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地区村民自治的现状与挑战——对汕头市南澳县A村的调查研究

对粤东地区A村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的具体落实情况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A村存在着自治措施流于形式、村民自治热情不高、自治过程行政化色彩浓厚等特点,并认为处理好政府与村民的互动、解决"乡政村治"以及农村维权问题是进一步发展村民自治重要前提。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包产到户、村民自治、乡镇企业是三大创举。如果说起首倡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可谓是家喻户晓;但说起村民自治第一村——广西省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新中国当代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开山劈路者,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1980年春天,广西屏南合寨村的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     

试论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差异

一般认为,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城乡居民群众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在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居住地范围内,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制度与实践。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1]主要表现为以     

民族地区村民自治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甘青宁民族地区的调查

民主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基础,是村民利益诉求的重要表达方式。从选举的公开公平程度、选举程序、选民参与程度和选举标准四个方面分析了民族地区村民自治选举的现状,发现选举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现象、选举程序不合理、选举中不正当竞争行为、贿选行为和村民参与选举的机制不健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村民自治的难点与企盼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20年来,随着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确立,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经常性民主实践活动逐步开展起来,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已成为制度,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和实际成效。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农村,由于发展起点低、底子薄、村民受教育水平有限,村民自治之路走得更为艰难,自治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学法、用法工作明显滞后,一些村干部不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村级制度建设和各项管理不够规范等等,     

西部地区村民自治的难点与企盼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20年来,随着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确立,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经常性民主实践活动逐步开展起来,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已成为制度,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和实际成效。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农村,由于发展起点低、底子薄、村民受教育水平有限,村民自治之路走得更为艰难,自治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学法、用法工作明显滞后,一些村干部不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村级制度建设和各项管理不够规范等等,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当前,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利用泰尔指数对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进行动态评价。     

制度供给差异对中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作用机制研究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供给理论,分析了制度供给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东西部制度供给差异与东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的分析,客观上剖析了2种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针对制度供给差异与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进行互动分析,并构建了制度供给与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模型,同时,提出了针对我国东西部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的改善措施和建议,并指出制度供给差异是导致我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至关重要的内在变量。     

安徽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分析

近年来, 安徽省经济逐年增长, 而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如果不能均等地在各地区之间分配, 则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本文运用相对指数和绝对指数测算了安徽的区域经济差异, 并运用具有可分解性质的泰尔指数对安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分析, 认为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处在增速不断的扩大的增长过程中, 且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各个区域内部差异构成。因此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降低经济差异的增长速度, 并以降低组内经济差异为主要任务     

中国生猪生产效率及区域差异分析——基于Malmquist-DEA模型的省际面板数据

【目的】明确中国生产效率及区域差异,对于加快转变生猪生产方式和优化生猪生产布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方法】Malmquist-DEA模型。【结果】基于统计数据,测算出了我国生猪主产区不同养殖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对比。【结论】在十大生猪主产区中,散养的优势区域在湖南省;小规模养殖的优势区域在四川省;中规模养殖的优势区域在四川省和湖南省;大规模养殖的优势区域在四川省、山东省和江苏省。各个省份具有生产效率优势的养殖规模不同,四川省、广东省和河北省的小规模养殖、湖南省的散养和中规模养殖、河南省和云南省的中规模养殖以及其余省份的大规模养殖具有相对明显效率优势。     

中国农业保险区域差异的变动及成因解释——基于Shapley值分解方法

基于2004—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基尼(Gini)系数测算农业保险的区域差异,并运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对影响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分解并测度出各类因素对区域差异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2004—2012年,表征农业保险区域差异的Gini系数均值高达0.64,明显高于公认的警戒水平,但呈现收敛趋势,Gini系数最低的2012年已降至0.47。2)区域差异的50.59%来自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地区的社会环境及保险市场差异也是形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动因,贡献率分别达到26.06%和20.78%,地区固有因素贡献最小仅为2.58%。因此,要将努力缩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作为破解区域差异过大的主要抓手。与此同时,重视地区间农村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差异及地区间保险市场发展差异也应作为缩小区域差异的重要手段。此外,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还要注重发挥后发优势,吸收、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主动利用政策倾斜等手段吸引农业保险公司进入并开发地区市场,积极运用培训、宣传手段提升农民的风险与保险意识等。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1986—2005年我国区域城乡互动发展差异成因分析

首先对我国省域1986～2005年的城乡互动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然后以评价结果为被解释变量,以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与普通计量经济模型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域1986～2005年城乡互动发展差异的成因进行了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提高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泰尔系数的农村信息化区域差异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依据系统性、全面性、普适性、尽量量化及数据可得性原则,选定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作为测试农村信息化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SPSS软件对河南省18个地市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分为豫西北、豫中和豫东南3个区域,采用泰尔系数法分析河南省不同区域间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差异,认为河南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总体差异在下降,具体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在下降,区域内差异较平稳。对此,要从发挥政府部门主导作用、整合农村信息资源、提高农民文化素养与信息意识等几方面着手解决。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陕西5市的调查

基于对陕西省西安、咸阳、渭南、宝鸡、汉中5市的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利用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状况、职业发展、社会关系、基本权利和心理认同等6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各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了不同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差异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市在农民工综合市民化程度和各维度的市民化程度上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汉中农民工市民化综合程度最高为48.09%,西安最低为40.59%;各维度市民化程度中,基本权利市民化程度差异最大,5市极差为25.55%,居住条件市民化程度差异最小,但5市极差也达10.49%。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水平、地区收入水平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但各影响因素对市民化程度的不同维度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协调推进。     

城镇化背景下湖南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现状及困境分析 ——基于130个偏远村庄的调查

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是湖南省"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工作,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必然会打破农村自治原有体系,给村民自治带来困境。通过问卷调查对湖南省贫困地区130个村庄村民进行调查,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贫困地区村民自治出现实际参与率低、乡(镇)政府干预过度、行政化倾向明显、宗族家长影响严重、村干部能力不足、参与主体弱化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可以从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村民素质、村干部能力、信息化技术等方面提升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我国宠物业人员结构特征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672家宠物诊所的实证分析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宠物行业发展迅猛,从事宠物行业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本文利用对全国20个省(市)672家宠物诊所调研的数据,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宠物行业从业人员结构,发现我国宠物从业人员结构存在区域差异,并普遍存在从业人员年龄小、学历低、职称低、工作年限短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改善我国宠物行业从业人员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综合评价法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差异研究——以苏南锡山市和金坛市为例

构建了县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以锡山市和金坛市为例,通过综合评价法分析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差异及其原因,探讨了解决现有问题的对策。     

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CFD和CHFS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CFD和CHFS微观农户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非粮食主产区显著高于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户主老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耕地细碎化对全国农户耕地撂荒影响正向显著,农业劳动力规模、土地转出规模和撂荒机会成本对全国农户耕地撂荒影响负向显著;驱动各地区农户耕地撂荒的因素存在差别。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弱势地位和农民的老龄化问题,区域差异的原因是区域发展失衡、人口迁徙和"三农"问题的深层次体现。因此要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解决耕地撂荒。     

农村金融深化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吗?——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厘清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金融深化理论,利用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FGLS方法和SYS-GMM方法,系统考察了农村金融深化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由2008年的1.029 5和1.039 3上升到2017年的2.717 4和2.604 8,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39%和10.75%。农村金融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地区之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是造成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不断增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因地制宜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政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