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福建省九地市的458户微观数据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受访农户中有92.36%愿意支付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费用;环保认知和生活垃圾清理频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和到垃圾囤放点的距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年龄、家庭人口数和对村委会的评价负向影响支付意愿。鉴于此,可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健全监督制度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个市(州)38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3.9%的样本农户愿意对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是个体认知和外部情境因素的综合体现,垃圾分类必要性、垃圾分类知识、垃圾投放便利性、垃圾分类宣传、以及环境整治政策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都有显著影响。     

基于农户视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分析——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通过对新疆昭苏县农户进行访谈和实际调研,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农户环境认知程度、生活垃圾公共服务情况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公共设施的满意度和政府生活垃圾治理的信任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有正向作用;农户年龄、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及农户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作用。鉴于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制定昭苏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收费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农户视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分析——以新疆昭苏县为例

通过对新疆昭苏县农户进行访谈和实际调研,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农户环境认知程度、生活垃圾公共服务情况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公共设施的满意度和政府生活垃圾治理的信任程度对农户支付意愿有正向作用;农户年龄、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及农户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作用。鉴于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制定昭苏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收费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安徽省池州农村地区垃圾产生特征与支付意愿分析

解决农村地区生活垃圾问题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解池州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排放现状,选取青阳县柯村、贵池区马衙街道碧山村、东至县金鸡村、石台县大山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取样分析等方法,了解到池州市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平均产生量约为0.42kg/人·d,垃圾主要成分为厨余,占74.70%,平均含水率较高,为50.67%,生活垃圾的组成、性质波动范围较大。目前池州市农村人居环境较好,但是垃圾并无分类处置;民众环境保护意识较好,但是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垃圾收费的意愿也不强。为改善池州农村生活垃圾问题,制定合理的分类治理方案,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责任认知与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

探索建立垃圾处理农户付费制度是缓解各级政府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公共品供给压力的有效途径,对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和河南两省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讨责任认知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使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当前仍有48.53%的样本农户不愿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而在愿意支付费用的农户中,其意愿水平为每月10～19元。责任认知通过内容认知和后果认知两个维度正向激励着农户的支付意愿。除人际信任外,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制度信任、社会支持和社会需要都对农户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强关系网络、社会支持在结果认知与农户支付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弱关系网络、制度信任和社会需要在内容认知与农户支付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提高农户责任认知水平,强化多维度社会资本积累,并完善工作机制以发挥社会资本在组织运行中的显著优势,从而有效推动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为例

"垃圾围村"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与环境质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巨大阻力。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设计调查问卷,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与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40.35%的农户有主动支付意愿,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年平均70.47元/户的费用;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依次为年龄、健康状况、环保理念宣传、政策监督、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且均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影响最大,环保理念宣传和政策监督次之,文化程度和工作类别最小。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来自鲁皖渝的证据

农村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是生态宜居的关键,研判当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具有现实必然性。基于山东、安徽和重庆3省的农户调研数据,尝试构建包含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探讨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的有效举措。结果表明:59.07%的样本农户的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愿意为10～20元/(人·a),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水平总体较低且存在区域差异,经济最不发达区域的农户倾向于支付10元/(人·a)以下的垃圾治理费用,占比达50.41%。家庭收支水平和农户环保认知均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支付意愿,且环保认知与文化程度存在交互效应,早期儿童环保教育具有基础性作用;女性相较于男性,支付意愿更高;固定垃圾点的供给对于农户支付意愿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基于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和因地施策,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加强儿童早期环保教育,提高女性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进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绩效,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设计方案

为了实现安徽省全椒县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化管理,本文利用物联网、GPS导航、GIS等技术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过程信息化,并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设计方案。通过该系统的运行,实现深埋收集站的满桶报警以及收运车辆行驶路线的智能化规划,并实现对运输车辆以及工作人员的实时监管,从而实现农村生活垃圾从收集到运输整个阶段的智能化、信息化。     

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陕西省农村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统计分析影响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支付意愿的因素和差异性,研究表明：1）60．45％农户愿意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付费;2）男性付费意愿高于女性（65．45％／58．60％）;3）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共有19个,主要影响因素11个;4）从差异性分析结果来看,性别不同影响的差异性最大,其次是农户的不同从业特征,而职业限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价格因素和环保知识方面。     

消费者食品安全性意识与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

利用延吉市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性意识调查资料,采用一般统计方法测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度,估算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认证的认知度和信任度都比较低．但通过认证的食品在确实能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支付意愿为28．8％,GAP认证农产品的支付意愿为18．5％,HACCP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为17．6％,有机食品的支付意愿为17．2％,无公害食品的支付意愿为16．2％．说明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支付意愿还是比一般食品要高,消费者即便多支付价格也愿意购买高品质安全食品．因此,建议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及对认证食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的实地调研

