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河南省县域治理与城乡统筹发展研究必要性分析

中部地区县域治理和城乡统筹发展问题是伴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调整而凸显出来的重要理论和时间问题。虽然国内理论界对县域发展已有一定成果,东部地区也涌现出一批强县,创造多种县域发展模式,但在广泛借鉴东部沿海县域发展经验的同时,河南还没有培育出适合自己的特色县域发展模式,以河南省为例,在中原地区现有的区域分工定位分析、县域治理和城乡统筹现状特征分析和资源禀赋条件分析的背景下,找到一条适合河南县域发展的道路,并从理论层面、政策层面、实证方面、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河南县域治理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迫在眉睫。     

陕北黄土高原县域水土保持治理的适宜性评价

【目的】评价陕北黄土高原县域水土保持治理的适宜性。【方法】选取陕北延安地区的安塞、子长、延川3县和榆林地区的米脂、绥德、神木3县共6县的多年观测资料,建立了黄土高原县城水土保持治理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县域水土保持治理适宜性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在陕北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治理过程中,坝地面积、治理度和单位面积投资是该地区水土保持评价体系的主要影响因子,在实际运用中要给予一定关注;所选6个县的水土保持治理适宜性综合评价分值表明,各县域的水土保持治理与当地社会经济的适宜性逐渐向良性发展,且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结论】建立的县域水土保持治理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较好地反映了当地的实际情况,是科学、可行的。     

提高县域治理法治化对策研究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而法治社会则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作为规则之治,法治能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矛盾和冲突,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基层善治的必要路径,是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层基础、打通法治中国建设“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抓手。法治中国实施以来,相关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县域社会法治建设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治意识不强,其中包括公权力行使者和公民个人对法治建设认识不足,以及现有的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对此,必须在提高法治意识和保障法律服务供给上做文章,为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贡献法治效能。     

湖南省贫困县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评价与比较分析

湖南省有48个贫困县域,推进贫困县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湖南省率先在中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避开的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的内容,围绕这五个方面设立了20个二级评价指标,并对湖南省48个贫困县域在2010～2017年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湖南省贫困县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有序推进,但总体进程较慢,区域之间进程差异大,促进贫困县域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是贫困县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隆德县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

隆德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制约着全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半个世纪以来。隆德县广大干部群众在历届县委、政府的带领下,坚持“水保立县”大搞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16．73km^2,治理程度达84．10％,林草覆盖度达到25．20％,县域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     

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效益评价

为了建立黄土高原生态治理评价体系和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选取陕北各县多年观测资料,建立黄土高原生态综合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灰色聚类法和Topsis法对各县域生态治理效益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在陕北黄土高原生态治理过程中,坝地面积、治理度和单位面积投资是该地区生态治理评价体系的主要影响因子,在实际运行中应加以重视:各县域生态治理局势存在波折,但整体呈良性发展,并为良好治理措施的选择提供现实依据,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生态治理效益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及这3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为县域生态治理效益评价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黄土高原生态治理局势的综合管理与宏观调控.     

秩序混乱、基层政权弱化与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以“李利娟案”为个案的研究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但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农村秩序由"精英政治"向"强力政治"重构、村民关系由"熟人社会"向"利益导向"转型、基层政府部门与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治理能力不足、法治化在农村基层社会实施的有效性不足等问题一直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     

我国乡村公共治理空间构建的政治分析

乡村公共治理空间的理论构建在学术界有许多种模式。从一些基本的理论模式入手,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背景下来分析和理清乡村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逻辑。从治理的主客体方面来说,任何良好的治理都是主客体一致性的表现,乡村公共治理的主体只能是乡村社会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乡村组织化体系才是有可能的,而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自组织系统的构建正是乡村社会建立组织的可靠选择。     

基于农合组织视角下乡村治理结构创新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比如人口"空心化"、人口流动常态化、乡村社会阶层多元化等。在这一背景下,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本文在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结构——合作共治治理结构,实施"丰"字型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巩固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核心纽带作用、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等政策建议。     

