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城镇化调节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影响实证研究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城镇化视角,利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也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群体中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本文选用2011—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生活条件、城镇化水平等因素从不同程度上都作用于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新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推动作用,且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效果依次递增。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北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南疆次之,东疆最小,农业与经济越发达地区正向作用越强。据此,提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Mlogit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中国的不断深入,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数字普惠金融省级指数相匹配,采用Mlog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相对于纯务农,数字普惠金融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兼业和纯务工的概率,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力纯务工的边际影响显著为正,对纯务农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促进作用具有单一门槛效应。也就是说,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劳动力选择兼业和纯务工的概率增加;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年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均有促进作用,但对年龄较大的劳动力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结论对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转移,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农村居民提高收入水平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影响最显著。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赋能作用，需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以及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网络与农户创业——基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替代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7年和2019年的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农户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农户创业过程中带来的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和补充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且数字普惠金融只对自雇型创业有显著影响，对雇主型创业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具有弱社会网络的农户创业行为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真正发挥了“普惠”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渠道，弥补了过去农户主要依靠社会网络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不足，提高了农户的金融可得性从而促进其创业。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具有显著的南北方区域异质性差异,但数字化程度却未呈现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宽带乡村”试点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为更好地推动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应用现状,采用归纳研究方法,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农村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发挥作用。但目前仍面临着服务创新和供给不足、数字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建设不足、居民金融素养偏低和监管体制缺位等问题,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的开拓。应重视政策支持和监管体制完善,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创新性,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四个方面入手,从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服务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影响研究

【目的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产业化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作用机制,为建设“产业韧性强”的农业强国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的省级面板数据,先对农业产业化水平进行测度,进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分维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机制。【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能够缓解农业产业化中金融排斥现象发生,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能满足农业产业化需求,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结论 】应完善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管理程度,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影响,助力农业产业化发展。     

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视角

本文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将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相结合,验证金融科技、农村居民收入、经济增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科技通过带动经济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人力资本水平在金融科技对乡村收入的直接作用、中介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应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建设数字乡村、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村就业环境。     

社会资本、信贷获得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中2 513个农民创业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民创业也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社会资本通过信贷获得影响农民创业,其中,正规信贷存在中介效应,而非正规信贷不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引导农民积累社会资本,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提高农民正规及非正规信贷获得,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农民创业。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民幸福感：基于创业中介视角的实证

为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农民创业中介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和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通过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异质性及其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组群差异。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民幸福感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推进农民创业是数字金融使用提高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最有助于提高农民幸福感;数字金融使用最有利于提高女性、已婚、年龄在60岁以上及低学历农民的幸福感。     

普惠金融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普惠金融所能更好地助力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顺利的实施,运用定性分析结合经验研究,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现状,提出普惠金融应在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服务,从而实现普惠金融有效支持“三农”发展的目的,这对于未来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     

社会资本能否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需求抑制?——基于4省粮食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粮食经营户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信贷需求抑制的影响,基于对四川、河南、浙江和黑龙江4省1 030户粮食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Heckman模型研究社会资本是否会抑制农户的信贷需求,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需求抑制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65.7%的粮食种植户受到信贷需求抑制,其中受到部分信贷需求抑制的比例为48.4%;社会资本变量中,社会关系因子、亲戚政治因子和组织关系显著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抑制和信贷需求抑制程度,信任因子、金融关系变量和政治关系变量对信贷需求抑制和信贷需求抑制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社会资本对资金需求小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果,从政府角度而言,本研究指出要重视高社会资本易获得贷款这种外部因素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情况,警惕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从金融机构角度,本研究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建议。     

家庭生命周期、社会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研究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采用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Mlog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的兼业化程度较高,家庭结构呈现"纺锤形"分布,社会资本积累会促使农户选择偏非农型的生计策略。通过检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发现社会资本在家庭生命周期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中既存在调节作用,又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的大小为35.2%。为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加强农户抗风险能力,防止生命周期阶段两端的家庭遭受生计风险,建议政府通过职业教育或者技能培训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加强对农户资金、贷款方面的支持,扩大农户的社会网络。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研究对象，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且不同区域的影响有所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家庭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中介变量，对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由此，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金融发展融合力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功效，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政策方向。     

浅析建立公共财政在农民职业教育中的投入机制

建立公共财政在农民职业教育中的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优化公共财政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支持方式,加强资金投入监管,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提高农村劳动者总体素质,对实现科教兴农,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有深远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     

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头人成长演进机制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头人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人才资源之一,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广东省清远市16 名返乡创业农民工带头人典型案例为样本,通过三步编码法对案例资料进行提炼,构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头人成长演进的“特征—欲望—意向—行为”模型。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头人案例在创业特征、创业欲望、创业意向、创业领导、创业行为等方面存在共同的特征。地方政府应通过提升创业能力、加大激励力度、优化改善创业环境、强化领导力培训、加强返乡创业带头人科学管理等手段,进一步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头人的培育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过度负债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家庭金融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基于CHFS2013-2019年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家庭过度负债为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务风险的影响,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部门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高风险型债务的方式扩大家庭过度负债风险,进而导致家庭偿债能力与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大家庭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家庭等财务弱势家庭更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从而导致过度负债与财务风险扩大。政府应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社会金融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市场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