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作用机制及传导路径——以沈阳市苏家屯区为例

耕地质量保护是土地科学中最为活跃和前沿性的重要领域。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PRE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对耕地质量影响之间因果链。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以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潜变量快速城镇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耕地质量三者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因果关系,具有较高的载荷系数,总效应为0.717,验证了理论分析框架;(2)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扩张、经济结构、价格变化和政策制度安排等外部环境变化,是影响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主要方面,且农户所处区域位置、农产品价格、从事非农产业人数和土地细碎化程度是主要影响因子;(3)农户作物种植选择方式和土地投入行为是直接影响耕地质量变化主要因素,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是0.823和0.803。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研究认为应该从农产品价格、适度推进土地流转、加强耕地质量保护方面政策宣传、加快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培育与指导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     

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为例

[目的]从农户行为的微观角度出发,就当前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研究,旨在寻求优化和完善耕地质量保护的对策。[方法]选取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作为具体实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压力—状态—响应"框架和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农户积极主动响应,有些只是被动响应。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二元Logistic回归处理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结果可信度较高。[结论]丹徒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农户的年龄、化肥的使用情况,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重要性和前景的判断这4个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有显著的影响。     

耕地土壤质量保护中农户认知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探讨耕地土壤质量保护中农户认知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在深化已经研究基础上,为政府制定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233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经济因素特征、农户自身条件特征和耕地自然条件特征这3类外源潜变量对农户耕地质量土壤质量保护认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自身条件特征是影响耕地土壤质量保护中农户认知行为的主要因素,其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耕地土壤质量保护认知程度会提高0.877个单位;(2)可观测变量对3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能力均较强,且显著水平、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农产品价格、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典型地块面积分别对这3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好。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稳定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将土地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并针对这种类型的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和耕地土壤质量保护方面的技术服务和培训,是未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方向。     

农户耕地质量提升行为的逻辑路径与驱动力:研究进展与展望

新时代我国耕地保护已转型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格局,提升耕地质量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资源基础,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保障。农户是耕地的直接利用者与经营者,也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直接主体,促进农户的耕地质量提升行为是实现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关键。本文通过文献统计与归纳总结,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农户耕地质量提升行为的逻辑一般沿"认知→意愿→行为"路径,也存在"认知→行为"的可能;农户采取耕地质量提升行为的响应程度不高,通过调节关键驱动因素可提高农户的积极性。从行为逻辑与响应过程来看,农户耕地质量提升行为的关键驱动力为认知水平、经营规模、土地经营权稳定性和政策支持。此外,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为定性与简单定量研究,缺乏对农户耕地质量提升行为的障碍因素、契约关系稳定性、不同经营主体行为差异性等方面的定量研究。因此,从多元主体等视角,采用定量模型等方法,开展农户耕地质量提升行为的关键因素识别、障碍因素分析和政策支持探索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粮食生产核心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

[目的]剖析粮食生产核心区内不同类型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差异,为制定相关差异化政策,引导农户加强对耕地的监督和保护提供支持。[方法]选择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省周口市为样本点,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与乡村参与性评估法(PRA)对各类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认知与行为进行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1)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兼业程度的加深,各类农户对耕地重要性和多功能性的认识、时间投入偏好、对耕地保护前景的信心、对农业污染的防范都呈现出:缺失型(Ⅰ)基本型(Ⅱ)自然资产型(Ⅲ)人力资产型(Ⅳ),得到补偿后参与意愿、追加补偿到耕地的意愿、定期施用有机肥或采用过测土配方施肥、制止他人破坏耕地的比例都呈现出缺失型(Ⅰ)基本型(Ⅱ)自然资产型(Ⅲ)人力资产型(Ⅳ)。(2)影响各类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因素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各自差异。相同因素包括户主文化程度、投入偏好、补偿意愿。户均年龄高,家庭劳动力少的缺失型农户影响因素还包括户主年龄、务农人数、补偿方式;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型农户影响因素还包括家庭毛收入、经营土地面积、耕地破碎度;从事短期兼业且非农收入较高的自然资产型农户影响因素还包括非农收入比、粮食种植经济效益、农户兼业;长期居住城镇,较少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产型农户的影响因素还包括耕地经济区位、当期粮食价、政策性补偿方式。[结论]农户作为耕地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其认知与行为很大程度决定着耕地保护的成效。     

