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再谈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经学研究纳入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让经学中的相关“义理”内容也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只在于,如果我们对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没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这二者之间的“疆界”和本质区别不清楚的话,让经学进入哲学的实质还会只是用经学去扩充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已。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     

曾国藩的人才观

曾国藩在人才问题上,敢于走出传统,确立了与时代相吻合的人才观,他主张摒弃崇尚“义理”、鄙薄“技艺”的思想,倡导“师夷之长技”新观念,成为西学东渐的先驱。为安内御外,曾国藩提出“得人才者得天下”,致力于实用人才的培养。他从根本上传承了传统文化的主旨,经过自身的化解,在实践中获得很大成功。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曾国藩治学思想研究

中国近代历史之中,曾国藩在政治、经济、学术、外交、军事等方面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研究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形成、实践和成就,了解其治学思想的本质。深入了解曾国藩对近代学术发展的贡献,对其治学思想做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清代学人曾国藩,惯以理学修身治世。然其理学启蒙之路归功于父祖辈开创之家学。父祖两代皆为理学信徒,平日谨守伦理规范,亦步亦趋,治家育儿既重言传更重身教。受祖父之训（恪守礼制、经世济民）和父亲之教（孝亲育弟、事君为孝）的双重熏染,曾国藩少年立志,潜心于理学数十年,汲汲于内圣外王之业,笃实践履,终成有清一代理学名臣。     

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及其思想文化意义

曾国藩被认为是“一宗宋儒”,但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除了坚持宋儒的德性修养之外,还进一步拓展了其“周知庶物”的智性与刚直明强的血性方面。应该肯定,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充分表达了他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也体现出明清以来价值观念变革的时代精神风貌。     

线性时变切换系统的渐近稳定性研究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辨”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贬尊黜，认为《公羊》、《穀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观。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欧阳修、曾巩滁州“三亭三记”一体论

欧阳修知滁期间建三亭：醉翁亭、丰乐亭和醒心亭，留三记：自作《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嘱曾巩作《醒心亭记》。欧阳修自号"醉翁"，戏笔抒怀，自乐其乐；恪守知州之责，正论言志，与民同乐；借曾巩之笔以自醒自警，并彰显儒学宗师的自信自励。合而观之，"三亭三记"遵循"建亭—作文"的相同模式，建构了欧阳修醉翁、太守、儒学宗师"三位一体"的人格形象，反映了欧阳修贬滁期间思想的变化和深化，是其践行儒家"与民同乐"政治教化的文化文学表达。     

乡土建筑中的传统文化印记—以临沣寨为例

以临沣寨为例，就民居建筑体现的礼制文化、和合中庸文化为内容进行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