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是否能够提升农户家庭福利?——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能促使农户在乡村振兴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家庭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在内,具有更丰富的维度。基于Sen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与功能性活动,从经济条件、教育与医疗、社会保障、工作机会、基层治理、主观感受6个方面构建农户家庭福利体系。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年的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家庭福利水平。(2)第三方支付显著增加农户家庭福利,特别是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促进作用最强;网络借贷仅显著提升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家庭福利;网络理财显著提升经济水平一般和落后地区农户家庭福利。(3)数字金融对女性占比较大的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占比较小的农户家庭。鉴于此,中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地鼓励农户参与不同种类的数字金融,并加强对农村女性数字金融素养的培育。     

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农户信贷约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传统信贷和数字信贷的比较

近年来,在一些非洲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数字金融被认为是拓展农村金融供给和促进农村金融普惠的潜在变革性金融模式。本文基于江苏省沭阳县253个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影响农户信贷约束的诸因素,以揭示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降低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结果发现,在农村金融逐步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户面临着传统信贷约束,也面临着数字信贷约束,但是数字信贷约束的农户占比相对较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数字信贷约束来说,影响传统信贷约束的农户与银行网点间的物理距离变得不再重要,而金融素养、数字金融发展和数字金融产品宣传变得更为重要。进一步探究农户不同类型数字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于供给型和需求型数字信贷约束都具有缓解作用,而金融素养对于缓解农户数字信贷需求型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农户金融素养教育、开展多元化的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和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政策建议,最终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来为农户、涉农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村群体提供共享、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本文在概括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基础上,根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势,通过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分析,针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薄弱;网贷平台风险防控难;征信体系不完善;提出了化解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对策: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加强农村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防范;完善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缓解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难题,实现了运用大数据征信体系精准授信,比起传统普惠金融更具优势。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是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数字技术使用、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信息效应与决策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探讨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创业比例为9.4%,创业积极性不高;数字技术使用的农户比例为44.6%,使用率偏低;主观风险偏好超过其样本均值和持有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0.6%和1.9%,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创业比例高出8.8%,主客观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创业比例比主客观风险低的农户分别高出4.0%和10.1%。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强度,且低学历、在婚、参与借贷、人情支出较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户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创业;数字技术使用强度（时长）和深度（学习、社交、商业活动）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提升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快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互联网创业技能和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有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服务、金融科技公司的农村产业链金融和互联网+农村供应链金融服务三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低成本、跨空间、速度快等特点,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金融服务全覆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存使用程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征信体制和监管较难等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研究 ——基于南京市的调查

充足有效的金融支持是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和数字金融发展的最新趋势,使用2020年南京市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对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分析发现,接近40％的农业经营主体存在正规贷款需求,但12％的农业经营主体因申请贷款手续复杂、需要抵押、审批时间长等原因未向银行申请贷款;获得贷款的经营主体中,60％以上资金来源于农村商业银行,且收入水平越高信贷规模越大.同时,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普及深度不足,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停留在支付、收款等初级阶段,对申请贷款、投资理财等线上业务缺乏了解,且信息孤岛问题使金融机构难以有效利用数据资源创新金融产品.因此,建议通过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农业保险和农业担保发展、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路径,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确保农村金融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民幸福感：基于创业中介视角的实证

为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农民创业中介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和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通过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异质性及其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组群差异。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民幸福感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推进农民创业是数字金融使用提高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最有助于提高农民幸福感;数字金融使用最有利于提高女性、已婚、年龄在60岁以上及低学历农民的幸福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农村居民提高收入水平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影响最显著。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赋能作用，需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以及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等。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在促进农户创业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DHM模型对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创业决策与绩效，随着农村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创业行为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和风险偏好将促进农户进行非农机会型创业，同时减少农户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由此提出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助力非农机会型创业者稳定其创业结构，对生存型创业者进行点对点帮扶，以促其创业转型成功。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与监管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契合了长尾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具有网络外部性、边际成本趋于零和边际效益递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总结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领域的创新应用模式,包括"农村数字借贷""农村产业链数字金融""农村数字金融扶贫""农业数字供应链金融""农村线上理财""农村数字化保险""农村数字众筹""农村数字支付""农村综合数字金融"等。通过实践总结,分析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如征信体系不健全、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坏账风险,和新技术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还有监管层面存在的监管漏洞,并就如何解决问题、化解风险、使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社会信任数字素养对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427位农户的调查数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增强农户对于农村水污染治理的主体地位认知及主人翁意识,提高农户对农村水污染治理的意愿,对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渭河流域427位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数字素养对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数字素养在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决策中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素养的提升拓宽了农户获得信息的渠道,对社会信任促进农户参与水污染治理意愿起到促进作用;与现代节水灌溉方式相比,采用传统灌溉方式的农户数字素养对于社会信任与参与水污染治理意愿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而在学历水平上不存在异质性。据此建议,治理农村水污染需促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升数字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农村居民之间的普遍信任等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应用现状,采用归纳研究方法,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农村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发挥作用。但目前仍面临着服务创新和供给不足、数字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建设不足、居民金融素养偏低和监管体制缺位等问题,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的开拓。应重视政策支持和监管体制完善,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创新性,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四个方面入手,从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服务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金融素养影响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

降低农户的信贷约束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基于农户信贷需求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农村家庭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分析我国农户正规信贷获得与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探讨农户正规信贷约束在需求层面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中有53.1%的农户受到需求层面的信贷约束,且在农业生产、工商业经营、房屋购建和汽车购置用途上潜在正规信贷需求向有效正规信贷需求的转化较低,分别为47.3%、56.0%、36.1%和52.6%,而有效正规信贷需求向正规信贷获得的转化较高,分别为70.0%、78.6%、74.2%和90.0%。农户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其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并且可以降低农户因不知道如何申请贷款或对贷款存在认知偏差而产生潜在正规信贷需求的概率,同时可以促进农户将潜在正规信贷需求转化为有效正规信贷需求,进而降低农户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据此,提出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发挥农户社会资本对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作用,切实完善和实施土地流转政策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数字金融赋能农村家庭创业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创新了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探讨数字金融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机理,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数字金融赋能农村家庭创业的过程中存在监管困境、人才困境以及数字鸿沟的问题。因此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数字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居民金融教育和重视数字金融监管的角度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为浙江省数字金融建设并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