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凉州区农户的耕地生态补偿意愿分析

针对凉州区农户耕地生态补偿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生态认知较好且愿意接受现金补偿,补偿额度为5 529.45元/hm2,农户对耕地质量好坏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耕地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     

矿区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德兴矿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47.0%的农户同意实施生态补偿政策,27.6%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持否定态度,12.9%的农户对其不了解,12.4%的农户选择保持原样。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耕地面积的多少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农业收入低下和家庭人口众多是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务工时间和主粮来源间接的也会影响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由此得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确保生态补偿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多关注农户意愿,将农户的满意度作为补偿是否合理的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的顺利实施。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洱海流域上游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洱海流域上游水源地洱源县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获得洱源县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WTA)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补偿额度。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洱源县农户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70%左右的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农户对生态补偿认知度也较高;(2)2007—2009年间,参与了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一半以上对政府的补偿表示满意,42.77%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补偿资金过低和补偿中出现不公平现象;(3)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偏好主要是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在四种不同的农业结构调整模式下,有71.15%的农户选择了非零受偿意愿,全县农户总受偿意愿为3.248 0×108元·a-1;(4)农户的文化水平、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3个因素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来源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因此提高农户的生态补偿认知度和做好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生态补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以为洱海流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政策提供依据。     

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与秸秆收集受偿意愿——基于湖北黄冈的微观调研数据

为探究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黄冈市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684份农户调查数据,使用二元Logit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愿意参与秸秆收集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总样本的90.35%,其最小受偿额度平均值为791.45元/hm2;2）资本禀赋对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受偿额度有显著负向影响;3）感知价值对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4）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为0.289;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秸秆收集受偿额度之间具有遮掩效应,遮掩效应量为0.225。因此,为鼓励农户的秸秆收集行为,应加快完善秸秆收集生态补偿措施并分层分阶段推进,多渠道提升农户资本禀赋的同时提高农户对秸秆收集行为的感知价值。     

基于条件价值法意愿调查的环太湖地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经济激励手段,有机农业是对生态环境友好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有机农户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着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农业面源污染较严重和水环境保护压力较大的环太湖地区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测算环太湖地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标准;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获得环太湖地区有机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农业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生态补偿额度。结果表明:(1)50%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较为关注,62%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有较高的认知度,72%的农户愿意参加农业污染控制,开展清洁农业生产;(2)87.18%的农户认为有机农业生产对环境改善和自身健康有利,80.77%的农户认为有机农业生产环境改善可以给生产者带来的价值至少4 500元/(hm~2·年);(3)在设定的4种不同受偿额度下,97%的农户选择非零受偿意愿,经测算,受偿值为6 942.75元/(hm~2·年);(4)在补偿方式上,80.77%的农户更倾向于接受现金补偿,17.94%的农户愿意接受技术和实物补偿。研究结果可以为构建环太湖地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体系和制定促进环太湖有机农业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     

基于农户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意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蚌埠市也通过建立健全多方位的生态补偿长效体系,固镇县也切实实施政府所规划的生态补偿机制,已取得显著进展。然而,目前生态补偿也面临许多问题,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本次调研区域为淮河生态经济带中的重点城市蚌埠市固镇县,从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等分析农民受偿意愿,最后从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农民等视角分层次地给出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议。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实证支持,也可为其他地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冀北地区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及补偿分担研究

[目的]研究冀北地区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及补偿分担。[方法]在调查冀北地区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基础上,对农户的受偿意愿进行了量化,建立了生态补偿分担率计算模型,并以水资源供给量为基准计算了补偿分担率。[结果]冀北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为2740.5元/（hm2·a）,2008年底冀北地区共完成退耕面积42.97万hm2,则生态补偿受偿意愿为11.78亿元/a;京津唐3市政府生态补偿分担率分别为37.60%、42.75%和19.64%,则应支付的生态补偿金分别为4.43、5.04和2.31亿元。[结论]该研究为冀北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生态补偿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农地整理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整体意愿、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水平等方面分析农民参与评价农地整理项目的意愿,并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受访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较高,超过八成;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水平的受访农民参与评价意愿存在差别;农业劳动力数量、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评价的认知程度、政府对农民的规划设计意见的重视程度和政府对项目政策宣传的重视程度等4个变量显著影响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性别、是否村干部和是否党员等8个变量对农民参与评价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改革现有项目评价制度,重视农民在项目各阶段评价中的作用,加大农民培训和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为耕地流转和农民转向非农部门创造条件。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耕种补偿额度测算

农产品主产区为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稳定等提供了大量的正外部效应,对农产品主产区内农户受到的空间管制进行补偿,是维持社会公平、均衡区域发展的有效手段。本研究选取广西6个农产品主产区中12个村的440户农户作为研究样本,从农户视角出发,利用CE方法测算农户耕种的补偿意愿额度。研究表明,CE评估中农民接受的耕地资源补偿额度为每公顷53 316元。政策属性边际价值中,农民认为使用方式、使用年限、使用强度的属性价值分别为每公顷12 209.5元、11 369.9元和13 259.0元。3个属性边际价值大小对比可知,耕种方式处于首位,其次是耕地强度,第三是耕种年限。与其他学者的测算结果相比,本研究测算水平较低,但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对于耕地补偿的支付意愿逐渐上升,这为政府制定农产品主产区补偿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科学依据。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以昆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根据昆明市实际情况建立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法测算出各区县的集约度,对各重要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各区县按集聚程度分为3类,同时以主体功能区为单元,从5个影响因素层面对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基于功能定位一致的对策与建议。结果表明:昆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省级层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层面农产品主产区集约利用程度递减。其中重点开发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其功能定位一致,重点开发区内部集约水平差异较大,重点针对处于低度集约区的呈贡区、晋宁县、富民县、寻甸县和宜良县制定差异化的调控对策以提高集约利用水平;但农产品主产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其定位要求有所差距,需从整体上提高集约利用度,以平衡各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     

