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云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以产业融合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含义,分析了云南农村产业融合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据此提出了政府、金融机构、农户3层面的发展建议。只有强化我国地方财政支农管理政策,增加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产品的供给,增强农户的内生动力并优化资产配置,才能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目标实现。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依据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具有“东高西低”的特征,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以省(区、市)为区域单元,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增收效应,但在区域间没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具有正向效应,在区域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均具有负向效应。在不同的经营规模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实现农民增收,需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加强区域农村产业间融合活动的联系,发挥示范效应,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

产业融合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对发展农村产业,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等都有重要意义。针对北京市房山区产业融合中存在的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增长后劲不足、产业经济总量相对较低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做“强”做“优”都市型现代农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立产村融合示范带,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并优化利益联结机制等对策建议。     

农户参与枸杞产业三产融合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三产融合符合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现农村产业兴旺极其有效的路径。从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外部环境和农户对农村三产融合的认知4个层面共选取15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利用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枸杞产业三产融合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受访户中有72.5%的农户参与了中宁县枸杞产业三产融合,但存在农户整体年龄偏大、整体受教育程度低的特征;是否为村干部、种植年限、是否有固定存款、自然灾害的程度、周围人是否参与三产融合均显著影响农户参与三产融合,其中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固定存款、自然灾害的程度、周围人是否参与三产融合的影响为正,种植年限的影响为负。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宁县枸杞产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农户的政策引导,积极改善人才结构;企业和合作社要促进一二产业有机衔接,推动二三产业联动;农户应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积极发展和壮大枸杞专业合作社。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研究 ——来自CLDS的数据分析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网络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深刻改变着农户行为方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方法,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探讨影响效应在上网方式和农户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互联网的总体使用比例不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较高,上网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高达82.9%。户主年龄、成员平均年龄和到县城距离对农户使用互联网有负向影响,户主学历、成员平均学历、家庭收入规模、道路硬化比例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对互联网使用有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能有效提升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但不同上网方式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手机上网和混合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影响的净效应分别为5.2%和3.1%,而电脑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存在组群差异,互联网的使用效应仅适用于老一代农户、非农型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群体。因此,提出加强农村互联网软硬件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线上宣传活动,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多元化宣传策略的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户消费——基于江苏省1065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扩大农村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题中之义。本文在理论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消费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20年对江苏省26个区县1 065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近似外生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等计量手段，证实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提升农户消费水平。具体而言，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环节数每增加1个，将产生3.2%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其中收获服务和喷洒农药服务的消费效应最明显。基于消费分位数的回归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低消费禀赋农户增加消费的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主要促进了农户发展型消费支出。机制分析证明，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收入增长、丰富社会网络、闲暇时间配置的中间路径发挥消费效应。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户消费之间的内在机制，能够为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目标下推广农业生产性服务提供启示。     

马铃薯主粮化背景下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测算了2001—2015年马铃薯价格波动的农户生产福利效应、消费福利效应和总福利效应,并构建TVPSV-VAR模型来探究马铃薯种植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马铃薯生产价格、产量对农户生产福利的影响有结构性突变,货币流动性和马铃薯贸易对农户生产福利产生正影响,农产品期货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户生产福利产生负影响;货币流动性对农户消费福利的影响具有结构性突变,马铃薯产量、人均消费支出和农产品期货对农户消费福利表现为正影响,马铃薯销售价格和马铃薯贸易对农户消费福利产生负影响;马铃薯产量、货币流动性、农产品期货及贸易对农户总福利影响的时变性显著,生产价格、产量和销售价格对农户总福利的影响都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突变,货币流动性、人均消费支出和马铃薯贸易对农户总福利表现为正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产品期货对农户总福利表现为负影响。因此,提出加大产业扶植力度,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发展马铃薯期货等政策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农户竹产业融合参与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目的  竹产业作为中国重要的林业资源，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中具备特有的优势。分析农户是否参与竹产业融合，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之间的机制关系，可为产竹区和山区的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方法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和杭州市临安区，利用260个农户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了参与竹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的直接作用和调节作用。  结果  参与竹产业融合和加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在人力资本各衡量指标中，户主的正规教育年限和除户主外其他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年限2个指标，在参与竹产业融合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但是户主和家庭成员接受农业技能培训情况的指标没有发挥预期的调节作用。  结论  要鼓励农户参与竹产业融合，提高户主和家庭成员的正规教育年限，促进横向产业融合即竹资源的横向功能拓展等。表3参23     

