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芜湖土地问题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芜湖人地自然矛盾并不尖锐。虽然土地分配不均,居城地主集中占有土地,但地租形态、租约期限、地租额、地租率等租佃制度的内容都不能反映地主对佃农的严重剥削,并且地主投资田产的利润率相当有限。芜湖农村经济的衰落还有着其他因素的影响。     

清代江西安远县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十七年前，笔者在江西赣州地区作清代江西赣南地区土地与租佃关系的调查时，先后在宁都、石城、瑞金和安远等地，发现了大批民间进行土地买卖和租佃活动的契约文书以及民间收藏的完粮串票(即上、下忙执照)、军功或捐监执照等。由于本人不久后研究兴趣和方向有所改变，致使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至今未能公布     

明清以来闽粤赣边租佃制度的激变及其生态根源

租佃制度,是一种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租佃制度不仅体现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或明或暗地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不多.本文以明清以来租佃制度变化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闽粤赣边为考察对象,先探讨其变化的概况和实质,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追寻它们背后的生态根源.     

清代清水江流域租佃关系与社会变革

随着王朝权力和客民不断深入苗地,清代清水江流域的租佃制有了较大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域有所不同,由于清水江流域地主土地占有的"碎片化"和佃户谋生的不易,因此,清代清水江流域的租佃关系呈现出佃户需向多个地主承佃,地主也需向多个佃户出租的显著特点,这说明清代清水江流域的地主与自耕农普遍处于"贫困化"之中。同时,客民"反客为主"的租佃关系转变,土客之间围绕租佃的冲突也逐渐由单个佃户与地主的纠纷和矛盾向大规模的苗民抗争过渡。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导致了清代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变革。     

建立新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公社＂大锅饭＂问题,为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党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近30年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已显现出局限性。笔者认为应建立新的农村买售土地经营权的经营制度,形成土地经营权的新型＂地主＂。     

清代田契反映的土地关系

田契是一种传统的应用性文体,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几乎贯穿了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活动的各个时期。田契包括买卖文书、租佃契约、抵押字据、典当契约几个方面,它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一部分,是战国以来历代社会之土地市场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明清时期,随着田产贸易的频繁、租佃关系的不断变动和高利贷活动的猖獗,土地文书迅速增多,形成日趋多样化之状况,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土地买卖文书田产买卖文书是我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一种地契,也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一种田产契约。它随着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资…     

晚清广西农村东西部人口、耕地及租佃的差异

晚清时期,广西农村东西部在人口、耕地与租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东部地区人口众多,外来移民占很大比例,土地肥沃,耕地占广西70%以上,但同时,这一地区土地兼并严重、租佃率较高,尤其是桂东南一带更甚。桂西地区土地贫瘠,人口中原住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耕作技术不发达,甚至存在游耕,这里土地占有形式较为复杂。     

新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述评

农村经营制度对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营制度经历了蜿蜒曲折的变迁过程,并由此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兴衰更替。文中首先着眼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变迁历程,接着阐述了各方学者对农村经营制度变迁内在规律的理解,最后在此基础上展望我国未来农村经营制度的趋向。     

《补农书》所见经营地主管理的现代化因素

《补农书》是明末涟川沈氏作,清初桐乡张履祥辑补,反映明末清初浙西地区（主要是嘉、湖,其次是苏、松、杭）农业生产状况的一部农书。现行《补农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沈氏所著,称《沈氏农书》;下卷为张履祥撰写。《补农书》形成于明末清初,那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经营地主。经营地主的代表人物沈氏、张氏为指导地主进行有效生产经营,总结传统农业生产经验及自身生产经营之道而作《补农书》。“该书是中国古代一部难得的注重经济效益分析,为经营地主提供经营管理知识的重要农书。”(1)尽管经营地主…     

古代东方社会的土地租佃制研究——以罗马时期埃及为例

罗马时期埃及法律上承认私人土地所有权,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土地.私人土地租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经营方式.研究罗马时期埃及土地租佃经营方式,对于理解和认识古代东方社会尤其是古代中国普遍存在的租佃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晚清瑞安孙氏家学研究

