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

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堪称世界一流,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其研究考证尚属少见。本文以记载苜蓿植物学的相关典籍为材料,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考证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重点考证了汉代引种苜蓿的原产地、古代苜蓿的分布与适应性和苜蓿形态特征特性等。考证表明,古代首先阐明了我国苜蓿的来源和栽培区域,其次是阐明了从西域引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并对根、枝条、叶和果等苜蓿形态特征有正确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我国汉代苜蓿来源于大宛和罽宾,这是我国对苜蓿栽培史的世界性贡献。汉代至唐宋西北地区种植苜蓿已颇为广泛,到明代苜蓿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江南人不识也”。苜蓿的根、枝条、叶和花、果、实等的形态特征也得到了广泛的科学系统研究,特别是苜蓿花色的研究为确定我国古代栽培苜蓿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唐代韩鄂在《四时纂要》中明确指出,苜蓿“紫花时,大益马”。明代的朱橚《救荒本草》、王象晋《群芳谱》和清代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等专著都记载了苜蓿开紫花,唯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是苜蓿开黄花。后人研究表明,前者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代引入的苜蓿即此),后者为南苜蓿(M. hispida),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提到的另一种开黄花的野苜蓿应该是黄花苜蓿(M. falcata)。通过本研究,可揭示我国古代对苜蓿特性的认识过程,对今天我们更好地认识苜蓿、利用苜蓿起借鉴作用。     

20个紫花苜蓿品种在甘肃两个地区的生产性能及营养价值综合评价

在武威黄羊镇和兰州永登地区,以20个紫花苜蓿不同品种作为研究对象,连续两年对其在初花期的干草产量、株高、茎叶比、鲜干比、粗蛋白、酸性洗涤纤维、中性洗涤纤维、粗灰分、粗脂肪含量进行测定分析,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皇后”在黄羊镇和永登地区干草产量均为最高,分别为8.15和7.78 t/hm²;“甘农4号”在黄羊镇地区株高最高(102.44 cm),“驯鹿”在永登地区株高最高(96.44 cm);“陇东苜蓿”在黄羊镇地区粗蛋白含量最高(18.08%),“陇中苜蓿”在永登地区最高(17.91%);“苜蓿王”在黄羊镇地区酸性洗涤纤维含量最低(31.19%),而“太阳神”、“柏拉图”在永登地区并列最低(33.99%);“苜蓿王”在黄羊镇地区中性洗涤纤维含量最低(39.08%),“北极星”在永登地区最低(42.96%)。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苜蓿王”、 “甘农4号”、“陇东苜蓿”、“北极星”在黄羊镇地区综合表现优异;永登地区“柏拉图”、“皇后”、 “苜蓿王”、 “北极星”综合表现优异,这些品种在上述各地区分别具有较高的推广利用价值。     

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

汉代输入苜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是由张骞引入的在认识上还有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考证归纳方法,从张骞通西域的背景、动机目的,乃至经历与影响,以及张骞带归苜蓿种子形象的产生等方面出发,对张骞与苜蓿引入的关系进行了考释梳理。到目前为止,对张骞引入苜蓿种子的看法主要有4种观点:(1)张骞引入苜蓿种子说;(2)张骞未引苜蓿种子说;(3)张骞传递苜蓿信息说;(4)张骞通西域纪念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证明张骞就是取回苜蓿种子的汉使,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苜蓿进入我国与张骞通西域密不可分。张骞从西域带回了大宛国盛产苜蓿的信息,为后来的“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奠定了基础。或许在苜蓿进入我国的过程中,由于张骞带回来的信息,使汉朝知道了大宛国盛产苜蓿,并且是汗血宝马最爱吃的饲草,也正是有了这些信息作支撑,汉使才取回苜蓿种子。因此,不论张骞是否带回苜蓿种子,他在苜蓿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内蒙古兴安盟地区34个紫花苜蓿品种营养价值比较研究

[目的] 筛选内蒙古兴安盟地区营养价值较好的紫花苜蓿品种。[方法] 以国外引进的34个紫花苜蓿品种为试验材料,在内蒙古兴安盟地区开展种植试验,测定各参试品种紫花苜蓿的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含量,计算相对饲用价值,运用隶属函数法对营养价值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参试的34个紫花苜蓿品种中,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含量最高的分别是“SK3010”“阿尔冈金”“康赛”和“挑战者”。相对饲用价值最高的品种是“巨能2”。隶属函数法综合评价较好的3个参试品种是“巨能2”“SK3010”“阿尔冈金”。[结论] 参试的34个紫花苜蓿品种中“巨能2”“SK3010”“阿尔冈金”3个品种在内蒙古兴安盟干旱冷凉区具有较高的推广利用价值。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 hm²,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 hm²。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不同苜蓿品种在雁门关地区的生产性能和营养价值研究

