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

乡村多功能是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重要特征，有效识别其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机制，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依据。该研究以长三角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区，在界定乡村多功能内涵特征基础上，构建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定量测度2000－2020年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水平；综合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对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进行初探。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水平呈现提升态势，并表现出"南高北低"区域差异特征；分项功能水平差异表现为乡村生产功能>乡村生活功能>乡村生态功能。2）研究期间长三角乡村多功能全局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局部上，长三角乡村生产功能H(High)-H(High)型主要集聚在皖北地区，乡村生活功能H-H型主要集聚在苏南地区，而乡村生态功能H-H型主要分布在浙西南地区。3）长三角乡村多功能形成和演化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综合影响，其中地区经济实力、城镇化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演化的主导因子，且与其他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能够增强对长三角乡村多功能时空演化的解释。4）从乡村地域主导功能视角出发，结合各地域类型功能现状、资源环境特征及区域发展背景，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长三角乡村地域功能优化策略。     

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

乡村多功能理论是对乡村价值进行再认知的新范式，是探索乡村多元化发展路径的新视角。乡村聚落是承载乡村多功能的空间载体，为乡村多功能提供基础支撑作用。该文基于乡村多功能与乡村聚落的基本理论认知，系统梳理中国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的基本态势，探讨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的相互作用机理。乡村多功能演化是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不断分化与重新整合的过程，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力量的共同驱动下，乡村地域经历了弱功能低水平-功能分化发展-功能冲突-多功能高水平协同发展等4个阶段。乡村聚落转型呈现五大基本趋势，即聚落总体规模缩减、聚落布局的集聚与收缩、聚落体系的层次化与网络化、聚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聚落景观多元化与功能复合化等。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是双向耦合的2个过程，共同驱动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发展。     

江苏省乡村聚落演化的多尺度特征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乡村聚落演化与发展是农村社会特定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其空间关联性是乡村聚落规划与重构的基础。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景观分维指数与空间热点探测方法,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乡村聚落演化的多尺度特征与地域分异性规律,定量测度乡村聚落演化与不同地理要素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增减变化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苏乡村聚落变化呈现出"减少面广、增加集聚"的典型特征,乡村聚落增减变化的密度表现出沿江沿海的轴线走向;县域单元乡村聚落以不规则分布为主且差异较为显著,苏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规整度整体相对更优;乡村聚落增减变化在道路、水源和城镇可达性时间大于60 min范围内聚落增减规模比例最大,但在整体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可达性指向,乡村聚落变化更多以农户自组织方式进行;江苏大多县域乡村聚落变化处于不显著的随机状态,南京市是乡村聚落增减变化的典型冷热点区,而南通市则是乡村聚落增加热点区。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经济转型期乡村聚落演化的时空关系与农户决策行为,促进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和空间有序重构。     

大都市郊区不同类型乡村空间形态特征与居民感知差异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乡村成为资本青睐和占用的空间，并不断外化于村落空间形态等物质空间中。而乡村形态分化与居民感知差异微观透视了城乡关系的变化与村民生活方式的重塑，是村落规划、土地整治、农村居民点重构等的前提与基础。该研究基于空间句法模型，选取北京市半截河村和莲花池村为案例，探讨大都市郊区不同类型乡村空间形态与居民空间感知差异，识别乡村空间形态与感知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乡村空间形态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农业型乡村发展具有内聚性，村落空间形态同构性明显；休闲旅游型乡村发展外向性特征明显，村落空间形态与格局不断分化与重塑。2）不同类型使用者乡村空间感知分化显著，传统农业型乡村村民感知延续传统，生活空间感知频率远高于生产空间；休闲旅游型乡村村民对生产空间感知程度显著高于生活空间，外来群体意象图简单，空间元素多处出现断点。3）乡村空间形态和感知差异是多重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最后，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空间形态差异及村民感知偏差，从完善内外交通网络、合理规划村落空间、维护乡村地方性以及分类引导资本投资四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大都市郊区农村居民点重构与村庄发展规划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森林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宜居乡村的重要载体，开展相关研究对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7 586个森林乡村样本数据，采用非均衡指数、Moran''s I、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工具识别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主要影响因子对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结果发现：1） 中国森林乡村呈现出"东部密中部散西部疏"的空间分异特征，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与胡焕庸线、气温和地形所形成的地理格局具有空间一致性。2）森林乡村呈集聚分布模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热点区域范围北至沧州，南抵中山，西至商洛，东抵舟山（118°～126°E，24°～38°N）；极化现象突出，形成6个一级核心区和10个二级核心区。3） 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年均气温、城镇化率、平均海拔和地形起伏度是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单因子空间分异解释力差异明显，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强于单因子作用，公路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和林业产值密度是交互解释力增强的关联主导因子。4）自然环境是影响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并呈现出显著的气温和地形指向特征；城镇化率和林业产值密度是重塑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动力，公路密度和乡村文化密度是其空间形态变化的引导力量，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是多因子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还发现，随着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和城镇化率的增加，森林乡村数量和密度总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5）将森林乡村划分为都市型、交通型、产业型、文化型和综合型5大类，其中，都市型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型、产业型和文化型森林乡村在不同区域形成集聚分布，单要素优势特征明显，而综合型森林乡村多要素作用相对均衡。未来，中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发展应根据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和差异化发展原则，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森林乡村增量扩展和存量更新，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和传统文化衰败问题。同时，不断提升主导因子的驱动能力，发挥不同类型森林乡村的比较优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森林乡村全面振兴。     