互联网使用是否促进了农业生产分工深化——基于CFPS数据分析

探究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影响,对促进小农户融入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模型、内生转换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农户占整体样本的比例较低,仅为36.03%;使用互联网农户整体农业生产分工水平均值为0.584,高于未使用互联网农户的农业生产分工水平。互联网的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分工水平的深化。从调节效应机制来看,搜寻信息成本较高和降低合约成本能使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异质性来看,电脑接入互联网、老一代和东部地区的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提出加强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互联网应用能力、规范农业分工市场制度和优化农业农村交易市场环境等政策建议。     

南疆文旅产业融合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旅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现方式,文旅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对推动两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速、释放消费潜力意义重大。本研究聚焦新疆南疆地区,结合文旅产业融合相关案例分析,从供给侧、需求侧和外部影响3个层面对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建立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系统指标,基于南疆地区9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系统耦合理论对文旅融合度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乡村文化环境数量因素、乡村文化产品投资与消费因素、乡村文化环境质量因素和乡村文化特色产品供给因素4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定量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法降维处理众多影响指标,得出乡村文化产品投资、消费因素以及乡村特色产品是文旅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水平,不断丰富产业业态和发展模式,增加产业价值。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效应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生”功能理论

农旅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渠道。新发展理念背景下，福建生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在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取2009—2019年福建省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依据“三生”理论采用组合赋权法构建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rcGIS、Geoda和STATA软件从时空角度分析农旅产业耦合发展水平、空间相关及空间聚集特征并探讨影响农旅产业耦合的因素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旅耦合协调度总体曲折向好发展，实现“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六级逐步跨越；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效应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莫兰指数呈现“W”形的波动变化，聚集类型由低-低聚集向低-高聚集再向高-高聚集后呈高-低聚集变化，最后再进入低-低状态，开始新一轮循环；从影响农旅产业融合效应的因素来看，资源供给、人才要素、科学技术、政府支持、产业带动、生活水平及需求升级均对农旅产业融合存在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在推动农旅产业融合过程中，可以通过平衡好农旅产业协调、重视现代化农业建设，统筹好农旅空间规划、促进要素资源相融合和发挥好农旅融合机制、加强内外部正向因素等措施来加以推进。     

数字技术使用、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信息效应与决策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探讨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创业比例为9.4%,创业积极性不高;数字技术使用的农户比例为44.6%,使用率偏低;主观风险偏好超过其样本均值和持有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0.6%和1.9%,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创业比例高出8.8%,主客观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创业比例比主客观风险低的农户分别高出4.0%和10.1%。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强度,且低学历、在婚、参与借贷、人情支出较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户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创业;数字技术使用强度（时长）和深度（学习、社交、商业活动）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提升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快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互联网创业技能和创业...     

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冲击效应分析——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设计VAR结构模型探讨“消费需求”与“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运用这一模型对美国、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对集成电路产业冲击效应的时间路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带动效应——基于博弈视角分析

为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以博弈视角为切入点,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带动效应。通过构建博弈矩阵,分析农户的入社决策及入社农户行为对其收益的影响,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实现农户增收,农户具有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潜在意愿,但农户不会自动入社,需对入社农户的收益进行帕累托改进,同时增加激励机制能够有效防止入社农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确保收益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带动效应的政策建议。     

参与三产融合对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

本文基于江苏省6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参与三产融合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效应及其不同路径的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反事实问题之后,参与三产融合对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户家庭年农业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参与三产融合的不同路径对农户增收的带动效果不同,加入企业务工的路径带动效果最好,然后依次为参与土地转出和签订农业订单。因此,本文提出园区要催生新产业来发挥其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提供政策优待、强化农业契约合同的法律效力等措施,鼓励农户参与三产融合,拓宽增收渠道。     

市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为探讨通过市场筹资渠道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生产模型和消费模型,分别从农户收入和农户效用(公共产品消费)两方面揭示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机制,并采用陕西5个县20个村400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在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力度的同时,乡镇政府应创造市场筹资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更多渠道,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多元化。     

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分析 ——以湖北省部分县市为例

研究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对科学研判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效应、实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湖北省部分县市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土地综合整治可促使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并显著提高其生计恢复力和生计韧性，且多种检验均显示研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土地综合整治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作用呈现“低收入—低依赖”>“高收入—低依赖”>“低收入—高依赖”>“高收入—高依赖”的分异特征，还受到地貌类型差异的影响，平原地区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户生计韧性的提升效果大于丘陵地区。因此，土地综合整治应遵循“以人为本、夯实民生”的发展理念，树立统筹协调的系统治理观，全面优化农地功能与效能，构建低环境风险、良性运转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格局，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因地制宜挖潜区域产业特色，才能有效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生计的韧性发展。     

对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农村信息化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要求。农村信息化是使信息化渗透到农户生产、经营、消费、学习等各个环节,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的过程。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