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视角下退捕渔民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面对渔业资源枯竭、渔业劳动力过密化的桎梏，我国政府采取减船转产政策对渔民群体进行规划性规制，以突破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人数多、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等情况使退捕渔民在转产转业过程中，面临失去基本经济来源、缺乏求职竞争力、自主求职碰壁等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渔民退捕后的转产转业问题集中在安置保障和可持续生计方面，针对渔民退捕后自身就业能力提升涉及较少。从人力资本视角对我国退捕渔民群体再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激发退捕渔民再就业技能提升的意愿、加快教育培训与开发进程、建立“培训—就业—监测”一体化平台、完善技能提升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严防退捕渔民返捕致贫，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接续奋斗。     

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模式、效应及建议

[目的/意义]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做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系统工程,是渔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先试,其中渔民生计重构是“退下来”后“稳得住、能致富、见成效”关键和前提。[方法/过程]研究在廓清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内涵基础上,结合调查的典型案例考察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重构的模式,并进一步评估分析生计重构的效应及其提升的障碍因素,最后提出更有效推进渔民生计重构的对策建议。[结论/结果]（1）渔民生计重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全面考察,后者聚焦于生计路径和转产就业,至少包含替代性、适宜性、可持续性等三重含义。（2）渔民生计重构模式可归为政府主导型、渔民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等3类,政府主导型的替代性较高,而适宜性、可持续性相对不足;渔民主导型的替代性、可持续性较高,但适宜性需提升;企业主导型的替代性、适宜性、稳定性均较高,但实践较少。（3）渔民生计重构效应仍需提升,这既有内部也有外部的因素,前者体现于渔民生计资本低的客观约束和再就业意愿不高、政策博弈心理的主观原因,后者主要包括生计供给精准性不高、财政支持有限、自然资源稀缺、社会参与度低等。针对退捕渔民生计重构面临的困境,未来应从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公平与效率、保护与科学开发等4组关系为切入点,提升退捕渔民生计重构替代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     

转产上岸，老技能变成“新饭碗”

<正>作为长江禁捕退捕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共计有4万多名渔民退捕上岸。渔民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事关长江禁捕退捕工作长远发展,也事关广大渔民当前和未来生计。在渔民转产就业上,不少地方探索出渔民稳岗致富新路径,多渠道推进退捕渔民转产转业,让渔民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越来越多的退捕渔民成功转产上岸,开启新生活。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渔业监督管理要求不断提高,捕捞能力压减和禁渔范围扩大产生的退捕渔民安置成为重要课题。从公共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渔业监督管理现实需求、退捕渔民安置需求方面分析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的必要性,从法律依据、渔民意愿调查结果和渔民能力优势、相关实践基础方面分析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的可行性,并对林业管理中的护林人、治安管理中的辅协警的制度化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借鉴。对我国退捕渔民参与渔业监督管理提出如下建议:(1)明确渔业巡护员的法律地位与职责;(2)根据所在水域面积、退捕渔民的实际情况以及巡护难易程度等设置人员数量;(3)建立统一的招录标准;(4)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5)加强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6)建立以培训结果和平时工作表现为考核标准的考核制度;(7)建立多角度监督体系;(8)将部分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中,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保障渔业巡护员的基本权益。     

浅析中职课堂学生幸福指数提升途径

21世纪,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精神需求也成为人们追求的核心。关于幸福的话题开始弥漫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教育领域里关于幸福教育、师生幸福感、幸福指数的研究层出不穷。实际上中职校园中教师和学生的幸福感极低,校园中的生活状态、学习状态令人很不满意。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人提出自己在教学工作中几点心得体会。希望能在中职课堂教学中奉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将幸福教育传承。     

农林院校青年教师总体幸福感调查研究

通过对某个农林高校青年教师幸福感调查,分析农林高校青年教师总体幸福感现状及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对于生活的满意度一般,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也略高于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水平,他们认为自己有些幸福,但幸福的程度不高;对于自己的收入和物质报酬不太满意。心理和精神状态及人际关系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大;工作性质、自己所处的地域对正性情感的体验影响很大;心理及精神状态、健康状况对消极情绪的体验有很大影响。     

生计资本对退捕渔民家庭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退捕渔民为例

长江“十年禁捕”政策是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最重要利益主体,退捕后的收入保障直接关系着禁捕政策的顺利推进。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利用湖南省11个县区市渔民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差异对家庭收入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影响效应在渔民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渔民生计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社会、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处于较好水平,均值分别为1.57、1.54、1.51和1.50,自然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均值仅为1.06;退捕后渔户收入明显下降,年均收入由退捕前的10.31万元跌至6.43万元,而且渔户间收入差距加大,渔民家庭年均收入最高与最低分位区间的比值由退捕前的4上升至8。人力、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均对收入质量影响显著,其中人力资本影响最大。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存量增强渔民转产就业的积极性,金融资本虽然正向决定收入质量,但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渔民的再就业努力。另外,公共事务参与度、土地生产资料分别对收入充足性、结构性的促进作用最强;政府补贴支持对收入持续性和知识性的正向作用最大;信息资源获取便捷性对收入成本的负向作用最显著,而且生计资本对家庭收入质量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由此,提出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禁捕资金重点投放、加大乡村“能人”扶持和基于渔民年龄分类施策等建议。     

