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问题研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政府将农村金融视为农村地区减贫工作的重要工具。但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所以针对农村金融的减贫问题进行研究,可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减贫研究;然后阐明农村金融发展在减贫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最后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合理性建议。     

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普惠金融是消除贫困的有效方式,为区域性减贫提供了解决路径,但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及区域减贫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安徽省2011—2017 年16个地级市有关经济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贫存在收入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即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减缓贫困,但各区域在减贫效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中皖南地区的减贫效果显著,皖中地区反而会抑制贫困的减缓,而皖北地区的减贫效果则不显著。因此,应推行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化政策,以提升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     

数字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00万，贫困发生率从30％降至不足3％，成为全球减贫的“样板国”。     

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支出对减贫的空间溢出特征,为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国农村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公共支出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差异明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农村公共支出减贫效应显著,而农村人居环境支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农村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具有空间外溢特征,农村公共支出不仅对本地区的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空间特征相似地区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中,各项农村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表现不一致,空间差异性明显。基于此,决策者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减贫的结构性差异;充分发挥空间合理分布的溢出效应,解决区域贫困问题;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从大局出发,加强区域间特别是经济地理相似地区的合作与联系,以期发挥各项农村公共支出的最大减贫效应。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分析

在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三大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可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点在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因此,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及政策优惠应该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这样才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旅游发展、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的影响

选取2000—2014年我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围绕全国范围以及东部、中部、西部3个层面,针对旅游发展、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分析,旅游发展、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地区层面分析,旅游发展对贫困减少作用显著,而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的作用存在波动,且二者在不同区域对贫困减少的贡献率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大力推进全域旅游、深化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以及推进绿色减贫、生态扶贫等政策建议。     

贫困村认定及扶持政策的减贫效应检验——来自安徽省W县全域280个行政村的经验证据

贫困村认定是中国扶贫重点开发县政策在县域空间尺度内部的更精准化瞄准。安徽省六安市W县（国家贫困县）280个行政村2016—2017年的扶贫数据表明，贫困村认定政策所裹挟的倾斜式财政资金投入对贫困村出列和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发挥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贫困村认定政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产业帮扶财政资金投入的减贫效应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随着中国扶贫战略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少相对贫困"演进，贫困村认定政策的制度设计仍可延续，未来应做好"认定—投入—验收"流程，以减少瞄准失偏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农村贫困减缓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效应研究 ——基于贵州省88个县(区)的实证研究

应用传统统计研究手段和探索性空间数据研究方法,对贵州省88个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贫困发生率整体情况进行研究,从全局空间和局部空间相结合的视角,揭示县域经济发展和贫困的耦合交互关系,从空间耦合效应角度寻求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协同发展,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提供动力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贵州省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黔中、黔北与黔西北地区,贫困发生率分布整体呈现中北部低、西南部高的"U"型态势,黔北和黔西南部分地区减贫速率较快。经济发展与贫困发生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段内呈现出下降趋势,且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低耦合协调地区主要位于贵阳市所属区以及周边县(区),经济发展基础好,充分发挥了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与经济涓滴效应。高度耦合协调地区主要位于黔东南地区,为空间贫困陷阱区域。据此,提出贵州省应继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等政策,弥补因区域经济发展不足而陷入贫困的县(区),同时为其他区域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提供现实参考。     

家庭教育水平对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基于187户易地搬迁户深度访谈

文章首先提出家庭教育水平对生计资本影响的基本假设,然后用云南省13个深度贫困县的187户易地搬迁户的教育水平与收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阐述了家庭教育水平对易地扶贫效应的影响,目的是从家庭教育水平来预判扶贫效果,为脱贫选择好的着手点和对象,形成好的脱贫榜样,从而提振脱贫和扶贫信心,从家庭教育水平角度为消除绝对贫困和减少相对贫困提供好的切入点,最后从教育学视角提出建议降低扶贫成本、减少扶贫阻力以及扶贫效果,最终提高我国的扶贫效率和减贫速度。     

山西省古村镇贫困发生特点及减贫对策

基于对山西省10个古村镇样本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山西省古村镇贫困发生特点:古村镇贫困发生率偏高,减贫速度缓慢;贫困区域特征显著;住古宅与非住古宅居民收入差异明显;减贫呈现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提出了山西省古村镇减贫的对策:一要完善古村镇贫困的瞄准机制;二要加快古村镇农业产业化发展;三要推进古村镇内部"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四要加强古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五要提供公平有效的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差异;六要提高古村镇居民应对贫困脆弱性的能力。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出农村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渠道,基于江苏省2012—2018年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省层面来看,财政教育支出、社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具有积极的减贫效应,其中教育支出减贫效应最佳,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而医疗支出则不利于农村减贫。在苏北、苏中和苏南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苏北地区社保支出减贫效应最大,苏中地区农林水支出减贫效应最大,而在苏南地区,则与省级面板较为一致,教育支出有着最大的减贫效应。基于实证结论最后得出了一些政策启示:(1)各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适当加大有利于农村减贫的相关财政支出;(2)各地政府应当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减贫效应的发挥;(3)各区域之间应做好协调和互助工作,解决好区域性贫困问题。     