水稻优生区农户资本禀赋对其耕地保护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双栏模型的实证研究

水稻优生区农户对耕地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决策行为对于水稻产量及品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农户资本禀赋视角,将农户资本禀赋分为人力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借助水稻优生区宁夏青铜峡39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决策行为划分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决策行为阶段,实证分析了水稻优生区农户资本禀赋对其参与耕地保护决策行为的影响,以期为科学制定水稻优生区耕地保护相关政策、保障农业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表明：1）绝大多数农户愿意参加耕地保护行为,但其从事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愿意参加耕地保护的农户占73.86%,而平均支付意愿仅为3 100.65元·hm^-2;2）人力资本禀赋（文化程度和农业培训）、经济资本禀赋（家庭收入和农机投入）以及社会资本禀赋（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对农户耕地保护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均为正向影响,自然资本禀赋（耕地禀赋和破碎程度）对农户耕地保护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对参与程度有负向影响;3）耕地保护重要性认知仅对农户耕地保护参与意愿有促进作用,而耕地保护政策了解程度对农户耕地保护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均有促进作用。最后,提出建立健全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积极组建各类农业合作社和耕地保护组织以及培养新型农民、加大稻作区耕地保护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认知对农户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例

农户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和直接参与者,对遗产保护的认知影响着参与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影响遗产系统的可持续性,是保护与发展措施实施的信息反馈,也是政策制定和改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例,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认知对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行为态度对其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主观规范、控制认知对其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从而通过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中介作用对参与遗产保护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292、0.442。2)参与遗产保护的能力和遗产保护的制度环境是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参与遗产保护的关键因素。3)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3个维度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认知两两存在显著地相互正向影响,其中行为态度与控制认知的相互影响最大,影响系数达到0.652。基于此研究结果,提出关于加大宣传力度、完善保护制度、落实激励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此深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会宁县翟家所乡为例

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是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是耕地利用的组织者和耕地保护的执行者,他们的保护意愿和行为选择是影响耕地保护的重要因素。以甘肃省会宁县翟家所乡为例,从农户角度出发,通过相关性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对影响该乡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最后结合回归系数分析得出,农户成员的年龄、文化水平、非农就业技能,以及耕地的社会效益和耕地的破碎度5个因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呈现不同程度的正影响,家庭人口数、农户对耕地产权的认知和耕地附近的道路状况这3个因素对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呈现不同程度的负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开展有关耕地利用和保护的宣传活动,增强农户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为农户养老提供保障,也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做好区域内的土地利用规划,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耕作的机械化水平和耕地利用集约度,减轻区位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制约。     

黄土丘陵区耕地变化与农户经济行为响应

本研究以宁夏上黄试区为例,根据历史资料、PRA调查及GIS工具分析了该试区耕地变化及农户经济行为变化。结果表明,耕地变化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业系统内及农业系统外部经济活动的变化,农业系统内部主要变化表现为耕地种植结构变化及利用形式的变化,农业系统外农户经济活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系统外收入不断增加和农户外出劳务人数增加。     

重金属污染区耕地轮作休耕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目的  研究我国农村重金属污染区耕地轮作休耕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分析影响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区耕地轮作休耕治理影响因素,为我国重金属污染耕地长期治理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基于343户的调查数据,构建累积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我国重金属污染区耕地轮作休耕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愿意参与重金属污染轮作休耕治理（?0.1341）;农户参与意愿与受教育程度（?0.098）、家庭收入（0.2591）正相关,但与年龄（0.2036）负相关;农户参与意愿与轮作休耕治理政策了解程度（0.3049）、治理过程评价（0.0985）正相关,参与意愿受亲朋好友（?0.1110）影响较大,由于信任度原因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政策宣传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较小;农户参与意愿与轮作休耕后家庭收入变化（0.4851）正相关;农户参与意愿与自有耕地污染程度（?0.3995）负相关,与农户对环境关注度（?0.1953）呈负相关。  结论  农户个体特征及基本情况、参与后的家庭收入变化、耕地污染特征及对环境感知、政策宣讲及实施过程对农户参与意愿具备实质性影响。因此,要提高基层村组在政策宣讲和政策执行过程在农户心中的信任度;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降低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拓宽农户收入来源渠道;从环境保护和收入层面加强治理的预期效应宣传,逐步消除农户污染治理与自身收入平衡的矛盾心理。     