重大线性工程建设下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

区域重大线性工程建设对传统山区乡村聚落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乡村聚落发展步伐被打断或加快，驱动乡村聚落发展演变与重构，对这一影响和演变过程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区域重大线性工程与社会经济对传统山区乡村发展产生的外部性，为山区乡村振兴政策制定与发展策略选择提供参考。该研究以河北省赤城县大海陀乡为研究对象，基于1999、2009、2019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Voronoi图及Logistic回归模型，科学识别重大线性工程驱动下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大海陀乡的乡村聚落在高速公路建设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散乱式的斑块数量增长型扩张、集聚式的斑块面积增大型扩张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重大线性工程建设加快了乡村聚落的扩张速度，促进了村庄聚落的内部集聚。2）重大线性工程的建设为构建聚落环境提供社会经济支撑，具有瞬时性与外界强干扰性，驱使大海陀乡乡村聚落从自然资源依附到经济社会依附的演变，形成跨域式的影响效应。3）大海陀乡乡村聚落呈现出"要素-结构-功能"的循环演变机制，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主体行为的多元模式、自然发展演变与外界力量冲击下三生系统的耦合关系是乡村聚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重大线性工程建设是加强城乡要素流通与转变村民生产生活观念的基石，需统筹城乡资源，加强规划引导与整治措施，促进村镇体系重构。     

基于土地利用功能测度的"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调控

三生空间的科学划分是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体系的基础，而划分的关键在于定量识别与测度土地利用功能。该研究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价值评估方法体系，提出"三生"空间表达模式，并以张家口市为例进行"三生"空间识别与分区调控。结果表明：1）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共涵盖9种功能组合模式，其中生态-生产-生活均衡空间比例最大，且超过80%的空间存在三重功能；2）张家口市不同功能组合模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局部集聚，全局分散"特征。生产功能主导空间与生活功能主导空间主要分布在洋河、桑干河和壶流河谷地，而生态功能主导空间则主要分布于东部的燕山余脉和南部太行山脉附近；3）张家口市"三生"空间优化分区可划为5种类型，生产和生活功能为主的空间分区要在强化主导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三生"功能的协调发展，而生态功能为主的空间分区则以生态保育为首要目标。     

基于共生理论的村域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与实现

农村居民点利用低效化是城乡转型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对其进行空间重构成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构乡村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该研究引入共生理论,通过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共生系统,明确重构原则与步骤,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对整村推进示范村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予以实证,构筑了生产功能型、服务功能型、生活功能型3种农村居民点组团并在村域尺度下予以空间表达,形成"一轴一带三团"的村域空间布局。结果表明,共生理论对于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基于共生策略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既能确保农村居民点的互联互通,又能尊重农户主体地位,实现村域"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发挥村域资源优势,提高农村居民点利用效率,为丘陵山区整村推进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种新思路。     

基于要素配置功能识别的差异化乡村发展策略

乡村要素分析与功能识别是实现乡村发展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理的理论基础,而要素是造成当下乡村主体功能不明确、同质化发展等问题的重要驱动力。为了解决乡村主体功能定位模糊问题,立足"要素-功能"耦合关系,因地制宜提出引导策略以期支撑乡村高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该研究对江西省万年县域128个行政村的资金、劳动力、设施、资源、环境五类要素展开分析,采用多因子综合分析法测算乡村要素配置优势度指数,运用基于竞争学习规则的非监督算法——自组织竞争网络算法划分出乡村要素类型,通过"要素-功能"衔接矩阵识别出乡村功能类型,并明确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1)万年县乡村发展要素综合配置优势度空间分异性显著,表现为以梓埠-裴梅一线为界,东北侧总体高于西南侧,县域北部优于南部,并划定高优势度村、中高优势度村、中低优势度村、低优势度村;2)基于自组织竞争网络算法将万年县乡村发展要素组合类型划分为环境劳动力主导型等8种类型,同一类型乡村呈现"整体零散,局地集聚"的分布特征;3)基于"要素-功能"衔接矩阵识别出万年县生产功能主导型、生活功能主导型、生态功能主导型以及拆迁撤并型乡村,并建议分别以三产融合、转型升级为主要方向制定集聚式发展策略,以构建田园综合体、康养产业配置为主要抓手制定融合式发展策略,以打造生态乡旅、发展绿色经济为目标制定生态经济发展策略,以保障农民生计、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宗旨制定科学拆迁撤并策略。该研究可为开展乡村功能识别与科学分类提供新思路,有利于准确认知乡村发展规律。     