基于幸福感分析的青年科研人员管理机制研究——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为例

文章以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为例,调查了青年科研人员的幸福指数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组、年龄组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学历低(本科及以下和硕士学历)的科研人员的幸福感指数明显高于学历高(博士学历)的科研人员(p0.05);月收入少于5 000元的科研人员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其他收入水平的科研人员(p0.05);初级职称科研人员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生活满意度指标只受到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在性别、年龄、学历和职称因素的影响下变化不明显。高学历、高收入、高职称的"三高"人员的幸福感指数最低,管理者应该从人才工作环境、情绪调节、人才培养机制、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着手,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关注和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研究——基于6000余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壮大,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层次分析结构图,结合华南理工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发展前景”调研的6 000余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状态,分析其“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并探讨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路径.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目的】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充足程度、均衡程度、便利程度和普惠性程度 4 个维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排序模型 Ordered Logit 对 CGSS 2015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充足程度和普惠程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性值分别为 0.001 和 0.048,且充足程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在农村居民幸福感中感到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群体中,显著性值分别为 0.058、0.051、0.049、0.075 和 0.048,普惠程度对于比较不幸福群体的影响最为显著。【结论】政府应该不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充足程度的财政投入,优化其资源配置,同时也要强化公共服务的普惠程度,使得公共服务真正能服务于每一个农村居民。     

渔民生产生活状况研究

渔民生产生活状况、收入增长情况受政策环境、水产品价格、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文章采用渔民入户调查数据及全国渔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系统分析2017年我国渔民生产生活及渔民家庭收支变化特征、渔民增收影响因素等。结果表明：（1）渔民家庭经营收入是渔民收入增长的最大拉动力，但是收入来源仍然比较单一、收入的结构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亟需拓展渔民增收渠道；（2）雇工费用占渔民家庭经营渔业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影响渔民家庭受益的关键因素；（3）我国区域间渔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基于此，提出要构建渔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提高渔业产业内部增收动力，要提高渔民自身增收能力等改善渔民生产生活、促进渔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合作社视角下的渔民社会保障分析

如何提高渔民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渔民社会保障的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浙江舟山某渔村和广东台山某渔村的渔民综合社会保障表现进行访谈和问卷调研,利用模糊评价法对渔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定。研究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高于不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越高,渔业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政府可通过相关政策引导渔民加入合作社是提高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有效途径。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安阳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为了探求安阳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12个指标建立安阳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体系,对安阳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社会发展因素、能源消耗与工业废物排放和经济发展是影响安阳市土地生态安全的3个主要因素。2014年安阳市龙安区、林州市和安阳县的土地状况为良好,汤阴县土地安全处于预警状态,文峰区处于中度警戒状态,而内黄县、殷都区和北关区处于重度警戒状态。安阳市土地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土地生态安全。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民幸福感：基于创业中介视角的实证

为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农民创业中介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和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通过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异质性及其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组群差异。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民幸福感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推进农民创业是数字金融使用提高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最有助于提高农民幸福感;数字金融使用最有利于提高女性、已婚、年龄在60岁以上及低学历农民的幸福感。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民集中居住福祉研究

根据江苏省海安县开屏村的50份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的福祉变化。结果表明: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打破了农民以前自产自足的生活模式,农民普遍对食品安全存在担忧;由于政府部门前期没有对居住区进行合理规划,在后期的基础设施加强建设中给农民带来很大困扰,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据此,政府部门需要从农民角度出发,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基础实施的扩建。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以云南省玉溪市300户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为资料,研究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选取了20个指标构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对各因子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找出了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子,分别为宏观环境因子、个人特征因子、个人生活的客观条件因子、个人生活的主观感受因子、收入因子、健康状况因子和子女教育因子。     

农药知识培训:意愿、方式与实施主体选择

为了解农药培训对提高农民农药认知,降低农药负面影响的作用,以广东272个稻农为例,利用有序回归模型对农民的农药培训意愿、期望的培训方式和实施主体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民整体缺乏培训,但农民有着较高的农业培训需求,其中农药知识是农民最期望获得的培训内容;农民存有较高的参与农药知识培训的意愿,"农田实地指导教授"是农民最喜欢的培训方式,农技站和农业局则是农民最期望的培训实施主体;农民的参与意愿主要受到是否雇工、受教育程度、农药危害性认知、自我保护意识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据此,建议:1)农药知识培训工作应该由地方农业局或农技站负责组织实施,并以"农田实地指导教授"为主要方式,以刺激农药培训供给。2)在开展培训工作的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重点提高年轻、家庭没有雇工的农户的农药危害性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以提高农民的农药培训需求。     

基于金融支持的农民幸福指数模型

通过对当前农民生存,生活与生产状况特点的刻画,分析其对金融支持的具体需求:治病、养老、建房、子女教育开支,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投资.虽然农村的经济在快速稳定发展,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推出,农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但如果通过合理的金融支持,农民就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最后,尝试给出基于金融支持力度的农民幸福指数模型以供实证检验.     

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省的多维贫困测度

为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选取31省农村居民消费的8个维度,运用ELES方法测算出基本需求支出份额,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进而计算出各地区不同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数和各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并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相对贫困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分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的主次因素,对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区域农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大、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则区域总体贫困程度越轻。因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比重,加大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问题。     

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探析

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使用重庆市涉及扶贫开发任务的33个区县2014—2018年县域农村贫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刻画农村贫困化空间关联格局,构建影响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县域农村贫困化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研究时段内重庆市县域农村贫困化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稳定,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巫溪、城口、酉阳和彭水等渝东北和渝东南区域的相关区县,而主城区和渝西地区的区县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研究时段内各区县农村贫困发生率明显呈现下降态势,区县间的差距在缩小;②重庆市2014-2018年全局Moran’s I指数均达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县域农村贫困化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③通过GWR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影响因素中,海拔高度、人均耕地资源面积、 25°以上耕地面积比重和区位水平、未通客运班车村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文盲人口比、因残致贫人口比重等8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对县域农村贫困化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上表现出的影响力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