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收入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

林权抵押贷款能够有效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对实现林业可持续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以南方集体林区为例,利用福建、湖南和江西3省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集体林区农户林权抵押贷款的收入效应,探讨不同结构视角下的收入效应差异性。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中,获得林权抵押贷款农户占比较低,仅为11.81%;且获得林权抵押贷款农户与未获得林权抵押贷款农户在收入水平、农户基本特征和林地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未考虑农户差异的情况下,林权抵押贷款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且获得林权抵押贷款农户总收入均值明显增加1.74万元。林权抵押贷款具有正向收入效应,但不同收入结构和农户结构下林权抵押贷款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从收入结构来看,林权抵押贷款仅增加农户总收入和林业收入,而对非林收入不显著;从农户结构来看,林权抵押贷款仅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占比25%~50%、中高收入水平和大规模经营农户显著。因此,建议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探索林权抵押贷款多元运行机制,建立基于农户结构差异化的信贷产品设计。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陕西省1051户样本数据的估计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户收入的新举措。本文以陕西省眉县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生产效率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经营模式以内股外租为主,规模经营效果显著,股份分红比例达45.45%。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初显成效,对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影响效果不一,但对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有效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1.729万元。同时,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产生股份激励效应、产业带动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效应,形成对农户增收的稳定传递机制。此外,基于不同作用机制下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对不同生产效率农户的家庭收入具有差异性影响,对生产高效率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提升更明显,对生产低效率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更显著。因此,建议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土地股份合作制技术手段,健全土地股份改革的相关管理和服务等,以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土地租赁市场对促进农户收入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效,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运用内生转换(ESR)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UQTE)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GQR)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农户人均收入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能够参与土地流转,其家庭人均收入可以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土地流转对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总之,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缩小农户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来自河北省的证据

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是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河北省为例,利用产业化及相关统计数据,分别考察农业产业化对参与户和总体农户收入的影响。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发现目前产业化可为参与户创造将近8000元的收入,且产业化收入占参与户家庭总收入四成左右;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测度产业化对全部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产业化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深度效应和广度效应,深度效应体现为产业化规模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广度效应则表现在农户参与度造成的收入增加;广度效应大于深度效应,产业化规模每增加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应提高3.6元,参与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相应增加10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托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对棉花种植户减贫增收的影响

本文选取新疆棉花种植户数据,综合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考察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主要有如下发现:(1)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有增收作用,平均意义而言,加入合作社相对于未加入合作社使得农户收入增长约23%。(2)合作社不同参与方式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未参与合作社,消极参与、松散参与和紧密参与对农户的增收作用不断提升,即参与程度越深增收效应越明显。(3)合作社的增收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提高,即加入合作社实质上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作用最明显。(4)合作社通过提升农户的生产效率、交易效率、议价能力和自信水平,进而对农户增收产生积极作用。     

我国涉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采用综合关联度模型定量评价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涉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涉农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关联度和政策的影响覆盖率共同决定了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民相对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宁南山区、陕北地区、河南焦作和浙江绍兴市农民年人均涉农政策收益分别为695.79、1 179.94、432.71、1 317.78元,分别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11.5%、12.1%、7.3%、7.6%,农民收入水平越高,政策收益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低。低收入农民对政策的影响更为敏感,而当前涉农政策对贫困农户增收作用不明显,主要与政策的覆盖率低有关,未来应通过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提高贫困识别度,使更多农民享受到政策利益。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基于层级收入与地区差异的分析

农村公共投资作为财政支农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基于2003—2016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农田水利专项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条件下,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而难以成为拉动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有利因素。(2)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财政对农民的补贴性或转移性支出,产生了收入“替代效应”。(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田水利专项投资的农业生产增收效应具有收入递增性和地区差异性。一方面,增收表现出边际递增态势,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越高,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果越强。另一方面,更依赖农业收入的地区,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越显著。依据本文得出结论,农田水利投资的增收效应还未趋于饱和,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并优化农田水利支农资金结构,有助于深化财政支农改革,促进各地区农村均衡发展。     

江苏省农村居民就业结构差异性分析

为准确把握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特征及差异性,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对2014年江苏省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就业结构上具有较大差异。低收入农户与农林牧渔业就业关系密切;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户与建筑业就业关系相对密切;中高收入农户与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就业关系密切;高收入农户与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三产行业就业关系密切。苏北地区农村居民就业与农林牧渔业关系密切;苏中地区农村居民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相对较高;苏南地区农村居民就业与工业关系密切,其在工业行业内就业人员比重相对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江苏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对策建议。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基于新媒体营销的苹果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效应分析

基于山东省烟台市405名苹果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对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收入的影响效应以及新媒体营销对绿色生产行为增收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讨论了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和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可以显著提升苹果种植户收入,即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对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于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收入农户;新媒体营销是促进苹果种植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的中介变量,其间接影响占比为53.49%,表示农户采纳新媒体营销的渠道越多,对于农户增收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强。因此,增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增收效应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和新媒体营销参与,强化政策帮扶精准度,以期实现农户增收致富。     

农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分析——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视角

通过对2005—2019年不同省份农用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农用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其中的中介效应机制。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加快农用地流转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作为农用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分样本来看，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都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几乎都成立。但西部地区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明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方法】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中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增收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其贡献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文章还比较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在不同的分位点对于非农业为主农户和农业经营为主农户各自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各个分位点上,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非农业为主农户的贡献率要高于对农业经营为主农户的贡献率。【结论】该分析对西部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不同从业类型的农户增收具有指导意义。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农户样本构成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严格评估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对种植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计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异质性效应,即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西部地区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农业生产性服务何以影响农户收入——对内蒙古赤峰市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促进农户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评价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作用成效,可为农业现代化决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利用区域内1 037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以及收入效应差异,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赤峰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率较低,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的供给率分别为38.09%、56.99%和46.96%。在农区,提供了农资、水利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分别提高了0.576万元和0.306万元;在牧区,提供了水利、加工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提高了1.588万元和2.636万元。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环节越完备增收效果越好。农资服务和水利服务供给对农区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果,加工服务供给则对牧区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以服务数量为表征的服务水平对农牧区农户均具有增收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村内水利服务供给为农户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提升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农资服务和加工服务的土地流转机制效果则不明显。因此,应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生产类型农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制定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协同的土地流转政策。     

共同致富收入增四成

北京市自2009年起,针对20％的相对低收入农户,开展了“共同致富行动计划”,通过“四个一批”,即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一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增收一批、开展社会帮扶增收一批、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收一批,加快提高相对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经过两年的时间,具有劳动能力的相对低收入农户8.1万户、24.2万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 481元,增长幅度近四成.     

北京市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制约因素及措施

北京市存在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的现象,远低于当地农户的平均水平,如何提高这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对于率先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地界定低收入农户的基础上,结合历年统计数据及其相应的变化趋势图,分析了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受诸多因素制约,包括农业不具备量的优势、农业资源有限、某些低收入农户存在无收入家庭成员等等。应当采取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开发农业资源、转移无收入的家庭成员就业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