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大都市城郊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该文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上海市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法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2个方面探讨了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斑块规模东多西少,分布东密西疏,形态东部破碎西部规整;地理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地理空间差异是塑造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基本格局的首要因素,其中耕作半径、到最近国道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是规模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城市中心距离、到最近城镇中心距离和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是分布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最近国道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和到最近省道距离是形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空心化和破碎化,深刻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内在本质。研究结果可为大都市城郊区乡村景观保护规划和土地空间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实践

为丰富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该文综合论述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     

“三生空间”相互作用视域下的南京市溧水区乡村宜居性评价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是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3个子系统，快速城镇化地区乡村“三生空间”的相互作用明显，为探索“三生空间”相互作用对乡村宜居性的影响，该研究以南京市溧水区为例，综合运用熵权法、线性加权法和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基于土地利用和兴趣点数据构建乡村“三生空间”分类指标体系识别溧水区“三生空间”，考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相互作用建立乡村宜居性评价体系，分析2010和2018年溧水区乡村宜居性水平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2010、2018年溧水区乡村“三生空间”中生产空间面积均占优势，生态空间次之，生活空间面积最小，8 a间乡村生活空间面积增加，生产和生态空间面积下降；2）2010和2018年溧水区乡村宜居性水平总体不高，且平均分值8 a间略有下降。2010年宜居性高值和低值区分别在和凤镇和白马镇，2018年则分别在永阳镇和东屏镇。8 a间永阳镇乡村宜居等级上升，东屏镇和石湫镇乡村宜居等级则下降；3）与未考虑“三生空间”相互作用的乡村宜居性评价结果相比，“三生空间”相互作用视域下的评价结果更符合当地实际，各镇应根据自身情况提升其宜居性水平。研究结果能够为溧水区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分析

研究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有利于因地制宜、差异化开展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调整,分类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科学规划与管理,提高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效率。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基于功能的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类体系,调查了5个不同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对比分析了其用地微观结构特点。研究发现:生活功能用地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的基本结构,生产功能用地为衍生结构,生态功能用地为辅助结构,潜在功能用地为可变结构。受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与生计类型及政策条件等5维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不同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数量结构、类型结构及信息熵差异显著,空间结构则呈现趋同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表现出生活功能用地稳定、生产功能用地增加、生态功能用地减少的趋势。村庄规划应在把握其内部用地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可变影响因素调整,促进用地结构与其发展条件和谐统一。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

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科学基础。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逐渐多样化,各类空间呈现此消彼长的权衡变化,显著区别于传统农区村庄生产居住空间的废弃和空心化。当前研究多将农村居民点视为一个整体,少有对其内在复杂空间的系统解析。该文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概念,基于"权衡类型—驱动力—效应"框架系统解析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并据此提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优化的思路。结果表明:1)根据生产居住空间组合关系,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类型分为居住—工业空间权衡型、居住—商业空间权衡型、居住-出租空间权衡型、多空间权衡型4类;2)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引发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的前提,农户依据其生产生活需求变化能动的改造农村居民点,直接决定了其生产居住空间权衡类型及变化,而土地利用控制及村庄规划缺位则加剧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过程;3)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提高了农户生计水平和农村发展活力,也引发了各类空间混杂和农村人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4)将农村居民点视为均质空间的重构模式与农户需求相差甚远,未来应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多功能复合及功能优化提升,满足建设用地紧缺背景下农户的多元需求和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优化的目标。研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概念,为农村居民点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解决农村空间与人居环境混乱,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提供了新思路。     

国际农村空间多元化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伴随着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出现,城乡移居、消费农村等农村空间多元化问题成为国际学者的研究焦点与前沿。该研究借助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挖掘最新研究成果,追踪热点期刊,探讨研究区域布局,识别研究基础,提取并解读乡村性、农村功能转变、农村空间再生产、乡村绅士化、乡村社会表征等六大研究主题。结果表明,国际农村空间多元化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热点和议题不断扩展,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研究格局极不均衡,产出成果高度聚集。而国内农村空间多元化关注时间较短,研究内容以传统生产导向维度为主,现代消费导向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研究内容以实证现象判别为主,乡村性、乡村空间再生产等理论研究成果相对不足。结合国际研究经验,该研究指出未来国内研究应注重构建理论体系、强化机理剖析、注重微观解析,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