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增收绩效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初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增收绩效,但制度效率有一定的时效性和阶段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与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地制度安排存在重大缺陷有直接关系。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创新农地产权制度。现有的农地产权创新形式中,农地股份合作制模式以其显著的增收绩效成为现实选择。     

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绩效不显著的因素分析

根据现代产权理论,从产权角度,分析了农地使用制度创新所带来制度绩效的原因。通过分析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绩效不显著影响因素,总结出目前农民已获得较完整的产权,但并未带来显著的制度绩效的原因。     

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农地制度变迁

农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既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的改革与更民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扬弃，在农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正式制度安排，但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本文在对非正式制度安排、现行农村神经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１９７８年开始发生的农地家庭承包制进行了新注释：家族意识与激进式的农地制度变迁，家庭、家庭观念与农地制度变迁；平均主义与农地     

种植类家庭农场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意义】结合种植类家庭农场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构建评价家庭农场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为提高种植类家庭农场绩效水平,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过程】基于104家种植类家庭农场调研数据,构建评价家庭农场绩效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家庭农场绩效分为创新、经营、社会、经济、生态5个层面16个指标,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从农场自身、市场、政策3个层面确定11个指标研究各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结论】分析得到各绩效的权重和得分,结果显示家庭农场绩效总体不理想:农场主文化水平、与利益相关者联系紧密程度对绩效的影响范围最广,农地流转难易程度和融资难易程度对绩效有负向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程度对各绩效的影响都不显著。为提高种植类农场绩效,提出增强人才素质、加强利益联结、提高农地流转效率、降低融资难度、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议。     

农村非正式制度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就一般意义而言,非正式制度构成了农地产权制度合法性基础,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执行成本,制约着农地产权制度执行效率和变革方式。当前,非正式制度中的公有观念、家庭本位观念、平均思想和恋土情结,对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农地整治项目治理的内涵及分析框架

通过文献分析、演绎推理、案例分析,界定农地整治项目治理的内涵,构建并阐释农地整治项目治理的"治理结构-主体行为-治理绩效"分析框架,并基于此进行治理创新模式分析,从而为解构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模式的运行逻辑提供分析思路。结果表明,农地整治项目的治理绩效不等同于项目绩效,治理结构的优化可以显著提升农地整治项目治理绩效,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模式是治理结构优化的方向。     

人民公社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

研究人民公社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与绩效,是为了分析人民公社制度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以期为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启示与借鉴。文章在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实证描述与规范研究分析方法,探讨人民公社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演进、特征、变迁的原因、内在缺陷以及制度绩效,研究表明,人民公社阶段农地产权严重残缺、缺少激励机制、组织管理费用高昂,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一开始就处于非均衡状态,依靠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超经济强制来维持,致使人民公社阶段农地产权制度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放松,获取存在于人民公社制度之外的巨大外部利润,推动了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来自中国农地的分析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寻求最佳的绩效一直是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50多年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一直在实践着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中国未来农地制度的变迁必须遵循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和资源最佳配置效应原则、激励机制健全原则、农地制度安排的渐进式原则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原则。     

农地使用制度与规模经营方式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农地制度最终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基础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均田承包制的局限性,要在稳定现存农地使用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经营方式的创新,适度推进规模经营。     

制度环境三维度及其交互作用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家庭农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动力,其创业绩效与制度环境关系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选取浙江省的111个家庭农场作为样本数据,使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制度环境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三维度及其交互作用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仅有认知性要素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具有直接显著的影响效果,而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果不显著;虽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无法直接促进家庭农场创业绩效显著提升,但它们均在认知性要素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之间扮演正向调节的角色。研究表明,有效提升家庭农场创业绩效需要协调发挥认知性要素的直接作用,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调节作用。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重点加强家庭农场主的职业培训,不断完善家庭农场的政策框架。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简论

新中国建立后,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变革,与之相对应,农民收入也有巨大变化.不同土地制度对农民增收的决定性作用预示着制度创新是农民增收的源泉,农民增收需要农地产权的持续改革.     

农地使用制度与规模经营方式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农地制度最终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基础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均田承包制的局限性，要在稳定现存农地使用制度的大提前下，进行经营方式的创新，适度推进规模经营。     

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从农地制度的角度,阐述了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的影响,分析了现行农地制度创新对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的一些障碍因素,提出了创新农地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设想.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现状·误区与模式定位

分析了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现状,在评析我国目前4种农地所有制创新模式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实行土地农户所有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指出了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模式定位。     

中俄农村土地流转比较研究

从农业发展阶段性理论上看,中国和俄罗斯在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以及农业在国民经济基础性地位这3个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对于农村土地(农地)制度和农地流转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中俄两国农地流转制度变迁及其在微观边际效益、宏观资源配置以及对农业生产主体生产效率提升3个方面的绩效。在变迁和绩效的基础上,比较了中俄两国农地流转的共性和差异。     

农地制度与乡村治理（笔谈，四篇）——土地调整的南北差异

改革开放以后,“分田到户”标识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农地制度实践,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户”的制度效率上,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农村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而,在政策实践上表现为强调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而土地作为农村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地制度作为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制度,在乡村治理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且,不同地区的农地制度实践差异极大,在乡村治理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去理解农地制度,无论对于完善农地制度还是对于达成良好的乡村治理状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关注显然太少。本组笔谈关注农地制度实践的区域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逻辑,试图进一步理解农地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并努力于具体的经验中呈现复杂的农地制度实践,希望有助于农地制度研究的推进和乡村治理研究视域的拓展。     

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研究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以来,国家长期致力于农地产权改革。但由于在制度实施中过度依赖农村集体等原因,导致农地产权关系界定不清,集体过度干预,农地自发流转不足,农地配置效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改善。为了保护农民土地权利,降低农地交易成本,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地登记制度被引入中国农村,以期创造有利于农地高效、持续利用的制度环境。但现有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应按照规范的土地登记制度要求,从登记机关、运作方式、经费资助等方面深化农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实现农村土地制度较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农地配置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后(1978～2017年)农地流转政策的演进过程及改革建议

土地制度是一直"三农"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农地流转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它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首次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农户家庭,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1978年以后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表现为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制度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过渡、演化、形成和完善的四个历史时期的演进过程。与此同时,农地流转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农地流转的萌芽阶段、农地流转缓慢发展阶段、农地流转迅速发展阶段、农地流转大规模迅速发展阶段四个演进阶段。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经济发展,但是,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非粮化"、耕地抛荒严重等突出问题。最后给出了改革建议。     

海峡两岸农地制度改革比较与分析

人地比例高是我国台湾与大陆农业资源的共同特征。因此，制约人们对有限农地资源使用方式选择的农地制度安排，在影响两岸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以１９４９年为起点，台湾与大陆由于经济制度不同，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途径，并且，各自的农地制度安排也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客观经济规律运作中展示利弊，对两岸历经５０年的农地制度改革绩效与弊端进行比较与分析，作为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小农经济发展之借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