在雁门关地区,以28个紫花苜蓿不同品种作为研究对象,连续两年观测其再生速度、叶茎比、株高和干草产量,并利用近红外光谱(NIRS)技术对8个营养性状指标进行测定分析,并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阿迪娜”生长速度在2015和2016年均表现为最高,分别为2.78和3.19 cm·d^-1;“WL363HQ”叶茎比在2015和2016年均表现为最高,分别为0.84和0.97;2) “WL298HQ” 在2015年的株高表现为最高(54.90 cm),“巨能7号”在2016年的株高表现为最高(84.27 cm);“鲁苜2号” 在2015年的干草产量表现最高,为6961.81 kg·hm^-2,“巨能7号” 在2016年的干草产量表现最高,为8587.63 kg·hm^-2;3)各品种的营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维多利亚”的粗蛋白含量最高,占干物质的26.80%;“维多利亚”的粗灰分和粗脂肪含量均表现为最高(分别为10.20%和 2.34%);“肇东”的干物质含量最高,达到94.55%;“康赛”的中性洗涤纤维含量和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均最低,分别为27.18%和33.31%;“雷达克之星”的瘤胃非降解蛋白含量最高(22.27%);“康赛”的干物质体外消化率最高(79.93%)。通过灰色关联度综合分析显示,“维多利亚”、“康赛”、“WL298HQ”、“SK3010”、“巨能7号”5个品种的综合表现最优异,在雁门关地区具有较高的推广利用价值。     

苜蓿种子包衣技术与工艺（一）

针对苜蓿种植者过多关注苜蓿的地上部分,而往往忽略地下世界变化的现象,阐明苜蓿的生长关键在于根,苜蓿根系的健康问题决定着地上的产量。并从苜蓿种子“萌动-发芽-出苗-发育-生长”的生长周期进行介绍,阐述不同播种深度、土壤类型对出苗率的影响,苜蓿的“自疏作用”以及苜蓿种子在发芽前所面临的各种危害。提出种子包衣技术对根系健康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起到综合防治苜蓿病虫危害、抗旱防寒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一次播种保全苗,并促进苜蓿的发芽生长,培育壮苗,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     

苜蓿饲草产业发展的质与量问题

苜蓿产业在国家“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项目指导和支持下,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保障奶牛饲草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苜蓿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数量和质量问题,数量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奶牛养殖业的需求,质量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面对苜蓿国际进口市场的挑战和高质量稳定发展的需求,提出5 点建议,包括国家补助资金引导、产业集群培植、草地为农业后备耕地思想的树立、苜蓿种植空间的布局以及质量标准的提高。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

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自汉代苜蓿引入我国以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苜蓿种植利用也得到了发展。在收集近现代有关苜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种植利用情形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乃为我国苜蓿种植集中区,在陕西、甘肃、新疆、绥远(西部)、宁夏和青海等都有种植,据不完全考查,种植苜蓿的县有52个,其中以陕西最多,达22个县,甘肃次之为14个县,新疆为8个县,绥远(西部)为3个县,宁夏2县(道)和青海1个县。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发展苜蓿的势头高涨,如1942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安塞、甘泉、志丹、定边、靖边等县种植苜蓿达3万亩,陇东种植苜蓿2.3万亩;1944年延川县紫花苜蓿保留面积2.0万亩,到1949年,陕西全省种植苜蓿约98.49万亩。1949年新疆苜蓿保留面积达29300 hm²。绥远河套地区还进行了苜蓿粮草轮作,并建立了苜蓿种植基地。为了鼓励苜蓿种植,边区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例如,1941年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关于种牧草的指示信》,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卅一年推广苜蓿实施办法》等,李仪祉在治理黄河的方略中,从大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出发,提倡广种苜蓿,肥田养畜,并提出了4条种植苜蓿的措施。李烛尘提出,苜蓿根入土深,且能耐旱,适宜西北地区种植和培植草原。苜蓿除用于饲喂家畜外,幼嫩时可当蔬菜食用,在灾荒年也是百姓很好的救荒食物,苜蓿作为农产品常出现在兰州的市场上,试验表明苜蓿保存水土流失的作用要大于作物。     