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基于厦门市海沧区的实证调研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崭新课题。当前,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已颇具成效,但仍存在社会文明发展不协调、社会基础薄弱、志愿服务普及率低等问题。选取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之一——厦门市海沧区为切入点,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要研究单位进行实证调研,运用质性访谈和问卷调查法进一步分析得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海沧经验"。将其总结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大队伍建设力度、扩大项目服务范围从而巩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该模式的形成为打造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县域模板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范例。     

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路径探究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成为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随着乡村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日益凸显,应运而生的县级融媒体能否充分发挥媒介作用,打破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性困境,助推县域治理和发展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政务服务、信息传播、人文情怀等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充分释放媒体效能,深度挖掘媒体服务功能,可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技术培养、组织保障、环境支撑,打破乡村治理结构性困境,可构建“媒体+政府”“媒体+社会服务”等种元素共同发力的治理格局,优化乡村社会治理环节,提升乡村整体面貌。     

浙江山区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

山区是重要的地域类型,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制定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增长途径时,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为探究浙江山区县域社会经济协调状况,引入了协调发展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评价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matlab 7.0编程对浙江山区2005-2012年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县域社会和经济综合指数、协调度、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研究表明:浙江山区县域的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大多数县市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山区总体的协调水平较高,表现在绝对数值相差不大,所属类别相对集中,但大多县市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根据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浙江山区44个县域划分为3大类6亚类,3大类为协调发展类、亚协调发展类和失调类。最后提出山区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加强小流域治理是县域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关于抚顺县小流域治理情况的调查

抚顺县是以小流域为地域特征的典型县域全县流域面积占县域面积的100％,加速县域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抚顺县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本文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从抚顺县实际出发,全面分析了目前抚顺县小流域的特点及治理情况、存在的问题,客观提出以水土保持为重点,加强小流域治理的原则、目标、措施。     

大数据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务农重本,国之大纲,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农业现代化、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优质化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是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县级党委、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实施者,其治理下的县域经济,是实现乡村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富裕的根本载体。     

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作用的探究——以德安县河东乡桥东社区为例

基层社会始终是民心的温巢,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令的实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必须遵循的第一位原则和根本政治保证,基层治理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大政方针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社会聚焦基层治理的难点、痛点时希望基层治理能力和效率能够有所提升。以德安县河东乡桥东社区为案列,剖析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起到的作用,探究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以提升党组织自身凝聚力。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整合多元化资源,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服务,从管理型组织向提供多样化服务的服务型组织转型,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引导社会服务正向发展。     

新乡贤助力当代乡村治理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乡村要振兴,治理是关键。作为当代乡村自治的协助者、乡村法治的推进者、乡村德治的引领者,新乡贤自身具备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社会价值可以更好地助力乡村治理。将新乡贤引入乡村治理中,有利于强化乡村治理内生性基础,有利于重构乡村社会道德体系,也有利于弥补当前乡村治理体系的不足。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各地应基于“三治结合”,大力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创新新乡贤激励和保障机制,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助力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甘肃省县域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与分析

县域社会是县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快速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出甘肃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甘肃 67 个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和排序。比较甘肃县域社会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得分,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水平;甘肃县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很可能由于经济等基础条件的差异不断拉大;县域社会发展是经济、人口、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因素全面联动发展的系统工程。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得出:甘肃县域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人口数量的有效控制和人口素质的大力提高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全面改善。同时,应密切注意并防范县域之间发展差距的继续拉大。     

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基于福建省75个涉农县（市/区）的实证

【目的/意义】乡村振兴不仅是村庄的振兴,更是县域的全面振兴,探索构建适用于县域尺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以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方法/过程】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构建了25个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指标,基于福建省2015—2019年75个涉农县（市/区）的面板数据,应用熵值法和TOPSIS法对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结论】研究表明：福建省各县域的乡村振兴实施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各区域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整体上全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指数依然不高,各个方面的协调推进程度还有待提升。据此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定期进行实施水平评价、重视生态环境治理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探索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保持农业社会稳定、实现农村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了目前我国乡村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状况与问题,从基层治理、乡风培养、载体支持、配套资源、文化发展五个方面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对策进行了探索。     

景泰县域水土流失对策探讨

本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回顾总结了景泰县域水土流失治理现状、成效、做法、经验,剖析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因应对策,为提升县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水平,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