户提高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对于因自身健康和年龄因素而面临失业的农户应进行适当扶持,给予适当照顾。     

非农就业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吗?——基于收入与偏好效应理论的实证检验

为了回答非农就业是否能够释放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的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综合运用OLS、分位数回归与中介效应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占比,这一结论在利用"是否有工资性收入"替换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系数随着家庭纯收入的上升而明显递增且始终显著为正,此外,影响效应呈现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稍差的差异化格局.(3)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会通过家庭收入增加与社会资本积累的中介作用实现.     

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成效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高;参保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于低收入组农村家庭,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更明显。这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在精准识别和保障弱势群体方面具有较高的精准度,能够防止农村家庭返贫。     

贫穷家庭倾向于更少的教育支出么? ——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临界值的断点回归设计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兼具消费与投资特征,拥有消费特征的教育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支出将会增加,但是拥有投资特征的教育可能会使教育变成"必需品",意味着收入的提高将不会显著增加教育支出。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家庭教育支出和家庭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与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临界值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表明贫穷家庭并非倾向于更少的教育支出,虽然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相关关系存在,但是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农户金融市场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3238家农户的调查

【目的】分析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方法】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划分为无风险型和风险型,利用Logit方法对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家庭变量的作用有不同表现。【结论】①家庭收入、家庭财富、人力资本和风险态度对农户金融市场参与概率有显著影响;②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性别和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显著影响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意愿;③婚姻状况和家庭规模对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     

农户家庭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基于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

基于农户的借贷行为,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1986—2009年的数据对农户家庭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耕地面积、是否村干部家庭以及文化程度对农户的借贷活动起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务农生产经营活动、家庭人均年收入、非农收入、非正规借款额度和年末手持现金对农户借贷发生率起着负向影响。对此,应加速农地流转改革,扩大农户的耕地面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降低准入门槛,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转型,以更好地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临夏州和政县农户金融需求调查及分析

利用实际调研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劳动人口数对农户家庭人均年支出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家庭年均收入不同,农户生活质量不同,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也不同:伴随着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农户的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但农户的金融需求依旧没有下降。说明不同的生活质量带来的金融产品需求也是不同的。     

农村社会保障、金融抑制与农户土地流转

采用CFPS微观数据库中3159户农户家庭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社会保障、金融抑制对农户土地流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户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大;金融抑制降低了农户租出土地的概率。家庭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多、土地价值越高的农户家庭租出土地的可能性越小。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农户租出土地的概率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关系。     

农民家庭收入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疆乌鲁木齐县农村家庭调查

为了分析农民家庭收入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通过农村家庭问卷调查,首先对于农民家庭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进行简要分析,然后利用交叉表的方法对农民家庭收入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教育投资对于农民家庭收入具有依存关系;在"下"和"上"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收入与农村教育投资呈现"逆反"效应;在"中"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收入与农村教育投资呈现正相关,并且对农村教育投资的方式选择多样化。     

农业补贴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双创”背景下,农村家庭创业对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农业补贴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和路径机制。结果表明:农业补贴会显著抑制农村家庭创业,相较于雇主型创业,对自雇型创业的抑制作用更大;从差异性分析来看,农业补贴会明显降低弱社会网络和粮食主产区家庭创业的概率;从区域差异性来看,西部地区的农业补贴对创业的抑制作用最明显,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弱。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农业补贴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抑制土地流出、促进土地流入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改变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从而削弱农村家庭创业的意愿。据此,本文提出应逐步由普惠型农业补贴向差异化补贴转变,鼓励年轻人参与创业;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缓解信贷约束;共享社会网络资源,实现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循环,以此提升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