瑞安孙氏家族是南宋永嘉学派在晚清复兴的启动者。孙氏家学长于《礼》学,尤精于温州方志研究。孙氏两代“经世”观都是以经为本,兼重史学,但在对待西学和诸子学上的态度迥异。孙衣言对诸子学,尤其对西学是极其排斥的,但在孙诒让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却为诸子和西学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孙氏两代“经世”观的差异表明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之学发展至清末,已不再限于传统的“通经致用”、“以史致用”,而是会通中西,旁通诸子,推动了儒学形态的近代化与传统学术的转型。     

天津野生稻稻瘟病抗性的遗传分析与抗瘟基因Pi2–1的初步定位

为了更好地揭示天津野生稻对稻瘟病抗性的遗传机理,以天津野生稻与感病品种CO39杂交构建的F2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稻瘟病菌株CHL1743、110–2和318–2进行室内接种鉴定,F2群体的抗感单株分离比符合3∶1,表明其对3个稻瘟病菌株的抗性均由1个主效基因控制,命名为Pi2–1。利用群体分离分析法和隐性群体分离法进行初步定位分析,将Pi2–1基因定位在水稻第6号染色体着丝粒附近的SSR标记AP5659–5到RM7213之间,与2个标记的遗传距离分别为0.9 cM和1.4 cM。     

论康熙治国与清初文化软实力

康熙在清初这个民族冲突、社会失序的特殊时代,从儒家文化的传统中汲取资源,进行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以佛道思想为支撑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将道统、学统、治统、法统联为一体,并通过书籍编刻、书院建设等手段,推动了中华民族形成前期满、汉等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展示了基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主要有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等四种类型。清代各类型书院在办学宗旨上都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具体教学制度也充分体现道德教育功能。这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诸多的启示:要注重发挥我国传统经典文献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思想道德教育和知识能力培养同样重要;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者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注重发挥礼仪仪式和规章制度的德育功能。     

从儒教祭祀乐章看古代诗歌的作用

自汉至清,历代封建王朝不仅继承了原始宗教教义,而且也继承了以诗事神的古老传统。他们信奉"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乎诗"的古训,坚持"放郑近雅",以《诗经》雅颂为典范,大力创制与使用儒教祭祀乐章,旨在借助诗歌"感鬼神而通教化"的作用,为国家统治服务。在儒者看来,诗歌的主要作用是祀奉神祗,教化民众。认为祭祀诗歌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也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清末科举：实践背离严密制度的困局——以一个应会试的书院老师的视角

丁治棠曾经求学于成都锦江书院，先后任四川尊经书院分教，合州瑞山、合宗两书院山长。丁治棠虽然在经学方面较有建树，但他仍然热衷于科举功名，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参加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的全过程，所记科举实施情况与清代统治者规定的科举制度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的实施环节甚至完全背离了科举严密的制度。这使得晚清科举陷入到既无法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值，亦无法吸引读书人积极应试的困境之中。而清末统治者既无力，也无心重整科举，因此其走向停废似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西南巨儒”莫友芝对黔地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生于贵州黔南独山县的清代"西南巨儒"莫友芝才华横溢,一生著述颇丰,同郑珍合撰的《遵义府志》,茶史资料丰富,填补贵州茶史记载空白;撰写的茶诗反映茶事生活状态,表现对茶农的关怀;茶联集取于唐诗宋词,并革故鼎新,另辟蹊径。总之,于历史、文化方面,他为贵州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会泽铜商文化的历史地位

会泽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在历史上以会泽为中心的东川府铜矿资源丰富,开采、冶铸、京运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堂琅铜洗就已经流布中原。明清时期,东川铜业获得空前发展,远近大量商民聚集会泽,多方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同形成独具特色的铜商文化。它对会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促进了地方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儒家文化加速成为会泽文化的主流,也在会泽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建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