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栽培利用考述

华北及毗邻地区是我国近代农业变革的重要区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农业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苜蓿作为华北及毗邻地区(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南、山西、绥远、山东及苏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或饲草,在变革的农业发展中,苜蓿亦得到发展。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与原理,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对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进行了初步考证。结果表明,齐如山考释了华北地区苜蓿的方言,发现该地区常将苜蓿读为木须。据不完全考查,该区域近代大约有73个县(厅、地区)有苜蓿种植,其中以山东最多,达27个县,河北次之,达19个县,山西第三,达11个县,3个省占总数的78.0%。由于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种植,都形成了地方苜蓿品种,如晋南苜蓿、蔚县苜蓿、无棣苜蓿及淮阴苜蓿等。在华北地区为了发展苜蓿,政府也出台了若干项鼓励种植苜蓿的政策。苜蓿是华北及毗邻地区极好的饲草,常以花草的形式饲喂家畜,在苜蓿幼嫩时亦是很好的蔬菜。在近代盐碱地改良中,苜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东和苏北盐垦区都有苜蓿种植。苜蓿是其主要播种形式,并注意到了播种床的精耕细作,本地区苜蓿一年刈割3次,用钐镰刈割。苜蓿种一次可使用10余年,但苜蓿怕积水。     

195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苜蓿属的研究:历史脉络与启示

苜蓿自汉朝被引入中国,距今历两千余年,当前已发展成为第一大栽培牧草,相对而言,我国苜蓿研究起步较晚,在近年始得以迅猛发展,但目前对其研究的历史脉络尚未见报道。为此,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获取CNKI、WOS数据库及相关的统计数据的资料,综合分析了195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苜蓿的研究轨迹,探究了近65年来成果数量、热点演进、关键节点等,并对比了国内、国际苜蓿研究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 1)1950年来,中国学者在苜蓿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强劲的增加态势,根据其自然增长特征,可分为5个时期,2000年以后进入极速增长阶段;2)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苜蓿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逐年提高,目前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苜蓿研究国;3)中国学者最早较为注重对地方品种及其遗传资源的挖掘,近年对高产、优质、抗逆育种与栽培理论的研究较多,更加注重苜蓿产业发展相结合,相比于国外,对分子基础、种间互作等机理性研究尚显不足;4)苜蓿产业的成长、科技期刊的发展、科研项目资助强度的增大是近65年来苜蓿研究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在未来的食物结构转型、草地农业发展等历史趋势下,中国苜蓿研究将会从偏重于产业相关的技术研究,过渡到基础理论研究,从而全方位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基础科学理论需要。     

中国谷子种植利用史及其演进启示

谷子是起源于中国北方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中国传统优势作物,在中国的农耕文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长期种植过程中,中国先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汉代以后经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并通过北魏贾思勰等加以总结,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谷子栽培、育种和利用的经验技术;中唐以后谷子种植逐渐衰退,但理论技术依旧稳步发展。通过综述谷子在中国古代的种植情况、政治文化中的地位、栽培和育种理论技术的发展以及利用情况,展示谷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其演进规律,并结合谷子产业现状,展望了谷子产业发展趋势,提出了其在栽培、育种和利用方面的思路与对策。     

195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苜蓿属的研究：历史脉络与启示

苜蓿自汉朝被引入中国，距今历两千余年，当前已发展成为第一大栽培牧草，相对而言，我国苜蓿研究起步较晚，在近年始得以迅猛发展，但目前对其研究的历史脉络尚未见报道。为此，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获取 CNKI、WOS 数据库及相关的统计数据的资料，综合分析了195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苜蓿的研究轨迹，探究了近65年来成果数量、热点演进、关键节点等，并对比了国内、国际苜蓿研究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1）1950年来，中国学者在苜蓿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强劲的增加态势，根据其自然增长特征，可分为5个时期，2000年以后进入极速增长阶段；2）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苜蓿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逐年提高，目前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苜蓿研究国；3）中国学者最早较为注重对地方品种及其遗传资源的挖掘，近年对高产、优质、抗逆育种与栽培理论的研究较多，更加注重苜蓿产业发展相结合，相比于国外，对分子基础、种间互作等机理性研究尚显不足；4）苜蓿产业的成长、科技期刊的发展、科研项目资助强度的增大是近65年来苜蓿研究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在未来的食物结构转型、草地农业发展等历史趋势下，中国苜蓿研究将会从偏重于产业相关的技术研究，过渡到基础理论研究，从而全方位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基础科学理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