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治理、回流精英与创新模式——以福建省CA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乡村改革的基石,科学的治理模式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侨乡因在"侨"的作用下而具有特殊性,治理模式也具有独特性,存在多元治理主体:村干部、华侨精英及经济能人、村民及自治组织。在运作的过程中,村干部的权力被分解,华侨精英因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而在参与村庄事务管理中占有决策力量;村民及自治组织的参与使得公民在政治参与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创新治理模式使得CA村在多方面治理成果显著,治理经验对其他乡村具有借鉴意义。     

女性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特征、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乡村治理中女性村干部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为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上虞区29位女性村干部的调研发现:女性村干部在治村目标上更注重村庄稳定,在治村手段上以引导、劝导为主,治村绩效上优劣势明显,同时性别偏见、自身能力不足、政府政策模糊等影响女性村干部治村绩效。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得出有效提升女性村干部的治村绩效需要制度保证、氛围营造、自身修炼。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策略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部分。但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中存在积极性不高、受传统观念限制、制度不完善、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权力划分模糊等问题。为有效改善上述问题,探索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行方向,需要采取如下措施：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转变村民和基层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理念,完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明确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职责。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治村派"模式探析

针对我国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化倾向、村干部角色尴尬等困境,而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落实的现状,作者深入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要实现真正的乡村治理,就应该实行"乡治村派"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将村级组织变为乡镇的派出机构以实行村政,同时进行乡镇长直选,实行乡镇自治。     

北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需求和意愿分析——以房山区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生活品质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工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是整项治理工作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需求强烈,但参与意愿不够强,主要原因是村民个体认知能力低和村干部引导互动少。基于此,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个体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基于甘肃省永登县民乐乡的调查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乡村振兴成为当前的重要国家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手段。本文分析了永登县民乐乡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存在治理主体单一、乡村治理手段单一、治理方法不合理、村干部和村民文化素质较低、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较低等问题并提出了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科学化、激发村民积极性和提高村民参与度等对策建议,旨在提高当地乡村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振兴。     

我国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基于乡村振兴视角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乡村经济凋零、衰落现象突出。为应对乡村经济落后衰退现象,十九大提出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我国乡村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模型测算2015年我国乡村发展水平;通过Moran’s I指数对我国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关联格局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东中西部乡村发展水平不平衡,地区乡村发展差异大;东部乡村治理效果均不理想,除以京津、江浙沪为中心外,东部其他地区乡村文明程度低;中部地区乡村文娱活动不丰富、村民经济水平低;西部少数民族产业生产力普遍较低、村民生活经济条件差,尤其以广西、云贵为中心地区村民经济水平、产业发展程度最低。我国乡村发展水平具有空间相关性特征,江浙沪、京津形成两个显著的乡村发展水平高值增长极,为我国乡村发展水平的"热点区",云贵、广西地区为我国乡村发展水平的"冷点区"。     

基于调查分析的新疆乡村治理绩效初探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满意度分析和因子分析,对新疆乡村治理农民满意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干部和村民对目前乡村治理的满意度的排序相似,且村干部的满意度高于村民;村干部对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特色产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村民收入等经济发展因子的重视程度高于村民,对于群关系、村务公开、一事一议制度、村干部选举的公开公正性等政治文化参与因子的重视程度低于村民。在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新疆乡村治理绩效的对策和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崇信县农村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甘肃省崇信县坚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统揽,大力培育生态养殖和优质果菜产业,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促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崇信县应始终坚持产业靠实到村,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发展根基;集体增收到村,全面拓宽乡村振兴致富道路;文明实践到村,全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致富帮培到户,聚力拓展乡村振兴增收渠道;矛盾化解到户,持续巩固乡村振兴发展成效;环境治理到户,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村容村貌;深化改革到户,着力激活乡村振兴创新动力。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村关系的矛盾及其协调对策研究——以X县为例

在30多年的治理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其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失调阻碍着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村民自治理论以及"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为视角,得出乡-村关系之间的冲突形式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财政矛盾、资源分配矛盾,政治领域的行政干预矛盾、指标任务矛盾以及社会管理领域的乡-村建设规划矛盾。并分析了其法律缺位、民众素质、民主监督缺失、体制压力四个方面的原因,提出了构建政府服务体系,健全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强化民主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创新治理模式等协调优化对策。     

