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生业考古新证——山东青岛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的考古学观察

对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改造项目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鉴定分析显示,就植物性食物资源的获取模式来看,海岱龙山文化三官庙聚落先民的生业系统包括作为生产性经济的食物生产和作为攫取性经济的采集行为两大组成部分。基于食物生产的作物组合为粟、黍、小麦、大麦(青稞),在可能存在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粟作农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植物遗存暗示了先民对其他植物资源利用的可能。本次浮选为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先民农业经济、生业模式提供了新证。     

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魏家窝铺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址.2009-2010年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植物浮选过程中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植物遗存.为了解该聚落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量化分析结果显示,魏家窝铺先民已经种植粟和黍等农作物,但是其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应该是延续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采集渔猎传统,而属于农业的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种植,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次要的生产活动.     

云南江川光坟头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

2011年对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光坟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及植物遗存浮选工作。浮选结果显示光坟头遗址的农作物品种以小麦、稻及粟为主,黍和裸大麦作为补充。南北两方的农作物均在本遗址出现,且所占比例较为均衡,说明光坟头遗址的农业特点是稻旱混作农业,为遗址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积极的保障。     

试论山东城子崖遗址岳石先民的生计策略

城子崖遗址自龙山时期即为鲁北区域中心城址,岳石时期承继了龙山时期粟、黍、稻、小麦、稗组合,并继续利用黍亚科、早熟禾亚科等资源,延续了农业与采集业并存发展的生业经济模式,以及对农作物实施精细化管理和加工流程。相较于龙山时期,岳石时期城子崖以粟、黍、稻为代表的农作结构和野生植物利用种类等调控程度不一,反映出先民在自然和社会大环境变迁中生计策略的能动性调整,这当是城子崖所在鲁北,乃至海岱地区社会文化持续发展之动力。     

河南新密史前先民食物结构的考古学观察

对新密史前考古工作中的食物考古研究梳理表明,李家沟时代,先民食谱以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裴李岗时代,在低水平食物生产的生业模式下,先民食谱中补充了粟、黍、猪等人为干预的动植物资源;仰韶时代,农业在中原地区正式确立,粟、黍、稻、猪等成为新密先民食谱的重要组成,并以若干可食的野生植物性、动物性食物资源为生计补充;龙山时代,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家畜饲养制度在中原地区已现端倪,农业所获动植物资源成为先民食谱的主要构成;二里头时代,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家畜饲养制度得以确立,粟、黍、稻、小麦、大豆、猪、狗、牛、羊等人工干预的动植物资源在先民食谱中居于不可替代的位置。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渐趋清晰。     

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2016)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对宁家埠遗址2016年发掘区龙山文化、商末周初、东周、汉代和宋元时期土样的浮选,发现了4474粒炭化植物种子果实,包括粟、黍和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藜科、豆科和菊科等非农作物的种子果实以及少量硬果壳核。量化分析表明,宁家埠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东周时期延续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传统,农作物以粟为主,到东周时期,农作物的比例明显上升,可能是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类野生植物遗存反映了居民对聚落周围野生植物的利用和聚落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     

河南登封程窑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登封程窑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程窑村东北地一带,为一处主体为龙山时期,包括东周和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本次对程窑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和大麻六种农作物炭化籽粒,以及近20种其他非农作物遗存。根据浮选结果显示,无论龙山时期还是东周时期,粟黍类小米都是当时居民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大豆也是必要的补充,稻米发现极少,为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东周时期小麦地位的显著提高以及大麻的发现,成为其区别于龙山时期的时代特点。程窑遗址龙山时期的植物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颍河中上游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特点提供了新的素材。     

山东济南唐冶遗址(2014)西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唐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郭店镇唐冶村,在2014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掘者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206份土样共出土68508粒炭化种子和果实,其中农作物包括粟、黍、小麦、大豆、大麻和水稻六种。非农作物中以马唐数量最多,而且普遍性极高,我们推测马唐可能被专门采集用来作为饲料。同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豆科和藜科植物遗存。另有枣、葡萄属、桑葚、郁李等可食用果类遗存。唐冶先民的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利用一些野生植物和果类作为生存资源的补充。     

汉晋时期湘西地区农业初探——以官田遗址为例

2015年官田遗址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了解湘西地区汉晋时期农业经济和生业模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遗址出土农作物有粟、黍、稻、大豆、绿豆、大麦和小麦,非农作物以禾本科为主。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粟是遗址中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同时占有重要地位,聚落农业呈现出以粟为主、稻次之、并同时种植多种作物的特点。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类型和偏干冷的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遗址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北方人口南迁,可能是旱地作物得以发展的主要人文因素。     

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库伦三家子遗址是一处高台山文化晚期的遗址。2012年,伴随着发掘的进程,我们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和水桶法进行了土壤样品的采集和浮选。本次浮选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包括以粟黍为主的农作物种子,以及禾本科、藜科、菊科、豆科等杂草类植物种子。作为首次开展浮选工作的高台山文化遗址,三家子遗址的浮选工作使我们对高台山文化的生业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为日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路。     

