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     

张载的大心工夫论

在张载哲学中,心具有客观存在与主观活动、体和用这样的心性两重的辨证结构。张载的大心,就是"复其性"、"复其初"的"心"回复为"性"和"气"的方法,此乃一切工夫的核心。在张载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正是通过大心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从陶、韦之辨看心性论对朱熹山水诗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朱熹推崇陶渊明,但对韦应物山水诗更为欣赏,这与其心性论理学思想有着深刻关联。他声称“心与理一”,但其理学体系中的心被割裂为人心、道心,心的本体地位不完整,心与理无法真正合一。这就使心与理的关系极为紧张,去欲成为心的必要任务,并导致了心对理的外求。故朱熹不仅欣赏去欲色彩浓厚的韦诗,且其山水诗常常表现出主体对客体的“格物”冲动。总之,在朱熹山水诗中,主、客体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统一。     

从陶、韦之辨看心性论对朱熹山水诗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朱熹推崇陶渊明,但对韦应物山水诗更为欣赏,这与其心性论理学思想有着深刻关联.他声称"心与理一",但其理学体系中的心被割裂为人心、道心,心的本体地位不完整,心与理无法真正合一.这就使心与理的关系极为紧张,去欲成为心的必要任务,并导致了心对理的外求.故朱熹不仅欣赏去欲色彩浓厚的韦诗,且其山水诗常常表现出主体对客体的"格物"冲动.总之,在朱熹山水诗中,主、客体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统一.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罗大经《鹤林玉露》对朱熹文学思想的接受

《鹤林玉露》作为一部宋代文人笔记,在文学批评史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罗大经接受并发展了朱熹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方法,在笔记中或引其言词,或论其观点,或附其议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朱熹在宋代文坛及文学史中的地位,促进了朱熹文学思想的传播。罗大经对朱熹文学思想的接受与弘扬,不仅与南宋日益高涨的理学时代背景有关,还与文学史发展的内部规律有关,即在民族精神衰颓时期,理学家文论力图担当起重振正统文学的历史使命。     

一种基于电压控制的扫描测试功耗优化方法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略论朱熹“敬论”

朱熹“敬论”既继承了程颐主敬说，而又有全面的理论整合及发挥，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熹由其“心是做功夫处”的心论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功夫论问题上预设“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与此相应，其主敬功夫也就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然朱熹主敬自有一套理路，其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功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道德

在早期儒家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基础上,朱熹更为系统和精密地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在重视和突出了知识意义及其独立性的同时,指出了知识是道德的必要前提,也强调了道德对知识的范导意义与知识的道德指向。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