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置格局优化研究——以东北地区村庄为例

为了推动村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格局优化,使村庄基础教育设施更高效和更公平地服务居民,推动东北地区教育振兴乡村工作科学地进行,以东北地区183个县的村庄为例,采用可达性分析、区位协调度分析和空间叠加分析等方法,对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置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村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置格局中可划分出三大类型区,建议协调发展区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潜在促进区适当增设基础教育设施或教学点;离散发展区遵循村庄“多中心,小聚落”布局模式,并适当缩减基础教育设施规模。     

西南山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重庆市崇龛镇小学为例

在人口流失严重,居住相对分散的乡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及优化需要结合自身特点,超越现有的基于城市地区的优化方法。选取重庆市崇龛镇小学为研究对象,设置了模拟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动态变化的分析情景,探讨了人口空间非均衡减少对一般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1)难以为继的规模与先天不足的可达性是一般乡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优化面临的主要矛盾;2)科学地预测人口变化,审慎地调整居民点空间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需求集中,弥补"规模—可达性"矛盾;3)应重视供求关系、强化制度保障,以提升优化结果的现实意义和实施效果。给出了崇龛镇小学空间布局优化的操作方案和预期结果。提出了一般乡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优化的参考路径和操作步骤:1)核定人口空间变化情况;2)确定居民点调整基础与可行性;3)调整需求空间结构,引导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优化;4)评估设施规模,强化制度保障。     

美丽乡村建设中基础教育配套设施研究——以邓州市台湾村高山族小学为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村发展的基础,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农村基础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保证基础教育公平,更应尽快实现城乡一体化。通过实地调查研究邓州市台湾村高山族小学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基础教育配套设施中硬件、软件情况,发现问题,最后有针对地提出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配套设施的建议。     

乡村旅游对乡村空间调整的影响——以青白江区姚渡镇光明村为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乡村旅游愈演愈热。从村庄发展、村庄内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三大方面研究了乡村旅游对乡村空间的影响,揭示了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乡村空间的调整,促进乡村经济的提高,改善人居环境,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庄风貌,并通过对青白江区姚渡镇光明村这个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发展乡村旅游对光明村产生的改变以及对光明村空间调整的具体影响。     

海岸带生态景观空间优化模式研究——以苍南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化海洋生态景观空间,发扬海洋生态文明,着力赋能蓝色产业,实现人海和谐、陆海兴盛,是海岸带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根据开发-保护关系,将海岸带生态景观空间优化模式分为保护型优化模式、保护为主型优化模式、开发型优化模式、开发为主型优化模式4类。以浙江省苍南县为例,分类讨论海岸带乡村,并与优化模式进行实证匹配。基于优化模式,对海岸带未来规划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三生”空间布局优化对策研究——以隆尧县梅庄村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生产空间利用低效、生活空间无限扩张。乡村三生空间的优化研究,有利于乡村空间规划以及制定乡村发展方向。本研究以隆尧县梅庄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研究其三生空间的现状特征,结合村庄发展模式,提出其三生空间的优化对策,使其生活、生态和生产空间协调可持续发展。     

论农户居住区位选择的“场势效应”与调控

农户居住区位选择在非均质、非静态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农村外部环境的逐步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不断影响着村域的“居住场势”。村域“居住场势”的变化始终和内部农户居住空间需求的不断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居住场势”效应,农户居住区位调控应遵循整体农村居住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实现村庄空间区位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最大限度的提高整体农户的居住福利水平。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以太行山片区为例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是重要物种的栖息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点区域。基于生态学“源”“汇”理论,提取2000-2016年生态系统转移变化较小、生境质量较好的生态斑块和各类自然保护地作为生态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研究区潜在生态廊道,并进行连通性评价,提出生态网络优化方案。结果表明,林地、灌丛是该区域物种迁移和扩散过程中起主导连接作用的景观类型,占生态廊道面积比例的63.9%,其次是草地,占生态廊道面积比例的13.87%;潜在生态网络结构连接度较高,但部分廊道结构较复杂,冗余性较高;通过重力模型优先选择相互作用力>5的生态廊道,并提取出32个生态断裂点和28个“暂栖息地”,最终提出保护生态源地、分级生态廊道、规划暂栖息地和修复生态断裂点等生态网络优化对策,研究结果可为太行山优先区-太行山片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方法和建议。     