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在二里头遗址浮选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根据浮选结果分析,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早期,二里头遗址古代农业的特点是整体上属于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出土数量惊人,所占比重甚至超过了粟和黍,这个异常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小麦遗存集中发现在二里岗晚期浮选样品中,说明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向商代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小麦在中原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出现了一次跃进,小麦替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主体农作物的转化过程可能起始于商代早期。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遗址的植物遗存浮选分析

在山东沭河上游史前聚落考古调查中进行的遗址灰坑植物遗存浮选中,包括炭化植物种子和木炭碎块,其中以粟、稻谷、黍等农作物为主,以块根植物、豆科、杏梅、猕猴桃等采集植物,狗尾草属、稗属、藜科、菊科、莎草科、苋科等杂草种子,以及壳斗科栎木的木炭碎块为辅,说明当时的农业是以粟、黍为组合的旱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的混合经济模式,兼有少量的采集植物活动。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遗址中发现的莎草通常生长在湿地环境中,这种环境也适宜稻类作物的生长。遗址附近分布有以栎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林,史前先民利用的燃料很可能是栎木等木材,粟、黍、稻谷等农作物的秸秆和一些杂草。     

大水沟遗址2015年度试掘浮选结果及分析

大水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是冀西北地区龙山时代一处重要的聚落,2015年度试掘浮选发现可鉴定植物种子31618粒,其中农作物包括粟、黍和大豆,非农作物以狗尾草属、藜属和胡枝子属为大宗。浮选结果表明,大水沟遗址农业类型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大豆的出土说明农业结构多样化的特征。藜属、胡枝子属等非农作物数量较多,表明大水沟先民已经掌握了遗址周围一些植物资源的特性并对其加以开发和利用。大水沟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为探讨“三北地区”尤其是冀西北地区龙山时代的经济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     

建平水泉遗址2021年度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北大核心

水泉遗址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遗址,2021年度首次发现的防洪护堤设施更彰显了其重要地位。该遗址植物遗存的浮选过程中发现了包括粟、黍和大豆在内的炭化农作物种子,以及禾本科、豆科、藜科、蓼科、蔷薇科、茄科和锦葵科在内的炭化非农作物种子。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讨论,我们认识到水泉遗址先民从事着以粟、黍为主,大豆为辅的较发达的多品种旱作农业,农业经济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寨峁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陕北一处龙山时代晚期的遗址。该遗址与石峁城址相距不远,同处秃尾河流域。2014年伴随寨峁梁遗址的发掘采集了土样,浮选出了粟、黍、藜、猪毛菜、胡枝子等13种植物种子。浮选结果显示,寨峁梁遗址当时的农业应该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黍的地位略低于粟。其中一些旱地杂草和虫实属植物种子反映出了当地干旱的气候环境。此外,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藜,其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性的食物资源。     

陕北地区龙山晚期的生业方式——以木柱柱梁、神圪垯梁遗址的植物、动物遗存为例

木柱柱梁与神圪垯梁遗址均位于陕北神木县大保当镇野鸡河村,分别处于野鸡河两岸。两个遗址出土遗存相同,年代为龙山晚期(大口文化)。两个遗址的植物遗存经过浮选,多为粟、黍。动物遗存以羊为最多,还有家猪等家畜。本文据此认为距今4000年前陕北的生业方式是以农业种植为主,兼有家畜饲养。     

河南洛阳王圪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王圪垱遗址是一处位于河南伊洛盆地中西部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主体为龙山中晚期到二里头早期。本次对王圪垱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龙山晚期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五种农作物,以及其他非农作物植物遗存,包括20余种杂草类植物遗存及少量果核类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和稻米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又以旱作农业为主。王圪垱遗址龙山晚期出土植物遗存研究也为二里头遗址的稻旱混作农业提供了可能的来源,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都邑性聚落的农业生产特点提供帮助。     

内蒙古敖汉热水汤遗址浮选结果分析

热水汤遗址是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遗址。201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过程中,采用针对性采样法对热水汤遗址进行了采样,在实验室种属鉴定过程中,发现了包括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作物和狗尾草、胡枝子、猪毛菜、藜等为主的其他植物种子。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对我们探究热水汤先民的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史前时期内蒙古地区粟作探究

21世纪初,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均发现炭化粟黍和石锄、石耜、石磨盘等粟作遗迹。史前时期,内蒙古地区经过三次增暖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形成适宜粟作物生长的半干旱森林草原气候及黄土土壤层,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粟作加工方式已经比较先进,作物传播比较广泛,方式多样。考古发现再次说明,史前内蒙古地区可能是粟作物的起源地之一。     

宁波鱼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鱼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为一处以河姆渡和商周地层为主体的遗址。本次对鱼山遗址开展采样、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河姆渡时期、良渚时期和商周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水稻、菱角、芡实、橡子、葫芦等可食性植物资源遗存,以及近20种其他乔木类和杂草类遗存。根据浮选结果显示可知,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生业模式经历了一个以采集狩猎为主逐渐依赖农业的转变,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也由野生植物资源逐渐转向以水稻为主。而商周时期,水稻则占据最主要的地位,遗址以种植水稻为单一的农业模式。鱼山遗址植物考古发现,为探讨河姆渡文化时期宁绍平原的植物资源利用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填补了长江下游商周时期植物考古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