乡风文明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价值研究

乡风文明属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梳理传统社会中的乡风表现特征,明确乡风在传统社会乡治中的价值,有助于正确认识乡风文明在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方面建立认同感,从而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理论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边境地区达曼村乡村治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边境地区是我国与毗邻国家发展的纽带,是民族聚集生活地区,同时也是国家行政与司法管辖的“真空地带”,只有坚持建立健全边境地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边境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服务、生态5个方面构建边境地区达曼村乡村治理的定量评价体系,为边境地区达曼村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     

新时期浙江“五位一体”乡村治理效能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同治理的交汇融合。"十三五"时期,浙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五位一体"乡村治理效能,展现了"重要窗口"的实践伟力,同时也显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十四五"时期,浙江应从数字经济"补短板"、政治治理"固根基"、文化建设"上水平"、社会主体"增后劲"、生态发展"调机制"出发,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会治理矛盾问题的产生逻辑与策略——基于东北诸村的实地调研

矛盾冲突是农村社会治理的症结，化解农村治理矛盾是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对东北诸村实地调研发现，治理活动中的冲突按主体分成基层政府与村民、村委会与村民、基层政府与村委会3类，包含现实与非现实冲突。这些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转机，其发生逻辑与治理责任的运动有关。村委会治理责任的“失位”让基层政府承担了“错位”责任，引发各类治理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责任入手，厘清治理责任，用党建引领治理责任的履行，并在外部构建保障机制，共同推动治理责任“归位”,常态化解治理矛盾冲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治理中村干部职业化问题探究——以H省S乡为例

作为国家与村民之间重要联结的村干部,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村干部职业化作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式,在全国许多地区得到推行。村干部职业化并非简单的好与坏、可行与不可行问题,应当在分析其利弊的基础上,加以客观认识。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论分析

注重开展"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是推进当前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系,也是满足乡村振兴目标的关键工作。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注重夯实自治工作、准守法治底线、建立德治支撑。进一步促进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科学开展,并对村干部工作体系进行创新,由此能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因此,在乡村治理工作当中,应注重"三治合一"的建设要求,针对中国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建设策略,进而为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研究——以X、Y、Z村为例

该研究以云南省3个边境村——X、Y、Z村为例，通过文献搜索和实地调研方法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现状，并提出关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思考。研究发现：3个村的农业产业具有独特性，基础很好且成规模，给村民带来了较好的收入；3个村的生态环境良好，村民对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的满意度较高。为进一步推进这3个村的发展，也为云南省其他边境村和我国其他边疆省份边境村的发展提供参考，提出要加强党和政府的引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特色产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户经营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引育并举，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多措并举调整产业结构 助力乡村振兴

<正>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文章从县域资源实际出发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生态宜居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只有保护好农村人居环境,乡村才能可持续发展;乡风文明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承农耕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安定团结、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构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共治的局面,着力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民族乡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问题探析

民族乡行政区划改革是乡村政治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催生的产物,也是民族地区乡镇建制在身份权力和制度安排上的一次变革。改革主要采用镇建制对政府进行重组,在城镇化过程中促使被撤销的民族乡随着行政中心的撤离,完成民族乡身份变迁。但各自认同归属的行政区域合并后,村(居)民对新政府的集体记忆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与培养,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难题。因此,合理化解城镇化与乡建制之间的矛盾,维护乡镇行政区划改革中的空间正义,提高乡镇行政区划改革后的治理绩效,是民族乡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考量的现实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空心村问题的多维审视及治理对策——基于苏北刘村的个案考察

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带来了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后乡土时代,农村社会日渐凋敝,空心村现象越来越普遍。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出发,通过查阅苏北刘村的档案资料和对部分村干部与村民的深度访谈发现,空心村表现出全面"空心化"的困境,具体体现在地理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政治空心化、文化空心化5方面。空心村问题的形成是土地监管不严、人口流动加剧、招商引资困难、治理能力低下、良风美俗销蚀这5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刘村的实践为空心村问题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根据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可以从集中居住、政策扶持、土地流转、合作共治、文化复兴等5个方面综合发力,把空心村转变为实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