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个市(州)38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3.9%的样本农户愿意对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和外部情境因素的综合体现,垃圾分类必要性、垃圾分类知识、垃圾投放便利性、垃圾分类宣传、以及环境整治政策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都有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情境下亲环境意识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为厘清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观影响因素,基于甘肃省795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意识—情境—行为”模型的框架下,通过构建有序Logit模型,探讨亲环境意识各维度及其交互效应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约束型规制与引导型规制在“亲环境意识—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关系中存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在亲环境意识的各维度中,环境情感和环境知识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环境情感与环境知识、环境责任与环境态度的交互项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有显著正向影响。3）约束型环境规制和引导型环境规制均在“意识—行为”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且调节作用的发挥因具体路径而异。亲环境意识和环境规制是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手段进行创新,有效提升农户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丰富宣传活动的形式,充分发挥亲环境意识内部各维度间的“放大器”作用;强化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潜移默化地带动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营造宽严相济的环境政策情境来促进农户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中去。     

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分析

【目的/意义】垃圾分类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对环境信息的掌握程度对其垃圾分类执行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方法/过程】利用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检验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和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调节效应,探究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内在机制。【结果/结论】研究表明：（1）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中介效应分析：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且家庭总收入超过4.6万元时,信息获取将不再发挥促进作用。     

基于TPB-NAM框架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基于CLES 2021调查的2 411户农户的微观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理论（NAM）的整合模型为理论框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受访农户中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存在严重的悖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责任归属对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程度主要受到感知行为控制和责任归属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参考。     

责任认知与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探索建立垃圾处理农户付费制度是缓解各级政府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公共品供给压力的有效途径,对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和河南两省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讨责任认知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使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当前仍有48.53%的样本农户不愿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而在愿意支付费用的农户中,其意愿水平为每月10～19元。责任认知通过内容认知和后果认知两个维度正向激励着农户的支付意愿。除人际信任外,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制度信任、社会支持和社会需要都对农户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强关系网络、社会支持在结果认知与农户支付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弱关系网络、制度信任和社会需要在内容认知与农户支付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提高农户责任认知水平,强化多维度社会资本积累,并完善工作机制以发挥社会资本在组织运行中的显著优势,从而有效推动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泸州市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现状调查研究

以泸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非示范小区、示范村及非示范村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个区域中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政策知晓度以及垃圾分类推广的主要困难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并针对城乡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悖离现象,城乡示范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均明显高于非示范点.     

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从农户参与角度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提升途径,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基于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187个村的调查数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农户参与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产生影响的途径。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均值为0.58,整体处于相对低效水平。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和参与、参与垃圾分类村民间的监督行为等农户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付费等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行为通过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和产出来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据此,提出当地政府应合理增加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投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建立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农户意愿与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当前,农村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相对落后。政府环境规制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主要手段,其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程度关系着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农户是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中的主要主体之一。本文以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基准回归与倾向得分匹配,构建政府环境规制的反事实框架,研究政府环境规制对农户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能够提升农户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农户环境治理的意愿,影响效应为29.2%。因此,本文提出发挥环境规制促进作用的措施,助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     

基于农户视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本文以新疆昭苏县农户为例,采取随机抽样调查,在统计描述基础上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研究了个人特征、个人态度意识、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服务三方面共15个自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个人态度意识、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服务影响显著。鉴于此,为新疆农户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提供了政策性的建议。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运费用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

为探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是否可以成为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不足的一种方式,利用2014年全国5个省份典型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使用现状的同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缴费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的实际费用大约为23.21元/(月·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收运费的支付意愿约为6.50元/(月·户)。两者之间的差距说明,参照农村居民支付意愿收取垃圾费,难以解决生活垃圾收运资金短缺的问题。然而,农村居民对垃圾收运服务的支付意愿是存在的,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干部身份和对自身健康程度评价是影响支付意愿的显著因素。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这种资金筹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资金缺口,但仍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资金的引入。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CLDS调查数据的分析

为增强农村村民垃圾分类意愿,形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人口特征对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共党员身份对于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对村民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垃圾分类是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一环,通过积极的垃圾分类意愿促进有效的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环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三农"的重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改变农村人居环境的迫切需求等因素都使得农村垃圾分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山东省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之一的郓城县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方面,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也越强烈,同时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也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可通过丰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村干部等开展一些集体活动、适当加强垃圾分类约束机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来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以有效促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提高。     

安徽省池州农村地区垃圾产生特征与支付意愿分析

解决农村地区生活垃圾问题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解池州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排放现状,选取青阳县柯村、贵池区马衙街道碧山村、东至县金鸡村、石台县大山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取样分析等方法,了解到池州市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平均产生量约为0.42kg/人·d,垃圾主要成分为厨余,占74.70%,平均含水率较高,为50.67%,生活垃圾的组成、性质波动范围较大。目前池州市农村人居环境较好,但是垃圾并无分类处置;民众环境保护意识较好,但是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垃圾收费的意愿也不强。为改善池州农村生活垃圾问题,制定合理的分类治理方案,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为例

"垃圾围村"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与环境质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巨大阻力。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设计调查问卷,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40.35%的农户有主动支付意愿,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年平均70.47元/户的费用;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依次为年龄、健康状况、环保理念宣传、政策监督、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且均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环保理念宣传和政策监督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研究 ——来自CLDS的数据分析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网络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深刻改变着农户行为方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方法,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探讨影响效应在上网方式和农户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互联网的总体使用比例不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较高,上网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高达82.9%。户主年龄、成员平均年龄和到县城距离对农户使用互联网有负向影响,户主学历、成员平均学历、家庭收入规模、道路硬化比例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对互联网使用有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能有效提升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但不同上网方式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手机上网和混合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影响的净效应分别为5.2%和3.1%,而电脑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存在组群差异,互联网的使用效应仅适用于老一代农户、非农型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群体。因此,提出加强农村互联网软硬件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线上宣传活动,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多元化宣传策略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体，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直接关系到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关系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太湖流域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的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得分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88.6%受访居民愿意分类，但仍有部分受访居民表现出“意愿强行为弱”现象。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从异质性来看，在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群体中，各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树立自主分类责任意识，建立群体监督规范体系，多维度、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地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金华模式

金华市创新思路,积极探索,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行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形成了农民可接受、财力可承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的金华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基于PPP模式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农村居住环境是我国建设美丽新农村过程中的焦点问题,而在农村地区居住环境方面,最突出的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与治理的问题。本文基于PPP模式,分析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困境,并针对主要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对策,以供参考。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探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探索适宜推广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方法,以杭州市的10个行政村为调研对象,通过座谈访问、问卷调查、实地检测以及生活垃圾物理组成分析等方式,研究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组成特征,以验证其源头分类方法的适用性,并分析不同分类收运方式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影响,从经济性、运行状况以及管理与社会评价等方面综合评估杭州市农村主要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结果表明: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中主要组分为厨余类、纸类、橡胶塑料类、纺织类、灰土类和玻璃类,分别占垃圾总量的55.9%、9.0%、10.8%、5.7%、4.0%和7.2%;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比例分别为55%、1%和20%,且易腐垃圾适于用堆肥化方式处理;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初期,"二分法"(分为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是较理想的源头分类方法;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主要通过3种模式分类收运,且采用不同的分类收运模式明显影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经济成本和易腐垃圾的有效收运比例,显著影响了基层管理执行人员的管理效能、农村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正确率及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接受度。研究表明,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初期,较适宜的分类收运方法是上门收运农户门前分类垃圾桶中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