基于机会成本的农产品禁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标准探讨——以湘潭市为例

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通过湘潭市柴山、山湖、齐力和先进村(包括部分外围村落)调查,应用机会成本法确定了湘潭市开展农产品禁产区划分试点乡村的机会成本;以农产品禁产的年度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按照年度补偿的原则,并综合考虑农民的补偿意愿与政府财政情况,最后确定农业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受访的大部分农民基本能够认识到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但大部分受访的农户又均不愿意接受农产品禁产区划分;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倾向于现金补偿;初步计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3 256.14元/667m~2,基本处于农户比较满意而且政府也可以承受的范围,这为具体实施重金属污染区禁产补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市场主体对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供需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市民和农民的调研

生态补偿制度涉及供给者、需求者等重要的市场主体及其所享受的生态系统服务及产品。本研究基于武汉市农民和市民的实地调研,揭示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重要的市场主体对8种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供需意愿及价格,为制定符合公众供需及接受能力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农业的发展,提供部分参考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环保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针对8种不同的化肥、农药施用量限制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武汉受访市民的需求意愿率均高于70%,需求价格为4.38~5.50元/kg;(2)在8种不同的化肥、农药施用量限制条件下,受访农户对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供给意愿率在60%左右,供给价格为4.52~4.70元/kg。说明对化肥、农药施用量限制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区间均包含或大于供给价格,消费者的需求意愿大于农户的供给意愿。     

公众参与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支付意愿评价模型构建——以东北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

以公众对东北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支付意愿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多层线性模型原理,构建了支付意愿的评价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行政区划内的公众支付意愿差异极其显著(P<0.01);公众支付意愿的95.43%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意愿、10.75%取决于月均收入、7.30%取决于受教育程度、7.28%取决于居住地、2.72%取决于年龄;公众支付意愿中,还有32.25%来源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公众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主观意愿交互作用、8.43%来源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年龄的交互作用。说明,公众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支付意愿,受其主观意愿及其自身社会经济特征影响的同时,还受其所在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相关支付意愿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所在行政区划的经济环境指标纳入其中。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群体差异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流域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个人及家庭禀赋的差异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户的性别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流域补偿政策的了解度以及认可度;(2)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于农户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认可度;(3)农户的家庭年均总收入越高越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4)越信任亲戚、邻居和村干部的农户认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更有意义。建议增强财政支农的力度,实施针对低收入农户家庭的相关政策和加大对农村女性的教育与宣传、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与监督机制研究

当前在建立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上面临种种困难,迫切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的审视与研究。结合生态补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生态补偿不合理的原因,并提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制度的意愿分析———基于重庆市155 份农户认知调研数据

非粮食主产区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支付主体,其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意愿分析对于构建非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以重庆市为例,运用4个区(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从补偿标准、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周期和补偿资金的监管方式等关键要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耕地保护主体认知异化、外部性认知水平偏低;(2)耕地保护受偿意愿(WPA)的期望值为1 116.9元/年,远远高于现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3)农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与补偿周期分别呈平均分布、极端分布态势;(4)农户迫切希望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的共同参与机制.最后,从提高耕地保护认知、规范补偿资金的用途,实施多元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制度的意愿分析———基于重庆市155 份农户认知调研数据

非粮食主产区作为耕地保护补偿的支付主体,其农户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意愿分析对于构建非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以重庆市为例,运用4 个区（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从补偿标准、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周期和补偿资金的监管方式等关键要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耕地保护主体认知异化、外部性认知水平偏低;（2）耕地保护受偿意愿（WPA）的期望值为1 116.9 元/年,远远高于现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3）农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与补偿周期分别呈平均分布、极端分布态势;（4）农户迫切希望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的共同参与机制。最后,从提高耕地保护认知、规范补偿资金的用途,实施多元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六地市1142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六地市的农户调查资料,对福建省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征地前家庭拥有土地面积、农民是否参与讨论或决定征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款是否都兑现、对有关征地政策是否有所了解、农民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合理程度和被征地离中心城区距离是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是负向影响.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基于CVM法的艾比湖流域农地生态价值评价——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为例

[目的]农地生态价值是农地总价值测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显化农地资源生态价值,对制定农地保护、征地补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用CVM法对其农地资源的生态价值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运用SPSS专业软件,对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自变量进行了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地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受其自身的性别、家庭人口数量及家庭收入的影响较为强烈;兵团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受其自身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及家庭收入的影响,据调查数据可测算,兵团和地方的被调查者对艾比湖流域农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支付意愿.[结论]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居民已经意识到农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存在.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态势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态势

基于CNKI文献,检索以农业、 农田、 农户、 耕地、 水域、 林业、 森林、 草原、 湿地、 退耕和生态补偿、 生态效益补偿为主题,从年代、 期刊、 作者、 作者机构、 研究对象、 地域和方法等方面对1988~2016年间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分析显示:中国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数量逐年增长,但并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研究对象以农户受偿意愿、 补偿方式、 补偿额度、 补偿的法律问题等为主,研究领域涉及森林、 草原、 耕地、 湿地等;研究手段方面,目前仍以实证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步增加,但仍有待加强.从多角度对中国农业生态补偿有关文献成果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 客观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