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年CLDS调查数据的分析

为增强农村村民垃圾分类意愿,形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人口特征对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共党员身份对于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对村民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体，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直接关系到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关系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太湖流域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的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得分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88.6%受访居民愿意分类，但仍有部分受访居民表现出“意愿强行为弱”现象。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从异质性来看，在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群体中，各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树立自主分类责任意识，建立群体监督规范体系，多维度、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地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村域认同、关系网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以江西省501个农户为例

探讨村域认同、关系网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选取江西省501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村域认同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且对于提升高学历和村干部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作用更为显著；户主的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每提升1%，选择比较愿意参与环境整治的概率提升23%和7%；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5；农户的村域认同感不仅可以提升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还可促进其落实到具体行为，提升环境整治参与程度。因此，政府应通过提升农村生活基础条件，强化村委会的服务功能，加强和美乡村的宣传与教育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责任认知与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探索建立垃圾处理农户付费制度是缓解各级政府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公共品供给压力的有效途径,对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和河南两省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讨责任认知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使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当前仍有48.53%的样本农户不愿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而在愿意支付费用的农户中,其意愿水平为每月10～19元。责任认知通过内容认知和后果认知两个维度正向激励着农户的支付意愿。除人际信任外,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制度信任、社会支持和社会需要都对农户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强关系网络、社会支持在结果认知与农户支付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弱关系网络、制度信任和社会需要在内容认知与农户支付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提高农户责任认知水平,强化多维度社会资本积累,并完善工作机制以发挥社会资本在组织运行中的显著优势,从而有效推动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与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参与——以垃圾分类行为为例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长期 严重缺位,提高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尤显重要.以农村垃圾分类为例,基于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 特征,探索社会网络和主观阶层评价对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主观阶 层地位不仅对村民垃圾分类行为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即更大规模的社会网络和在网络中更中心的位 置能提升村民的垃圾细分程度,村民的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其垃圾细分程度也越高.更重要的是,主 观阶层地位与社会网络在对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中起互为中介的作用.建议从村民主观阶层地 位提升和社会网络构建方面来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济南市济阳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

在农村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生活垃圾的无序排放成为阻碍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的难题。实施垃圾分类治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基于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现状,分析济阳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村民垃圾分类意愿,进一步重视与支持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妥善处理搬迁后的环境问题,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治理体系、提高民众参与度等对策,以期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参考。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福建省九地市的458户微观数据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访农户中有92.36%愿意支付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费用;环保认知和生活垃圾清理频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和到垃圾囤放点的距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年龄、家庭人口数和对村委会的评价负向影响支付意愿。鉴于此,可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健全监督制度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主体,其是否愿意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本文基于2020CLES公开数据,采用Logit模型,通过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1)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引导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强于奖惩型环境规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约束激励作用。另外,二者之间不存在交互效应。(2)引导型环境规制和奖惩型环境规制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外,还能通过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产生间接影响。据此,应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提高农户的环境认知、价值感知和社会信任水平,以增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个市(州)38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3.9%的样本农户愿意对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和外部情境因素的综合体现,垃圾分类必要性、垃圾分类知识、垃圾投放便利性、垃圾分类宣传、以及环境整治政策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都有显著影响。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运费用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

为探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是否可以成为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不足的一种方式,利用2014年全国5个省份典型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使用现状的同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缴费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的实际费用大约为23.21元/(月·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收运费的支付意愿约为6.50元/(月·户)。两者之间的差距说明,参照农村居民支付意愿收取垃圾费,难以解决生活垃圾收运资金短缺的问题。然而,农村居民对垃圾收运服务的支付意愿是存在的,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干部身份和对自身健康程度评价是影响支付意愿的显著因素。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这种资金筹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资金缺口,但仍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资金的引入。     

基于TPB-NAM框架的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推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基于CLES 2021调查的2 411户农户的微观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理论（NAM）的整合模型为理论框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和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受访农户中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存在严重的悖离；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责任归属对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程度主要受到感知行为控制和责任归属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建议，以期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参考。     

安徽省池州农村地区垃圾产生特征与支付意愿分析

解决农村地区生活垃圾问题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解池州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排放现状,选取青阳县柯村、贵池区马衙街道碧山村、东至县金鸡村、石台县大山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取样分析等方法,了解到池州市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平均产生量约为0.42kg/人·d,垃圾主要成分为厨余,占74.70%,平均含水率较高,为50.67%,生活垃圾的组成、性质波动范围较大。目前池州市农村人居环境较好,但是垃圾并无分类处置;民众环境保护意识较好,但是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垃圾收费的意愿也不强。为改善池州农村生活垃圾问题,制定合理的分类治理方案,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1个重要因素。研究影响理性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意愿的因素,对于加快基层民主建设,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村居民通过投票选举这一政治参与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通过农村居民特征、村集体特征、候选人特征和社会资本4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而改变理性村民参与意愿的约束条件,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垃圾分类对新农村绿色文明建设促进机制及发展策略研究

绿色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垃圾分类不仅可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而且对促进新农村绿色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剖析了农村垃圾分类对新农村绿色文明建设的促进机制;通过建立农村垃圾分类SWOT模型,分析了新农村垃圾分类对促进绿色文明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新农村垃圾分类发展策略和具体措施。     

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分析

【目的/意义】垃圾分类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农户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对环境信息的掌握程度对其垃圾分类执行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方法/过程】利用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检验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和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调节效应,探究影响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内在机制。【结果/结论】研究表明：（1）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中介效应分析：价值感知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信息获取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且家庭总收入超过4.6万元时,信息获取将不再发挥促进作用。     

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研究

农村环境治理要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分析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现代农村社会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流失严重,新型村域社会资本尚不成熟;村域社会资本3个基本内涵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其中社会信任促使形成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社会网络助推搭建主体利益表达与沟通机制,社会规范推动形成环境规范约束机制.因此,建议发掘并重塑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培育业缘为基础的新型村域社会资本,以建设现代村域社会资本、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水平.     

后疫情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的建立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广大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场所,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疫情防控,而且对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大意义,打造适宜居住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在认识到农村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性的基础上,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凸显出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不到位以及厕所和村容村貌建设等问题,通过积极提高思想意识、加大投资、吸纳人才等措施,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发力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热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影响因素及其长效机制建构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可以提高农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重点内容在于农村垃圾与生活污水处理、厕所改造等方面。通过对我国热带地区农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知晓度较高,大多数村庄已从环境卫生清理和厕所改造等方面开展了整治工作。研究表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关系、乡村组织与干部态度、人居环境整治技术条件、村民生活习惯等影响了当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效推进。需从人居环境整治主体层面着手,建立责任制度、治理制度、激励制度;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方法层面着手,规划先行、先易后难、分类施策;从人居环境整治保障制度建设层面着手,加强投入与监督制度建设,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     

村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冷漠的原因分析及微治理破解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严峻,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刻不容缓。然而当前村民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中却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缺乏参与积极性。本文通过分析其冷漠态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运用"微治理"的模式来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研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顺利进行,进而顺利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天津市为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采用排序Logit模型,分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天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户的收入对农户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应首要考虑加强身边人的支持,同时加强对整治含义及整治规定的宣传,重视对参与整治的意义及整治必要性的宣传,加大对参与会获得益处的宣传,拓宽整治的宣传渠道,加强对收入较高农户的宣传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