县域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生态网络的构建能够减少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斑块破碎化问题,有助于增加网络连接度、提升区域生态稳定性。本研究选取河北省曲周县为研究对象,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和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构建生态网络,通过重力模型划分生态廊道等级,对比优化前后的网络结构指数,定量考察优化效果。结果表明:1)曲周县生态源地共9块主要分布于中部县城周边和东北部林场,生态廊道整体分布不均,网络结构简单;2)优化措施主要包括新增生态源地3块,增补踏脚石5块,划分出7条重要廊道、15条建设廊道与8条规划廊道,同时构建水系廊道5条,并重点保护27个生态节点并修复12个生态间断点。优化后的曲周县生态网络的连通度与环通度得到较大提升;3)建设用地会影响生态廊道建设可行性,相互作用力高的生态廊道具有高建设可行性。最后,从网络结构与网络建设内外两方面优化曲周县生态结构,提出“两轴、三区、四廊、多点”的生态结构规矩布局。本研究可为提升曲周县生态保护效果乃至华北平原生态网络构建提供参考。     

基于MCR模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河北省平山县为例

以河北省平山县为例,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空间现状分布,选取评价体系,确定空间划分标准与基本单元,制定评价指标并选取评价模型,运用MCR模型计算最小累积阻力,总结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基于现状提出平山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优化对策,确定优化方向,针对适宜区、比较适宜区、不适宜区、极不适宜区4种分区,提出城镇转化、逐步并点、异地搬迁、限制发展4种空间布局的优化模式,并对农村居民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高原湖泊平坝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预测分析——以大理市海西地区为例

为探索高原湖泊平坝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状况,利用核密度、缓冲区及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等方法,从村域视角对2006—2015年大理市海西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及类型进行了研究,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预测了该区2015—2024年居民点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海西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多点高值集中"向"带状中高值集中"变动的态势,单位面积范围内分布密度明显提升;区位布局受地形环境及交通通达度影响减弱,而受"亲水性"影响增强;基于村域居民点用地动态度值,综合考虑旅游、交通、城镇等因素影响,将该区居民点空间格局的演变分为自然、加速及剧烈三大类。2015—2024年,村均居民点用地面积及村域间用地动态度差异均将缩小,正向演变型村庄将明显减少并向南部乡镇集聚,而负向演变型村庄将大幅增加并显著向中北部扩散,居民点空间格局将以加速负向演变型村庄为主。     

中国省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交互效应——基于空间联立方程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1—2016年数据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方法对中国省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互促效应,这种效应具有时间异质性,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居于优势地位;2)城市化进程和市场化程度对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化影响方向,空间互动状态下二者存在显著溢出效应。为此需实施科技兴农和农业集约化发展战略,优化农村教育生态系统,统筹区域间农村教育和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和农业生产率互促协调发展。     

乡村转型发展产业驱动机制:以盘锦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转型发展是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乡村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众多,旅游产业具有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和生态环保的特征,通过旅游开发可以有效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空心村治理、农村剩余人口的就地安置、农民增收和农村空间重构。在乡村转型发展驱动机制研究成果系统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对旅游与乡村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分析了旅游驱动乡村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辽宁盘锦某乡村旅游规划案例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创新型乡村度假地产和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二种乡村旅游发展创新模式,识别了旅游驱动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成功因素,包括立足资源禀赋,结合时代需求,注重产业融合,加强城旅联动,重视用地平衡,加强生态环保,开发模式创新,重视公共参与。探索了旅游驱动乡村转型发展模式在东北地区乡村发展和区域发展中的可行性与未来前景,为全国其他类似乡村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探究——以杭州市为例

