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自汉代苜蓿引入我国以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苜蓿种植利用也得到了发展。在收集近现代有关苜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种植利用情形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乃为我国苜蓿种植集中区,在陕西、甘肃、新疆、绥远(西部)、宁夏和青海等都有种植,据不完全考查,种植苜蓿的县有52个,其中以陕西最多,达22个县,甘肃次之为14个县,新疆为8个县,绥远(西部)为3个县,宁夏2县(道)和青海1个县。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发展苜蓿的势头高涨,如1942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安塞、甘泉、志丹、定边、靖边等县种植苜蓿达3万亩,陇东种植苜蓿2.3万亩;1944年延川县紫花苜蓿保留面积2.0万亩,到1949年,陕西全省种植苜蓿约98.49万亩。1949年新疆苜蓿保留面积达29300 hm²。绥远河套地区还进行了苜蓿粮草轮作,并建立了苜蓿种植基地。为了鼓励苜蓿种植,边区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例如,1941年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关于种牧草的指示信》,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卅一年推广苜蓿实施办法》等,李仪祉在治理黄河的方略中,从大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出发,提倡广种苜蓿,肥田养畜,并提出了4条种植苜蓿的措施。李烛尘提出,苜蓿根入土深,且能耐旱,适宜西北地区种植和培植草原。苜蓿除用于饲喂家畜外,幼嫩时可当蔬菜食用,在灾荒年也是百姓很好的救荒食物,苜蓿作为农产品常出现在兰州的市场上,试验表明苜蓿保存水土流失的作用要大于作物。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

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堪称世界一流,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其研究考证尚属少见。本文以记载苜蓿植物学的相关典籍为材料,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考证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重点考证了汉代引种苜蓿的原产地、古代苜蓿的分布与适应性和苜蓿形态特征特性等。考证表明,古代首先阐明了我国苜蓿的来源和栽培区域,其次是阐明了从西域引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并对根、枝条、叶和果等苜蓿形态特征有正确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我国汉代苜蓿来源于大宛和罽宾,这是我国对苜蓿栽培史的世界性贡献。汉代至唐宋西北地区种植苜蓿已颇为广泛,到明代苜蓿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江南人不识也”。苜蓿的根、枝条、叶和花、果、实等的形态特征也得到了广泛的科学系统研究,特别是苜蓿花色的研究为确定我国古代栽培苜蓿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唐代韩鄂在《四时纂要》中明确指出,苜蓿“紫花时,大益马”。明代的朱橚《救荒本草》、王象晋《群芳谱》和清代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等专著都记载了苜蓿开紫花,唯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是苜蓿开黄花。后人研究表明,前者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代引入的苜蓿即此),后者为南苜蓿(M. hispida),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提到的另一种开黄花的野苜蓿应该是黄花苜蓿(M. falcata)。通过本研究,可揭示我国古代对苜蓿特性的认识过程,对今天我们更好地认识苜蓿、利用苜蓿起借鉴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 hm²,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 hm²。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

针对我国在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的分歧,本文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收集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文献的整理排比、甄别考证和爬梳剔抉,并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结果表明,不论是史学界、农史界,还是草学界在对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大体上有4种观点,一是苜蓿是由出使西域的汉使带回来的;二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来的;三是由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回来的;四是苜蓿引进者的不确定性。但是,最接近史实的为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虽广为流传,并被众多学者所采纳,但缺乏直接的史料支持;第三种观点目前还未被人们所接受。因此,第二或第三种观点尚需挖掘史料,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苜蓿病虫害对苜蓿泌蜜的影响

苜蓿，俗称紫花苜蓿，豆科，多年生栽培草本植物，是一种蛋白质含量相当丰富，饲用价值极高的优良牧草，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中是一种良好的水土保持植物，同时也是该地区夏季优良的蜜源植物之一。花期长，泌蜜稳定，单产高。每年6～7月，正值苜蓿花期，各地养蜂者不辞辛劳地携蜂而至，竞相采集。苜蓿开花泌蜜，给养蜂者以丰厚的回报，蜜蜂采蜜授粉，极大地提高了苜蓿的结实率及品质，使得……     

加拿大的苜蓿加工业

加拿大是世界最大的苜蓿丸出口商,并且作为苜蓿块的出口商仅次于美国（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ｏｒｓ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加拿大的农民们在轮作制中,重视苜蓿。认为苜蓿可为土壤增加氮,。其苜蓿工业生产两种主要的产品：脱水苜蓿丸和日晒苜蓿...     

