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互助合作能否增进农户主观福利? ——基于苏北经济薄弱地区的调研数据

本文从农民幸福感、金融安全感、身份认同感三个角度考察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影响机制和主观福利效应,并利用江苏省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连云港、盐城和徐州三地46家资金互助合作社、450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加以验证。研究表明,参与资金互助合作显著增进了经济薄弱地区农民幸福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的金融安全感,而对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当慎重看待合作的福利效应;加入控制变量后,家庭土地经营面积、借贷资金发放时间、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水平和农户家庭收入也对农户主观福利产生了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因此,要稳步推进经济薄弱地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试点,构筑高效稳定的社会网络,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强化政府扶持和配套制度保障,提升农户整体福利水平,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促进效应及地区差异

收入多样化是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分散风险的重要手段，在保障家庭生计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构建辛普森多样性指数作为收入多样化的代理变量，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亲缘网络、工作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网络规模和以政治网络、血缘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强度均对农户收入多样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欠发达和发达地区之间，这种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均小于中等发达地区。     

土地流转前后对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变化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的非农业收入受土地流转的影响非常显著,具体表现为土地转出后非农业收入增加,其非农业收入所带来的福利水平随之上升;(2)农户家庭的农业收入受土地流转的影响极为显著,表现为土地转出后农业收入下降,其农业收入所带来的福利水平下降;(3)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有着显著影响,土地流转后其经济状况总体呈上升趋势,有更充足的资金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福利水平上升;(4)农户家庭的失业保障、住房性质、房屋现值、生活设备及娱乐设备的福利水平受土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生产托管对小麦种植户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河南省小麦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验证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的福利效应。【方法】在理论分析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基于河南省918个小麦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托管行为对农户的福利效应,并用农户受教育程度和经营规模两个特征变量对农户福利效应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农业生产托管对农户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规模越小的农户,其农业生产托管的福利效应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托管驱动因素发现,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托管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地块数量和农户距中心城区距离对其选择农业生产托管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为促进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应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多种渠道引导农户外出务工就业,适当调整当前农机补贴政策,采取适当方式开展地块整理合并。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网络与农户创业——基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替代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7年和2019年的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农户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农户创业过程中带来的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和补充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且数字普惠金融只对自雇型创业有显著影响，对雇主型创业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具有弱社会网络的农户创业行为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真正发挥了“普惠”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渠道，弥补了过去农户主要依靠社会网络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不足，提高了农户的金融可得性从而促进其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Mlogit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中国的不断深入,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数字普惠金融省级指数相匹配,采用Mlog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相对于纯务农,数字普惠金融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兼业和纯务工的概率,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纯务工的边际影响显著为正,对纯务农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促进作用具有单一门槛效应。也就是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劳动力选择兼业和纯务工的概率增加;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年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均有促进作用,但对年龄较大的劳动力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结论对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转移,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且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渠道效应这一作用机制来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因此，进一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互联网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运用，对于农户家庭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为探索数字素养水平提升能否赋能农户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和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对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数字素养每增加1单位,其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概率提高20.7%。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响应和环境认知是数字素养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主要路径。数字素养水平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农户数字金融响应和提升农户环境认知程度,从而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3）进一步分析表明,邻里互动与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存在有益的互补关系,农户通过邻里互动能够增强数字素养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未来应从加快提高农户数字素养水平、扩大农村数字金融覆盖范围和强化农户环境认知能力、注重发挥数字素养与邻里互动有益的互补效应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程度。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在促进农户创业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DHM模型对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创业决策与绩效，随着农村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创业行为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和风险偏好将促进农户进行非农机会型创业，同时减少农户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由此提出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助力非农机会型创业者稳定其创业结构，对生存型创业者进行点对点帮扶，以促其创业转型成功。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 农户福利变化研究

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评价法测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变化的情况。结果表明:(1)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有所下降,其模糊评价值从流转前的中间状态值0.5 下降到0.376;(2)除居住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外,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环境、参与自由及合理性和情感这5 项功能性活动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和参与自由及合理性这两个指标;(3)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夏区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的农户福利水平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咸安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土地租赁市场对促进农户收入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效,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运用内生转换(ESR)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UQTE)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GQR)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农户人均收入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能够参与土地流转,其家庭人均收入可以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土地流转对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总之,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缩小农户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基于江苏1202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按照借款目的及渠道将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进行细分,基于农村微观调研数据分析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生产投资对农户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受到正规生产性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较高消费支出水平家庭的非基本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用于购建房支出的正规消费性借款的满足减少了家庭消费资金对生产投资资金的挤占,增加了家庭生产投资的支出,正规消费性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正规消费性信贷约束对中等消费水平家庭的非基本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支持与农村女性创业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女性创业，且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村女性创业有促进作用；社会支持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人力资本的农村女性创业影响更显著。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加大社会支持力度，最大程度激发农村女性创业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