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居住区位选择的环境和驱动因素

农户是农村居民点中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对农户居住空间系统演变内在机制的研究,需从微观角度对农户居住区位选择演变以及相关居住活动行为进行分析。本文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的外部区域发展环境和农户的生存、生产、发展、生活需求的内部居住行为响应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户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从居住空间偏好、建筑和迁移成本、政策引导方面,探讨了农户居住区位选择决策的驱动因素。     

村域功能分区与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研究--以潼南区中渡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有助于保护耕地、提高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以重庆市潼南区中渡村为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土地宜耕性和生态主导功能入手,将村域空间划分为规模经营示范区、农业自耕经营区和生态功能区.根据各区域农业发展现状和发展定位,将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分为四周环绕式、组团嵌套式和整合迁并式.研究表明:根据村域功能分区探索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模式,有利于居民点集中布局以及后期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将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农业经营条件、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更契合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农户居住意愿,可以提高居民点空间优化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乡村建设破除城乡分隔二元地域结构的有益探索.     

微观尺度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以重庆市统筹城乡示范村江津区燕坝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空心化、利用低效与无序扩张等问题是城乡转型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对其进行空间重构是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选取重庆市统筹城乡示范村江津区燕坝村为典型案例,在定量评价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条件的基础上,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与功能整合2个方面实现整村居民点的空间重构。结果表明,燕坝村综合影响力处于高、中、低3个等级的农村居民点斑块数分别为4、93、290个;不同等级农村居民点的综合条件不同,应采取适度发展、保留整合、迁移合并等不同的布局优化模式;运用加权Voronoi图引导搬迁去向的同时,融贯村域居民点综合条件与农户居住需求指导农村居民点的功能整合,使得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方案更加合理。该研究结果不仅为燕坝村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提供了科学参考和决策依据,也为微观尺度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8—2020年省级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并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KDE)、Moran’sⅠ指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除东北区域2014年后出现负增长外，其他三大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均持续上升，但不同省域与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区域发展最好、中部区域发展最快、西部区域发展相对较慢；各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地理空间集聚特征，其空间集聚模式以“高—低”或“低—高”为主；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上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但东部区域和中部区域内部差异逐年增大，且东部区域内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非均衡程度尤其突出。     

基于村域空间网络化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农村居民点之间的联结强度并将其作为连接边,将农村居民点作为节点,构建村域空间网络,识别中心点及其空间辐射范围,引导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为村镇规划和产业调整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村域空间网络结构呈现"核心-边缘"特征,且中心点的重要度和辐射范围各异;据中心点的辐射力,兼顾村域环境和农户意愿,坚持"点面结合,散中有聚"的原则,将农村居民点优化模式分为重点发展型、内部挖潜型、搬迁合并型和自然保留型4类,并构建"中心-基层"2个等级的农村居民点体系,实现村域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为丘陵山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北京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实践探索

为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按照中央提出的“东部有条件地区要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探索减少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的要求,北京“十二五”期间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实践探索了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增收的综合帮扶措施,增收效果显著。在“十二五”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北京确定了“十三五”时期低收入农户、低收入村的认定标准并完成了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的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针对新一轮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的特征,北京将探索实践系列分类帮扶措施,帮助低收入农户和低收入村增收。     

村域认同、关系网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以江西省501个农户为例

探讨村域认同、关系网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选取江西省501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村域认同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且对于提升高学历和村干部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作用更为显著；户主的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每提升1%，选择比较愿意参与环境整治的概率提升23%和7%；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5；农户的村域认同感不仅可以提升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还可促进其落实到具体行为，提升环境整治参与程度。因此，政府应通过提升农村生活基础条件，强化村委会的服务功能，加强和美乡村的宣传与教育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六措施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难题

近年来,湖北省丹江口市创新工作思路,采取多项措施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难题,促进农村工作科学发展。一是开发优势资源。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因村制宜培植主导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交通、区位优势突出且集体资金积累较多的村,尤其是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采取集体出资建厂（房）、整体对外招租的办法,发展仓储、市场、宾馆、     

新农村建设中农户的居住生活变化及其生计转型

农户生计问题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对新农村建设热点区域邛崃市的典型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①农村居民点是一个与农户生计息息相关的多功能复合单元.②新居建设改善了农户的居住区位和生活条件,但功能趋于单一化;按照城市的居住生活习惯设计新居的功能结构,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大幅减少.③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和因迁建而得的新居房产,是农户新获取的重要物质资产;利用掌握的社会资产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拓展就业渠道对农户改善生计至关重要.由于普遍缺乏高质量的人力资产,农户实现生计多样化仍要克服许多困难;随着庭院经济的没落,农户生活资料的市场依赖性日趋增大,传统的家庭农具面临贬值、淘汰;在物质资产减少、家庭负担加重、收入缺少增长的处境下,政府的金融性资产支持难以促进农户金融资产的增长.④居住生活方式和生计资产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农户生计转型,呈现"正面的非农化"和"负面的非农化"两种趋向.⑤新农村建设照搬城市的居住生活方式对农户缺乏现实意义,可能背离了此项决策的初衷.建议地方政府依据农户的家庭状况和发展需求,分类指导,设计不同的政策细节,为农户创造适宜的发展机会.     

农业集聚度变动特征及其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12类农作物空间布局变化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等指标分析了我国农业集聚度时空变动态势,实证检验了农业集聚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85—2011年我国农业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呈现波浪型上升趋势,说明我国主要农作物整体的集聚度呈现波浪型上升变化,表明以市场为导向的主要农作物专业化程度在提升。但不同农作物之间的空间集聚变动存在明显差异;农作物空间集聚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农业产业集聚的提高带来了区域农业经济的增长,农业产业集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