为探索适宜推广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方法,以杭州市的10个行政村为调研对象,通过座谈访问、问卷调查、实地检测以及生活垃圾物理组成分析等方式,研究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组成特征,以验证其源头分类方法的适用性,并分析不同分类收运方式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影响,从经济性、运行状况以及管理与社会评价等方面综合评估杭州市农村主要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结果表明: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中主要组分为厨余类、纸类、橡胶塑料类、纺织类、灰土类和玻璃类,分别占垃圾总量的55.9%、9.0%、10.8%、5.7%、4.0%和7.2%;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比例分别为55%、1%和20%,且易腐垃圾适于用堆肥化方式处理;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初期,"二分法"(分为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是较理想的源头分类方法;杭州市农村生活垃圾主要通过3种模式分类收运,且采用不同的分类收运模式明显影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经济成本和易腐垃圾的有效收运比例,显著影响了基层管理执行人员的管理效能、农村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的正确率及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接受度。研究表明,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初期,较适宜的分类收运方法是上门收运农户门前分类垃圾桶中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     

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评价研究——以湖南省长株潭地区为例

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的评估对政府部门进行农村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服务质量管理理论,以湖南省长株潭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农村地区公共危机的特点,利用改进的Servqual模型,增加预警性的维度,构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评价模型,评价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探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评价结果为-0.178,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较低。影响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村公共危机防控质量的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响应性、有形性、可靠性、预警性、保证性和移情性。研究表明,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村危机防控缺乏危机管理意识、交流沟通渠道和完备的农村公共危机机制等。因此,政府防控部门应当以关注农村居民需求为重心提升防控人员工作能力、以管控舆论为重点创建多元信息沟通渠道和以协同预警网络为抓手完善农村危机防控机制。     

水稻和蔬菜的膳食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镉摄入健康风险的影响——以珠海市斗门区为例

为了研究膳食结构（水稻、蔬菜）变化对农村居民镉（Cd）摄入健康风险的影响,本文选取珠海市斗门区为研究区,分析了研究区内水稻和蔬菜的Cd含量现状,分别构建了2000年以来Cd含量与膳食结构的变化趋势,并采用靶标危害系数法（THQ）评价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的Cd摄入健康风险。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水稻的Cd污染风险高于蔬菜,少量水稻样点存在超标,蔬菜无超标。2000-2017年,研究区水稻籽粒中的Cd含量在0.1 mg·kg^-1附近波动,蔬菜可食部分的Cd含量逐渐降低。在膳食结构中,水稻的比例降低了8.7%,年消费量降低了27%,蔬菜的占比和年消费量都较为稳定。在Cd含量变化和膳食结构改变的双重作用下,2002-2017年居民通过水稻、蔬菜的年摄入Cd总量降低了49%,Cd摄入健康风险降低了56%,其中膳食结构变化对健康风险降低的贡献率为47%。研究结果表明,膳食结构（水稻、蔬菜）变化是影响农村居民Cd摄入健康风险的重要因素。     

东北黑土区典型县域农村多维空心化研究--以拜泉县为例北大核心CSCD

精准测度农村空心化程度、揭示东北黑土区县域农村空心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于因地制宜整治空心村、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农村多维空心化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研究区,测度农村多维空心化水平及其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农村多维空心化是人口、土地、经济等乡村地域系统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农村空心化程度普遍较高,村域和乡镇空心化差异明显,经济空心化水平整体高于其他维度。流出人口比重、人均纯收入、耕地流转比例是影响农村空心化的主导因素;(3)农村人口、土地、经济空心化相互作用强度整体较高,呈低水平协同演进;两两之间的协调状态差异明显,其中“人口—土地”空心化协同性最差。产业结构单一、种植业比重高效益差、农民收入水平低等是农村空心化及内部要素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为系统构建农村地区各要素的耦合格局,提出了分区整治、完善农村制度体系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