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偏好情况,基于北京市实地调研的400份消费者问卷数据,利用假想价值评估法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支付意愿,重点关注的是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并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市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认知水平较低;但信息强化后,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又表现出较高的认可程度,只有4.75%的受访者不愿意为可追溯牛肉支付额外价格;然而,只有20.00%的受访者愿意为每千克可追溯牛肉额外多支付至少20元,参考当前北京市可追溯牛肉的市场价格,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支付意愿还是偏低;风险感知障碍、辨别能力障碍、经济实力障碍、牛肉购买数量和年龄这些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支付意愿。根据本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体,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直接关系到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关系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太湖流域农村居民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当前,太湖地区农村居民的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得分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88.6%受访居民愿意分类,但仍有部分受访居民表现出“意愿强行为弱”现象。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从异质性来看,在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群体中,各维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本文提出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树立自主分类责任意识,建立群体监督规范体系,多维度、全方位提升社会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地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公众对森林碳汇服务的认知与支付意愿分析

公众对森林碳汇服务的认知与支付意愿是了解森林碳汇需求的基础。在对国内外森林碳汇研究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以浙江杭州地区为范围,随机抽取220位公众进行调查,获有效问卷212份,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①公众对森林生态功能有一定的认知水平,而且对购买森林碳汇服务的意识基础较好,特别是在购买生态彩票方面的潜力较大;②公众对森林碳汇服务的购买意愿较强,不同群体对森林碳汇购买意愿存在差异。同时,Logistic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公众购买森林碳汇服务意愿的主要因素有“是否愿意为个人排碳付费”“森林固碳是否应得到补偿”“是否知道森林有固碳作用”“个人是否有必要减排” 和 “性别”。最后提出了结论和两点建议。表5参9     

山区农村生活垃圾成分特征及农用风险

以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为代表,对山区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成分、理化性状及其周年变化作了系统分析,并进行大豆-大豆-蚕豆3季作物定位试验,以评估可降解类有机垃圾肥料化利用的潜能和风险。结果表明:可降解类有机垃圾是农村生活垃圾的主要组分,占总量的43.64%,其N+P2O5+K2O(干基)养分含量约为3%,有机质平均含量为24.9%,且周年变化稳定,但有机垃圾中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且变异较大;与常规化肥相比,施用垃圾有机肥对前2茬大豆产量的影响不明显,但能显著提高第3茬蚕豆的产量;垃圾有机肥对大豆和蚕豆的品质和重金属含量影响不明显,是安全的;施用垃圾有机肥能显著提高土壤的pH值、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但同时也提高了土壤重金属含量,并有逐渐累积的趋势。由此可见,建立一套合适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系,将可降解的有机垃圾肥料化利用可有效减少生活垃圾的数量;垃圾有机肥长期施用具有提高产量,培肥改土的效果,但也会带来重金属污染风险,对垃圾有机肥的施用量和时间需进行监控。     

居民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支付意愿实证分析

城市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最大受益者是其周边地区的居民,实行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政策首先应从城市森林周边地区开始,为此,需要调查周边地区居民对城市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支付意愿(WTP).该文是在对哈尔滨城市森林周边的四个居民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假设市场价值评估法(CVM)对城市森林周边地区居民进行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支付意愿(WTP)调查.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66%的居民认为空气质量有好转,96%的居民认为需要加强城市森林投入,70·6%的居民愿意出资(人均33·2元/a),80·3%以上的居民愿意出力(5·5h/a);影响支付意愿的方式及支付大小主要有文化程度、人均收入两种因素;进行的Logistic回归分析能够预测不同收入居民的出资概率.综上,建议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实行经济补偿的方式应包括出资和出力两种形式,支付额度要符合居民的支付意愿.     

技术选择中农户意愿选择与实际选择的差异因素分析

基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说,以农户对户用沼气技术的选择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户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探讨了影响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技术的意愿选择和实际选择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实际选择受到意愿选择和农户禀赋及决策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现阶段改变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和改善农户相关资源约束状况,将是推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途径.     

农户绿色农药购买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研究——基于5省863个分散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5省86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绿色农药购买意愿和实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农户绿色农药的购买意愿和行为存在悖离,愿意购买绿色农药的667个农户中,有68.07%的农户没有购买过;并且两者的影响因素同中有异,从共同因素来看,距中心城镇的距离,对政府禁止使用农药的认知,对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的了解、性别对农户绿色农药购买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从差异因素来看,环境关注、购买农药时比较说明书、商家宣传、基层政府组织提供的讲座显著影响购买意愿;政府农药残留检测、参加过农药使用技术培训、价格因素、商业化程度显著影响购买行为。为此,要推广使用绿色农药应该加大农药残留检测力度,多渠道传播绿色农药信息,同时,积极推广绿色农药使用技术,实行绿色农药价格补贴政策,并建立配套的公益性的产品责任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