紫花苜蓿苗期除草剂筛选及防效试验

对10.8%盖草能Ec、7.5%禾阔灵Ec、5%精禾草克Ec 3种除草剂不同浓度在苜蓿田中进行药剂筛选及防效试验,结果表明,以禾本科杂草为主,宜选用盖草能,在施药量上,10.8%高效盖草能285~495mL/hm2时效果最好。7.5%禾阔灵、5%精禾草克对单子叶杂草防除效果好,对双子叶杂草禾阔灵防效明显,盖草能、精禾草克基本无效。     

4个白花苜蓿品系种子萌发期耐盐性研究

在室内模拟盐分条件下,分别用不同浓度的NaCl盐溶液对选育的4个白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var.品系(BJ BM、WSH302 BM、ZHL1 BM、SHS BM)萌发期耐盐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以陕北苜蓿作为对照.通过对相对发芽率、发芽势、幼苗高度和幼根长度等指标的观察分析,结果表明:低浓度盐溶液对WSH302 BM和SHS BM的幼苗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白花苜蓿品系在高盐浓度下较陕北苜蓿表现突出;4个白花苜蓿品系的耐盐性强弱顺序为ZHL1 BM、WSH302 BM、SHS BM、BJ BM,且其中ZHL1 BM和WSH302 BM的耐盐性较强,在盐渍化地区应用这些品系较陕北苜蓿有较大优势.     

不同物候期苜蓿POD同工酶分析

采用垂直板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对3个物候期(返青期、初花期、结荚期)4个品种苜蓿根进行过氧化物酶(POD)同工酶分析。初步研究表明,随着生长的不断进行所有品种酶带总数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返青期酶带数多,酶活性强。表明在不同的生长时期要求有不同的酶类表达。     

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栽培利用考述

华北及毗邻地区是我国近代农业变革的重要区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农业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苜蓿作为华北及毗邻地区(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南、山西、绥远、山东及苏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或饲草,在变革的农业发展中,苜蓿亦得到发展。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与原理,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对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进行了初步考证。结果表明,齐如山考释了华北地区苜蓿的方言,发现该地区常将苜蓿读为木须。据不完全考查,该区域近代大约有73个县(厅、地区)有苜蓿种植,其中以山东最多,达27个县,河北次之,达19个县,山西第三,达11个县,3个省占总数的78.0%。由于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种植,都形成了地方苜蓿品种,如晋南苜蓿、蔚县苜蓿、无棣苜蓿及淮阴苜蓿等。在华北地区为了发展苜蓿,政府也出台了若干项鼓励种植苜蓿的政策。苜蓿是华北及毗邻地区极好的饲草,常以花草的形式饲喂家畜,在苜蓿幼嫩时亦是很好的蔬菜。在近代盐碱地改良中,苜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东和苏北盐垦区都有苜蓿种植。苜蓿是其主要播种形式,并注意到了播种床的精耕细作,本地区苜蓿一年刈割3次,用钐镰刈割。苜蓿种一次可使用10余年,但苜蓿怕积水。     

苜蓿多糖的研究进展

苜蓿多糖是有生物活性的多糖之一,具有增强免疫力、降血脂、降血糖、抗辐射等药理活性.对苜蓿多糖的测定和提取工艺作了简单的介绍,同时也介绍了苜蓿多糖的理化特性和近几年在动物试验中的研究结果,最后探讨分析了苜蓿多糖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我国近代苜蓿生物学研究考述

在近代,我国学者对苜蓿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虽距我们较近,但目前由于对其考证研究较少,我们多有不知。鉴于此,本研究在文献收集的基础上,对近代苜蓿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结果表明,在近代,我国学者对古代苜蓿相关资料的考证较为全面丰富,并对苜蓿的起源、种类及根瘤固氮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西北地区分布的紫苜蓿、天蓝苜蓿和小苜蓿等的标本进行了采集和鉴定,并对苜蓿根瘤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另外,还对苜蓿的生长习性和适应性及对水肥的要求进行了研究。此外,苜蓿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和科技知识在相关期刊报纸等媒体上得到传播,同时也有不少专作出版。这些都为我国现代苜蓿的研究与苜蓿学科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苜蓿种子生物学研究概况

综述了苜蓿种子的形态特点,营养组成,影响其生理变化的因素及种子产量与其他性状的关系。苜蓿为优良牧草,其种子营养价值丰富、均衡,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苜蓿种子在贮藏中的活力与贮藏温度、种子含水量及种子携带真菌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产量与每株花序数、每花序小花数,每生殖枝荚果数、每荚种子数和千粒质量呈正相关。浓度分别为0．03％的稀土、0．05％的多效唑处理能有效提高种子产量。Cd^2＋,Zn^2＋,Cu^2＋,La^3＋,Al^3＋等重金属离子在较低浓度下能促进种子萌发,浓度较大时就产生严重的胁迫,离子间的交互作用明显。苜蓿种子的耐盐半致死浓度为0．6％～1．0％,阿魏酸等化感物质对种子萌发有显著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