基于组合模型的城镇化演进对耕地影响极限测算

以安徽省为例,选取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等18项指标,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活四维度构建了城镇化综合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了测算;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城镇化进程引致的耕地减少份额进行了计算;基于经济学边际理论,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城镇化边际耕地变化率测度模型;借助EXCEL软件,通过作散点图并添加趋势线,采用最佳拟合优度获取曲线及高数极值求导判别方法,测算了城镇化演进对耕地影响最小的极限时刻,结果表明：安徽省城镇化综合指数由1996年的0.0319上升至2012年的0.9945;城镇化进程引致耕地面积减少量2002年后呈降幅态势,契合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城镇化边际耕地变化率指数由2002－2003年的1292517.63下降至2011－2012年的7430.35,整体呈下降态势;边际耕地变化率拟合曲线为开口向上U形抛物线,当城镇化综合指数为7.325时,即2022－2023年间,城镇化对耕地影响处极小状态,2023年前,安徽省推进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较突出。基于研究结果,从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及制定协调城镇化演进与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也可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空间交互视角下中国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研究较多关注城市个体增长与耕地非农转换间的关系,鲜有关于城市空间联系及协同发展视角下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而随着城市空间交互作用的加强,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催生出的多元用地需求激化了其与耕地保护间的复杂用地矛盾。城市群是中国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从城市群视角探讨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更具前瞻性和现势性。该文采用引力模型与城市流强度模型对城市群空间联系进行度量,从城市与城市群双重尺度出发,构建了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探索2005—2015年间全国主要城市群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市群耕地数量变化的尺度效应和地区分异特征显著。在城市尺度上,耕地变化与农业人口、工业经济及农业科技均呈正相关关系,与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城市群尺度空间联系指标均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区域差异体现在农业人口、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建设用地面积对内陆城市群耕地面积变化影响较大,而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沿海有着更大推动作用;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在沿海地区较明显,外向功能作用力则在内陆有所体现。与零模型、半条件模型的对比分析表明,多层线性回归用于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研究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尺度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从而为国土空间开发战略下城市群发展与耕地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广东省耕地利用质量评价、时空跃迁及障碍因子诊断

耕地利用质量是区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耕地利用质量提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粮食安全保障。该研究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框架、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temporal data analysis, ESTDA）与障碍度模型揭示2005—2020年广东省县域耕地利用质量的时空特征及诊断其障碍因子。研究表明：1）2005—2020年广东省耕地利用质量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03%，说明区域耕地开发、利用与保护成效较好，并且耕地利用质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山区、珠三角、东翼、西翼，而耕地利用质量指数增速从快到慢依次为珠三角、西翼、东翼、山区；2）珠三角、西翼与山区的部分县区耕地利用质量的空间结构波动较大，整体上耕地利用质量的空间结构具备较强的时空依赖性并兼具跃迁惰性与活性；3）人均农业产值、地形分布指数与地均农业产值是影响广东省耕地利用质量排名前3的障碍因子，充分表明资源禀赋依赖与社会经济结构是决定耕地利用质量的关键因素。为实现广东农业布局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该研究提出持续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以充分发挥农业典型示范效应，遵循耕地资源的空间结构差异以有序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以及依托全域国土综合整治积极探索承包地细碎化试点等政策建议。     

碳排放约束下耕地利用推动粮食生产的逻辑关联、现实矛盾与路径优化

耕地利用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碳排放约束背景下探究其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有机关联有助于揭示“土-碳-粮”三要素复杂的逻辑关系。该研究基于归纳演绎法与理论分析法,在梳理碳约束下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粮食安全保障与碳减排背景下中国耕地可持续利用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促进耕地绿色转型升级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碳排放约束下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形成了复杂的“土-碳-粮”要素系统;2）当前农业生产条件下实施耕地利用碳减排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但粮食稳产与增产仍将造成大量碳排放;3）为有效改善碳排放约束下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的紧平衡状态,从耕地保护、碳减排、粮食生产三方面通过耕地资源配置优化、碳交易市场构建、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等方式实现“土-碳-粮”要素协调路径优化。未来需合理规划耕地空间利用格局,采取多种政策工具,转变耕地利用方式,促进耕地低碳、绿色利用与国家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协同发展。     

基于“质量-产出-效率”的辽宁省耕地利用分区

耕地利用分区是引导区域耕地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保证区片空间的连通是增强耕地利用分区管理可实施性的关键。以辽宁省为研究区,采用两维图论聚类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耕地利用"质量-产出-效率"的分区指标进行耕地利用综合分区,并探究各分区耕地利用方向。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县(市)耕地自然质量、产出水平和利用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空间差异,高值区主要分布于辽宁中部和北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辽宁东部和南部,西部地区耕地利用状况参差不齐;2)将辽宁省划分为辽西粮食生产及生态保护区、辽中耕地综合开发先导区、辽东水田及特色农业种植区、辽南耕地效率及产能挖掘区和辽中南耕地利用转型升级区5个耕地利用区;3)两维图论聚类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分区方法有效保证了耕地利用分区相邻单元空间上的连通性和行政区界的完整性,对于耕地利用分区具有较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有利于耕地利用分区的统一管理和实施,对综合引导区域耕地利用方向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多情景模拟与实现

[目的]对江苏省扬州市未来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多情景预测模拟,并探索不同情景下各目标土地利用结构的实现路径,为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制定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系统动力学(SD)模型模拟土地利用系统开展研究。[结果]在不同情景下几类主要用地差异明显,耕地面积在耕地保护情景下较高,而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情景下耕地缓慢下降;城镇工矿用地与交通水利用地面积在3种情景下均获得稳定增长,但经济发展情景下的增长快于其他2个情景;林地面积在生态保护情景下出现大幅上升,在另外2个情景下则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小幅下降。结合各情景指标设定可得出,耕地保护情景下,除控制城镇扩张占用耕地外,还要加强未利用地开发与农村居民点整理以补充耕地;生态保护情景下,则需加强植树造林、保护好具有丰富生态服务价值的水域、滩涂用地。[结论]SD模型不仅可模拟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还可将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显化,有利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调控。     

