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历程与2020年后反贫困趋势及对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2020年后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基本消除,将由绝对收入贫困转向农民工贫困、城市贫困、多维贫困和特殊群体贫困等相对贫困问题.回顾和梳理中国贫困特点、扶贫历程和政策演变,分析中国新时期扶贫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有助于为2020年后新时期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精准扶贫社会动员创新性转化 ——以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为例

随着扶贫攻坚社会动员的深入发展,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理念由"独当一面"转向"齐心协力"、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要我富"转向"我要富"。动员方式由行政命令转向激励引导、由依赖传统转向运用现代、由"单一"方式转向"多元"方式。动员内容由政治动员挂帅转向以经济动员为主、由以资金扶贫动员为主转向以产业扶贫动员为主、由以政策宣传动员为主转向以转变思想观念动员为主。动员机制由"政府积极主动推进——社会消极被动行动"转变为"政府强力推进——社会主动参与——市场积极行动"、由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转向以法治保障有序开展动员、由自上而下的单向动员转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员。     

关于畜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相继实施了大规模的扶贫政策,期间经历了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攻坚式扶贫政策、新世纪整村推进扶贫政策。扶贫模式由最初的区域化推进发展为县级瞄准,再到整村推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对贫困地区及人口全面、精准扶贫的呼声越来越高。一、畜牧业精准扶贫的现状近年来,为推进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国家逐步加大了对畜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浅析精准扶贫的影响阻碍因素及困境

中国最新推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但影响着广大贫困家庭,更波及到政府内部的执行者。此种扶贫方式的转变是由面到点的转变,更具有针对性与准确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与精准扶贫政策之下,研究并挖掘扶贫深层的阻碍因素与困境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帮扶政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精准扶贫,推动社会协调机制的健全、完善和全面发展,为贫困户寻找更为精准的帮扶措施,建立长期的帮扶监测体系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中国教育扶贫发展历程、问题与展望

中国的教育扶贫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救济式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普及式阶段、新时期的精准扶贫阶段。本文通过对三个阶段的教育扶贫政策进行梳理,主要针对教育扶贫中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进行研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的展望,希望对未来中国的教育扶贫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重大政策跟踪落实审计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2020年是我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战的摘帽收官之年,2022年乡村振兴战略也将完成阶段性目标。目前正处于精准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衔接时期,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完美过渡,是接下来的行政工作重点。笔者基于重大政策跟踪落实审计的角度,试图从审计弥合政策落差、监督手段结果耦合角度,探索精准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路径,分析当前重大政策跟踪落实审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可执行建议,以期为我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贡献微薄之力。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制度变迁:历史轨迹及对贵州的启示

为了给贵州省深入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指明政策方向,本文梳理建国60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制度变迁历程,依据政策内容及属性将其分为制度变革减缓贫困程度、专项性扶贫措施减少贫困人口、综合性发展措施减少贫困人口、全面深入扶贫开发根除贫困等阶段。比较分析表明,中国开始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由专项扶贫向区域综合发展,由解决温饱向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由政府主导扶贫向政府引导和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的重大转变,意味着农村扶贫开发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较之以往内涵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宽泛、任务更加艰巨。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及其治理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供给和治理现状,以精准扶贫的制度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为线索,研究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不仅受制于科层制下的层层加码中的政府政策和政治过程,也受制于非正式制度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勤俭持家和自强不息的社会文化因素消解的影响,由此构成上级政府要求和基层执行扶贫政策之间的张力。治理、纠正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提高精准扶贫的治理质量需要完善地方政府扶贫政策,对精准扶贫中的“等靠要”行为更需要建立反向激励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性比较研究——基于对广西玉林市和广东湛江市的考察

精准扶贫已成为党的十八大后农村贫困治理工作的重要措施。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性较大,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深入分析不同地区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广西玉林和广东湛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东西部贫困区为例,从精准识别方式、精准扶贫资金来源与使用效率、精准帮扶具体措施等开展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性比较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资源、主观思想意识的不同因素,分析政策实施方式的差异现状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动态管理、增强精准扶贫的造血功能、完善"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健全精准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考评机制等对策建议。     

湖南省慈利县精准扶贫的调查与思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落实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对省级贫困县慈利县的调查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落后、扶贫资金匮乏、资源分配不合理、帮扶机制不健全、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有鉴于此,可将突出产业发展和品牌建设、分类制定扶贫措施、建立精准识别机制、健全精准帮扶机制、强化扶智扶志机制视为改进慈利县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     

农村扶贫的关键在于实现四个转变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扶贫攻坚的最后阶段，要顺利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任务，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实行制度创新和转变：扶贫主体要由单一的政府扶贫向政府扶贫为主与全社会参与扶贫相结合转变；扶贫对象要由扶持贫困地区为主向扶持贫困农户为主转变；扶贫方式要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扶贫内容要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     

