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影响

农民工的流动已经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民工自身的家庭经济收入,还体现在对农村和城市交融流动过程中的影响；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农民工的流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社会管理及农民工在工会中的地位等；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这是对社会阶级阶层分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阶层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3CGSS 的数据实证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农民工思想意识融入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以农民工阶层认同为视角,运用阶层认同理论,研究了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父辈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6个主要因素及对应的16个子因素,通过对201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CGSS 2013)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父辈社会地位与农民工阶层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其中家庭经济实力、社会态度、政治意识、收入水平和工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     

农民工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风险化解

首先,从城乡差距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风险;然后,从农民工阶层经济上的平等追求——进城与打工、农民工阶层政治上的平等追求——身份与户籍2个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在中国现代性转型风险化解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指出了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关键。     

理论·实证和路径：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转型期中国能否顺利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从法律视角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学者在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可以分为3类：一是对农民工保障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包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问题和认识误区、农民工社会保障进行理论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政策缺陷、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实证研究,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的顺序、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影响因素、社会保障观形成的内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三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包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发展、浙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双低模式＂、＂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的比较以及根据农民工内部分化后的阶层分类建立多层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     

社保困境之农民工消极参保研究——以温州乐清市为例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工作为从农民群体中分出的一个新阶层,其生存、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农民问题。长期以来,出于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先入为主的同情与支持,将农民工社会保障不到位的责任一味归咎于用人单位。农民工由于其阶层意识、农民工职业特点等因素的影响,经常消极配合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障措施,致使其社会保障未达预期效果。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原因

阶层固化的社会,会使人们丧失进取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转,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但由于高等教育招生就业制度的影响、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社会资源占用状况的差异、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现象。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原因,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比较心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收入和阶层定位的双重视角

构建“比较内容－比较理论－比较维度－心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省级匹配统计年鉴数据，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和阶层定位比较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幸福感受到收入和阶层定位在横向和期望值两个比较维度的影响，即相对剥夺与隧道效应心理机制是新时代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收入和阶层定位纵向比较却与农民工幸福感无显著关联。新时代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农民工不同社会比较心理机制的演变逻辑，促进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市民化。     

建筑行业农民工收入增长对现代社会关系再构建影响探讨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山东省济南、青岛、潍坊、淄博、聊城、临沂等地的30多处在建工地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所调查地区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收入和生存状态的基本情况,并结合调查结果对建筑行业农民工,尤其是技术工种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群体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建筑行业农民工收入增长将对现代社会关系再构建及中等收入阶层群体的扩大的产生积极影响。     

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政治学思考

新农民工工人阶层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群体)的形成是社会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新农民工工人必将融入工人阶级队伍。     

新时期农村阶层分化的现状及其研究意义

结合新时期农村地区的现状,对农村阶层的分化标准及农村阶层分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     

对"民工潮"与"民工荒"成因和解决对策的分析

通过对中国“民工潮”、“民工荒”现象较为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其产生和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肯定了“民工潮”、“民工荒”在当前国情下的进步意义。笔者认为解决“民工潮”、“民工荒”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对策,关键在于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当务之急要解决“农民工”就业渠道不畅、收入偏低的问题;此外,加大城市化建设力度,进一步重视农业,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也具有重要作用。     

贵阳市烤烟种植大户经营模式的调查

对贵阳市6个乡(镇)种烟大户和分散农户的几种烤烟种植模式进行了调查。结果为贵阳市烤烟种植模式主要有5种:公司 职工 科技园经营、政府 公司 大户经营、多个大户合作经营、大户独立经营和分散农户经营模式,各种种植模式在栽培管理水平、烟叶质量、产量表现上均以大户种植模式优于分散农户种植模式,且以烟草公司 职工 科技园经营最好。在烤烟生产上建议限制小面积农户,控制大户,发展烤烟的适度规模化种植,有利于技术人员的管理与指导和农户的集中管理,提高烟叶的质量,实现烤烟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分层视角下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原因分析——以皖南地区为例

通过对皖南地区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的调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村居民城镇化意愿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城镇化意愿的分值上看,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的城镇化意愿水平较高,农业劳动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城镇化意愿相对较低。因此,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考虑不同阶层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地建立新型城镇化机制。     

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分析

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是贵州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际,返乡农民工创业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上是过去制度抑制的积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对于农村劳动力个体而言,其创业投资会面临很强的不确定性,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个人禀赋特征不同,使得不同的返乡农民工面临同样的投资环境时有着不同的投资结果,所以增强对西部返乡农民工的公共培训投入显得异常重要.发挥政府职能和政策性诱导性作用,完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的机制,是贵州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异地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城市化的本质含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文明的形成,城市化的方式可分为本地城市化与异地城市化,异地城市化是落后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思路。异地城市化的主要障碍是对农民工的就业与教育歧视,发展异地城市化的主要对策就是对农民工实施“国民待遇原则”。     

新阶段安徽农民创业出路——基于农民工返乡潮背景下的探索

2008年经济危机寒流之下民工返乡潮不期而至。对农民返乡的原因进行了理性分析，并提出新阶段安徽农民的就业出路对策，以促进安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及对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以及中国城镇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然而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却在劳动就业、权利维护、生活保障等方面处于尴尬地位,只有弄清农民工流动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探究促进农民工流动的措施,才能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笔者在界定农民工流动范围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初次和再次流动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提出了促进农民工流动的对策。     

新农村建设的新视角:发展"农民工经济"

将农民工从农民中分划出来,将农民工视为一个特别群体,并以此为支点分析其在破解三农问题中的核心作用。认为“农民工经济”应当包括外出打工经济与回乡创业经济两个部分,而发展“农民工经济”的关键就是在二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通过发展农民工经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找到一个新视角。     

限制对农民工行政歧视的路径选择

对农民工的行政歧视在现实中有着种种表现,客观存在的行政歧视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但是完全消除行政歧视是不可能的,现阶段的目标是尽可能地限制这种歧视.因此应加强法律体系、维权体系以及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透析“民工荒”——“三农”问题2005年双月谈之四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我国东南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欠发达地区一些企业却出现了招收农民工困难的现象“。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直接原因却是农民工工资长期低水平徘徊,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其合法权益和基本待遇得不到保障。所以,从本质上讲,民工荒就是权利荒,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其产生的制度性基础。因此,我们不能仅就“民工荒”而解决“民工荒”,而应将对策立足点放在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上去,这样才能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