基于熵值法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2010—2019年农村金融相关数据进行测度,分析全国及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虽有小范围的波动,但整体水平在提升;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都处于上升趋势,东部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区域,中部区域一直高于西部区域;但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趋势变化有很大不同,虽然三大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都呈现"M"型,但涨幅不同;差距波动不同,但均趋于缩小.     

四川藏区基本公共服务对减贫的影响作用分析

【目的】分析四川藏区基本公共服务对减贫的影响作用,为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在藏区减贫中的作用提供对策建议。【方法】从提升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和增加贫困区域发展机会两个维度,构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四川藏区不同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利用2013年数据实证分析四川藏区基本公共服务对减贫的影响。【结果】分析发现,四川藏区不同县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在4大基本公共服务类别中,基础设施的差异性最大,在29个行政区划县中,石渠县、道孚县、茂县、色达县、新龙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位列末端;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贫困发生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对减贫影响效果显著;目前四川藏区经济发展对减贫的带动效应并不显著。【结论】藏区减贫需要外部援助,各级财政应加大对藏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藏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增加藏区发展机会,通过外部扶持增强内生动力,确保藏区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     

农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对农村减贫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目的】分析农业产业发挥减贫效应的门槛条件,为精准扶贫和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在农业产业发展与贫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福建省县域贫困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在考虑基础设施、金融情况、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下,主要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检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产业扶贫的门槛效应。【结果】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规模越大,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越强于益贫性,越不利于减贫,但是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减缓贫困。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的规模扩张对农村减贫发挥出正向效应。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业产业的益贫性强于弱质性,减贫效应开始显现。若某个地区已经脱离贫困,就会进入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就会产生规模经济,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结论】福建地区农村贫困存在贫困门槛效应。对于尚未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兜底式扶贫。对于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发展,推广资源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陕西省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陕西省2013—2018年的产业发展和扶贫数据,构建产业结构-减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实证研究陕西省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减贫效应系统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系统,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2个系统目前还处于颉颃阶段,整个区域耦合度较低,产业结构调整和贫困治理之间存在匹配程度低、产业扶贫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产业结构与减贫效应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以减贫最大化为目标取向,根据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对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以期找到产业结构调整与贫困治理协调发展的路径,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基于PVAR的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的基础上,运用稳定性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与减贫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随着年份变化由大变小,贫困发生率先增大后减小;长江经济带贫困发生率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会随着年份变化由大变小,在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下,旅游产业发展先增大后减小;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大于贫困发生率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增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的减贫效应,需要延长旅游产业链,强化旅游业对贫困的脱贫力度;加大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服务奠定基础;合理规划开发旅游资源,同时加大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走特色旅游发展之路,打造出特色化程度高、服务质量好的优质旅游产业。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互联网金融减贫效应及减贫路径研究

互联网金融能突破物理空间约束,拓宽服务边界,触达传统金融难以接触的人群,特别是贫困群体。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研究互联网金融的减贫效应,探讨互联网金融的减贫路径,结果发现:一、互联网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贫困群体增收,且增收幅度高于富裕群体,这表明互联网金融既能消除绝对贫困,又能消除相对贫困。二、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降低融资渠道的交易成本、提升贫困人群的创业概率途径,提高其家庭收入。     

返贫风险及脱贫成果巩固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2013-2019年14个片区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计算,对连片特困地区自确立以来的脱贫成果与返贫风险进行了宏观判断.结果表明,其整体减贫成效显著,但演进速度与进程存在时空差异,脱贫效果与返贫风险呈现区域异质性.脱贫成果巩固困难、返贫风险最大的是新疆南疆三地州、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以及乌蒙山区.返贫风险...     

多维贫困的空间聚类与相关性研究

区域多维贫困是2020年后我国减贫事业的重要导向,也是减贫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2010、2012、2014、2016、201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分析和Moran’sI指数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各省际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聚类情况及其相关性,以此来分析我国各地区多维贫困的空间特征和区域差别。结果表明:我国各个地区的多维贫困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其中北京等地区已逐步脱离多维贫困,西藏等地区存在严重的多维贫困问题,其余地区则呈现不同程度上的多维贫困。同时,各地区的多维贫困存在地理上的空间自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性的多维贫困治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