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主要有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等四种类型。清代各类型书院在办学宗旨上都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具体教学制度也充分体现道德教育功能。这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诸多的启示:要注重发挥我国传统经典文献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思想道德教育和知识能力培养同样重要;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者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注重发挥礼仪仪式和规章制度的德育功能。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八股应试教育：清代书院改革的主要指向

随着科举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的弊端日渐暴露，书院片面强调八股文教学的现象受到猛烈的抨击。有的书院将实学和西学引入书院，试图改变书院的教学内容，但却收效甚微。直至慈禧太后延续戊戌维新的科举改革措施，废除八股文，使片面强调八股文教学的书院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最终被清廷宣布改制为新式学堂。因此，对八股取士的批评推动了书院的改革，八股文的废止则直接推动了书院的改制。     

科举制是古代书院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探索了科举制与书院发展的历程,认为科举与书院共生、共存、共兴、共衰。科举对士子求学的刺激、中国古代重考不重教的政策、科举考试的政治性、权威性、统一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的科举化保证了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传递了主流文化,并保证了教学水平。对书院大师也受科举制约的历史现象作了几点思考。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演化动态博弈分析

清代士子一旦中举,即失去了原有的官学学生资格,但举人仍有读书应试之需。于是,至清代晚期,各地出现由官府创建的专课举人的书院,专门招收举人,开展应试教育。与此不同,有的书院则兼课举人,并由官府设立孝廉课,专课举人。从总体上而言,专课举人和兼课举人的书院以培养生徒参加会试、殿试为目的,不仅在考课时模拟会试、殿试,而且在经费的投入、对考课的重视程度上,都超过了同一地区的其他书院,使肄业于书院的举人在竞争激烈的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几率明显提高。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基于贝叶斯MSSV-ST金融波动模型的股市特征及机制转移性研究

历史上书院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除授受儒家学说的教学型书院外,佛道的宗教书院、官员休憩的园林书院、宗族的祠堂书院等以不同形式存在。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因社会向慕、威权压力和书院的民间性等原因而发生。认识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对从整体上把握书院发展史,认识书院文化形成的多元取向,形成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或有帮助。     

分析朝鲜书院的展开过程当中出现的士林系书院观

在朝鲜16世纪开始的士林书院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打压,士林系书院观发生了由原先的讲学转到研究学问再到重视祭祀的变化。到18世纪,书院的讲学功能逐渐丧失,而祭享成为其主要功能。     

脱中入西,面向世界——谈中国近代书院教育发展变迁的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变迁的意义,就必须完整地了解剧变(鸦片战争)前的书院发展及清廷政策与教育内涵。清廷藉由禁设书院和转化书院等手段,使书院丧失了成立的精神而趋于官学化,这也导致了书院教育的覆亡。而民办书院对书院精神的提倡,是保存和发扬书院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也对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日本书院"的研究现状与课题

分析了“日本书院”的教育特征,无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学习,是为了教育,认为藩校、乡校、塾、诗子屋等近代化教育前人机构为书院,简素书院即为现代书院教育,并概述了日本近代化后的书院教育。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传统与现代之间:城市古井民俗文化的变迁

通过探索长沙城中“井”的民俗功能的变迁,揭示城市社会的转型。在传统社会,古井帮助构建了古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结构,反映了城市社会传统秩序。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自来水在城市出现和普及,以及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古井的民俗功能开始弱化并进而全面退化。然而,当自来水水质受到质疑时,人们重新唤起古井情怀。     

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

沉寂近百年之后,明代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乡村书院大量出现,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罕见的现象。书院讲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要目的,讲求日用百姓之学,服务于乡村民众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儒学诠释的平民化倾向。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也使教育与学术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我国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基础研究

我国现代人民调解制度产生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而日渐成熟。另一方而，现代人民调解制度又建立在古代传统的法律文化之中，是对古代传统调解制度加以继承与改造的结果。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之一。虽然历史的现实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仍然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点与起点，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变成废书院，不仅1600余所改成学堂的书院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使得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从此就沿着不断与传统决裂，不断西化的方向奔跑，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与几乎连续不断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最鲜明的印记。     

陕西省武功镇古镇农耕文化旅游规划SWOT分析与战略选择

为了在旅游规划中凸显古镇农耕文化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以陕西省武功古镇为例,通过对其农耕文化旅游规划的SWOT分析,认为其自身区位存在不足以及外部旅游发展的机会多,提出劣势-机会战略组合,抓住政策机遇,弱化区位劣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规划突出古镇农耕文化特色,促进旅游市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