新疆少数民族扶贫精准化问题研究

我国已经到了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而新疆少数民族一直是脱贫攻坚的难点。通过南北疆的实地走访、调研、座谈和研究者扶贫工作经验,利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对新疆少数民族扶贫精准化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发现:新疆"绿洲化"政治经济格局、社会排斥和少数民族的自我排斥、扶贫物质和精神供给失衡,致使少数民族扶贫在认识、目标和对象识别、资金分配等存在不精准,未能打破深层的贫困恶性循环。研究认为:应从外部环境和贫困对象自身两方面出发,以提升新疆少数民族贫困对象的社会契合和自我发展能力为政策主线,加强扶贫认识、目标和扶贫对象识别精准化,人口政策配合等激发内生脱贫动力实现真正脱贫。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随着中国全面脱贫任务的顺利完成,扶贫战略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对于精准扶贫阶段主要依靠发展旅游实现脱贫的许多革命老区来说,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其旅游扶贫的对象更为复杂,在旅游扶贫识别、帮扶与考核中面临诸多的困境,通过构建旅游扶贫识别标准体系、按需帮扶与综合考核等措施,以期提升革命老区旅游扶贫的效果。     

茶文化产业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以广东地区为例

茶文化作为一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对于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早日实现脱贫具有建设性意义。通过研究茶文化产业综合开发对于当下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行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通过分析茶文化产业的发展背景与发展现状,对茶文化产业在精准扶贫下的应用进行可行性研究,重点体现茶文化产业发展在精准扶贫中的具体应用价值,为推动中国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与推进提供参考。     

政策冲突的机理研究及应对策略 ——基于理性设计和非理性实践下的思考

政策在设计之初就具有理性特征,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为了实现脱贫攻坚的政治任务和民生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实现贫困治理与农村社会发展更好契合的价值追求.在理性设计方面,可从实践中看到精准扶贫工作实施体系之严密、程序之严谨、考核之严格以及动员之广泛等技术理性特征,这是保障精准扶贫工作实现其政治治理诉求与社会价值追求的制度性与技术性保障.在进入村庄实地调研后观察到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实践中的复杂样态,以及与政策设计预期相背离的诸多"非理性"现象.例如:权力运作环境的复杂性与权力中心的波及面的问题、家庭经济的不确定性与扶贫工作的保守性的问题、政策执行者的模糊理解和面临任务时间压力的问题、个体的本能私心和政策的公共属性的问题等.这些精准扶贫实践中"非理性"现象的碎片化感知,与政策的"理性设计"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张力.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介入广西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研究——基于广西钦州那思镇定蒙村实践与探索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并提出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要求,强调乡村治理的发展目标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具体任务。通过对广西钦州那思镇定蒙村实地调研发现,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中政府行政性力量强化,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较弱。结合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背景以及广西贫困地区乡村发展的实际,提出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加强乡村治理制度建设等实现路径。     

赫章县土地政策助推精准扶贫的逻辑与成效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在赫章县对口帮扶,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期间,充分挖掘土地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土地政策价值,坚持精准帮扶与区域整体开发有机结合,通过增减挂钩和土地整治等政策,采取村民自建方式,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内生动力,激发贫困人口的变革活力,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能力,让土地成为赫章县精准扶贫的重要原动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天水市甘江村的实证

旅游精准扶贫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甘肃省天水市甘江村以“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为契机,延长产业链条,实现了乡村旅游助推精准扶贫的目标,但在帮扶模式、乡村旅游宣传、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存在一定困境。从多元主体投资、宣传媒介网络体系、创意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等方面探讨甘江村旅游精准扶贫新路径,达到“真扶贫、扶真贫”,为天水乡村振兴探路,并形成示范带动和辐射效应。     

精准扶贫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农业大国,而不是农业强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内绝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导致贫困人口数量过多且分布范围广泛。为此,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视力度。习近平在湖南农村进行视察时,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民贫困的原因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政策理念。在当时只是一个大体概念,后来又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思想进行填充,并在其顶层设计和具体工作开展模式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策略。2015年中,在云南、湖南、贵州等贫困问题严重区域进行试点运行,并在同年的11月份,为了加速"精准扶贫"政策在全国落实的速度,国务院又出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文中把"精准扶贫"政策作为全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并提出了在2020年实现7000多万人全部脱贫的新的脱贫目标。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工作中也存在很多实际问题,带给扶贫工作许多阻力,所以在本文中将对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原因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阻力进行分析,并提出运用精准扶贫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以切实提升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率。     

浅谈当前基层精准扶贫工作

精准扶贫是实现强大中国梦的关键一环,该项工作目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存在的诸如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上下级政策衔接脱钩、懒汉思想、思想脱贫等一系列关键问题逐一剖析,为习总书记提出的2020年脱贫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