湖北省耕地面积变化与各产业发展的关系

[目的]研究湖北省耕地资源变化与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之间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机制,为合理利用与保护耕地资源,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方法]利用湖北省1991—2014年24a来的耕地面积、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之间的时间序列统计资料,采用协整检验方法验证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一步分析湖北省耕地面积与各产业产值间相互关系。[结果]湖北省耕地面积与各产业产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做进一步分析;第一、第三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耕地的保护,但影响力有限,第二产业发展需要消耗大量耕地,但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调整其结构以降低其对耕地的依赖程度;方差分解结果中,第二产业对其自身及第一、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耕地资源对各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则普遍较低,所消耗的耕地资源未被充分高效利用。[结论]湖北省应协调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经济效率并优化产业结构,使两者间形成良性循环,以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国土空间"三线"划定与耕地质量自相关的耕地空间布局优化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与耕地质量自相关属性优化耕地保护空间布局，对于耕地质量提升、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采用改进空间自相关模型，将生态环境作为耕地质量空间相关性分析框架的"第四维"，从地块尺度模拟位于"三线"内地块耕地质量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性，据此提出优化耕地保护空间布局的方案。结果表明：1）高淳区高质量耕地呈现出东部集中连片、西部零散分布的特征，低质量耕地集中分布在高淳东部，各耕地自然指数均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2）各耕地质量指数正、负相关型分别与高、低质量耕地的空间高度吻合，均表现出较强正相关性的空间聚集特征。自然质量、利用管理、经济价值及生态环境指数的Moran''s I值分别为0.79、0.92、0.89、0.77，空间集聚性从大到小的顺序为利用管理、经济价值、自然质量与生态环境指数。3）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与耕地质量自相关优化耕地布局，永久基本农田新增968.15hm2，等级提升0.94，确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缓冲区、生态环境保护区及综合调节区4个一级类与14个二级类。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综合质量最优，耕地质量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扩散效应，应禁止非农建设；城镇发展缓冲区耕地质量较差但区位优势突出，是城镇建设理想区；生态环境保护区耕地综合质量较差但生态优势明显，应开展生态防护工程，形成生态保护格网；综合调节区应判明耕地障碍因素的作用机理，有序开展田间整治，实现向永久基本农田的跃迁。     

丘陵山区家庭农场土地规模经营的认知意愿、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津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调查

【目的】丘陵山区农业经营规模小、土地细碎化等问题难以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揭示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意愿、行为及意愿转为行为的影响因素,助力于推进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方法】以重庆市江津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271户家庭农场为例,基于行为转化路径视角,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探究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意愿、行为及意愿转为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1) 26.57%的家庭农场主对规模经营有意愿有行为,表现出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37.27%有意愿,但无行为,表现出差异性;36.16%没有意愿也没有行为,表现出一致性。(2)经营风险感知、经营规模满意度、适度规模的认知、经营耕地面积等对家庭农场主的规模经营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同时,有无专业技能、地块破碎度和区域环境等对意愿有较为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商品化率等对行为有较为显著影响。(3)经营耕地面积对家庭农场主规模经营意愿转为行为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有无产业链、商品化率、适度规模认知影响次之,而亩均年收入、政府补贴率、非农收入比等资金特征影响较弱。【结论】规模经营风险越小、对适度规模经营越了解、对目前经营规模越不满意且经营耕...     

贵州省耕地质量时空格局及变化趋势分析

为深化对贵州省耕地质量空间格局及变化趋势的认识,合理制定省级耕地质量保护制度及决策提供依据,基于1989年、1995年、2000年3期贵州省土地利用规划条件下的耕地数据,定量分析了耕地质量时空变化规律及发展趋势,组合耕地模糊优选模型与理想点法构建评价模型评价了各年的耕地质量,并运用CA-Markov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模拟了贵州省2020年耕地空间分布状况。结果表明:（1）贵州省6类土地利用类型间均有相互转移,耕地转移为其他的土地利用类型中63.6%仍然为农业用地,如林地、草地,土地利用性质变化不大;（2）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均有向耕地转移的趋势,转移的面积以耕地为主,且转移面积大于耕地转移出去的面积,耕地面积保有量在逐渐上升;（3）贵州省耕地所处环境在不断的优化中,优质耕地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利用,优等地的面积有逐渐扩大的趋势;（4）预测得到的2020年贵州省耕地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的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6.9%,42.2%,10.8%,0.1%,其中优等地主要集中于水系较为发达和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