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解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现状,以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和农业部三大部门公布的地理标志产品数据为依据,分析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地理标志分布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地理标志数量最多,东北最少;全国各省份的地理标志数量差异很大,最多的省份为山东省;茶产品、畜禽水产品、工艺品、果蔬类和花卉类东部地区最多,酒产品、食品类和中药材类西部地区最多;福建省的茶产品和花卉类在各省级行政区中数量最多,畜禽水产品、工艺品和果蔬类地理标志山东省居多,四川省的酒产品、食品类和中药材类数量最多;地理标志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人口、自然环境特征、历史文化和政策。     

地理标志农产品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有利于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探讨了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分类讨论影响其分布的因素及如何通过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动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进程。结论认为:①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变化由波动向趋稳发展,果蔬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多,水产地理标志农产品稳中有升。②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东南半壁地理标志农产品更为密集。果蔬粮油、畜禽养殖类地理标志农产品分布较为均衡。③以全国7分区为单元,西南区、黄淮海区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多,各类地理标志农产品均较丰富;东北区粮油棉麻地理标志农产品最多,西北及长城沿线区干果、牲畜等地理标志农产品较多;华南区各类地理标志农产品均不突出;青藏区多类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最少。④影响地理标志农产品分布的因素包括气候、农业发展历史、自然区位、经济、交通、消费市场等。⑤针对果蔬粮油、养殖业、林业经济作物、水产养殖等地理标志农产品特性提出相应意见。     

浙江省涉农地理标志产品分布特征及其人文成因

采用ArcGIS刻画浙江地理标志产品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分析,构建人文环境与市域地理标志产品间的关联模型。研究发现,浙江地理标志产品主要分布在自然地理环境类型丰富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市辖区及个别县。受浙江省较为均质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相较而言,人文地理环境中的区域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投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地理标志产品分布影响较高。各县市应明确自身发展地理标志产品的优劣势,充分调动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积极性,共同推进浙江地理标志产品发展。     

江苏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标志作为新型知识产权,具备独特品质和品牌价值,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对江苏省地理标志展开研究,并对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重点分析。研究表明,江苏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重心由苏南向苏北转移,各县市地理标志数量差异较大,其中降水量、湖泊面积、气候与地貌多样性等农业自然资源要素和社会团体、政府政策等农业社会资源要素是影响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未来各县市应依据自身农业资源的实际状况,立足优势,弥补不足,积极调动农民、社会组织、公众、企业的积极性,共同推动农产品地理标志快速健康发展。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打造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是深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现有的研究多侧重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经济价值挖掘以及品牌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对全国尺度下不同类型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属性关注不足。本文以农产品地理标志（AGI）、地理标志产品（PGI）、地理标志商标（GI）中的农产品品牌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尝试揭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86.28％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在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集聚明显,并呈现出与T型经济带重合的态势。2）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密度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地为热点区,西部的新疆、青海、西藏为冷点区。3）蔬菜、粮油、果品等不同类型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上表现出与农产品生境相适应的格局。4）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异质性受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政府作用的综合影响,社会环境中的第二产业与铁路密度的交互作用对空间异质性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基于此,结合乡村振兴与农业品牌的战略目标,从农业品牌建设的区域合作、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以及品牌保护路径等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Geoda和灰色关联分析的安徽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分布研究

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方面已经成为重要抓手,有利于带动区域农产品产业升级和发展。本文以安徽省农产品地理标志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集中指数、Geoda软件、灰色关联分析(GRA)等方法,对安徽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看,安徽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集中程度在逐步改善,地理集中指数从2012年的61.06下降到2021年的31.04,但在市域尺度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从类型尺度上看,在同一类型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分布上,水果和蔬菜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茶叶、粮食及水产等农产品地理标志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集中,主要集中于皖南、皖中等区域;在影响因素方面,自然环境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在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关联度,其中,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产总值影响关联程度较大。因此,安徽省各地政府应加大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支持力度,与生产者、使用者合力打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组合拳,构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机制,进而提升安徽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发展水平。     

青藏高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空间分布与气候相关性分析

青藏高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生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研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气候的相关性,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叠置分析法,建立青藏高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空间分布与气候的联系.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空间上东西部分布不均匀,空间分异与气候因子关系密切.核密度热点区与深度贫困地区高度吻合,产品数量、种类随着气温和降水自西北向东南变化明显.总体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向东部人类活动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聚集,温度适宜、降水充足的高山、峡谷、山地间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数量多、种类全.因此,要实现青藏高原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可持续发展,应先掌握不同类别产品的分布规律及生长需要.     

湖北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对策

介绍了国内外地理标志保护概况与湖北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分析了湖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并提出了相应的几点建议。     

农户地理标志产品生产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农户是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的意愿直接影响到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发展。农户在选择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受很多因素约束。根据对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大闸蟹养殖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决策人文化程度、专用实施投入、生产规模以及农户认知特征对农户选择地理标志产品生产有一定的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的建议。     

注册地理标志产品小米之我见

地理标志是一种标示商品基本来源的重要标识,它象征商品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性与其来源地的密切关系,注册地理标志产品可以促进当地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注册地理标志产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从注册地理标志小米谈起,介绍了我国目前小米地理标志的现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张掖绿洲农田地膜残留量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对地膜残留量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准确评估区域地膜残留污染现状,为提出区域性农田地膜污染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选择河西走廊张掖绿洲105个农田样地作为研究对象,监测农田土壤中地膜残留量,同时调查样地作物、土壤质地、地膜使用情况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分析与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张掖绿洲农田地膜残留量介于0.79~114.72 kg· hm^-2之间,平均值为25.63 kg·hm^-2,表现出西北部高于东南部的分布趋势,地膜残留量的空间异质性高且呈高斯模型分布特征;各县区地膜残留量表现为临泽县（49.07 kg·hm^-2） > 高台县（33.72 kg·hm^-2） > 甘州区（23.33 kg·hm^-2） > 山丹县（11.32 kg·hm^-2） > 民乐县（10.44 kg·hm^-2）。地膜残留量受覆膜方式、覆膜年限、作物类型等因素影响：全覆膜、人工、机械覆膜3种地膜使用方式下地膜残留量差异显著（P<0.05）,均值分别为37.35、27.46、15.26 kg·hm^-2;连续覆膜10 a以上,地膜残留量显著增加（P<0.05）;种植作物中玉米农田（35.39 kg·hm^-2）地膜残留量最多。研究区整体残膜污染处于中污染水平,其中临泽、高台县污染较重,覆膜年限是研究区地膜残留量空间变异的主要因素,贡献率达33.24%,作物类型次之（31.73%）,张掖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并完善地膜使用政策,同时推广残膜机械回收技术,以减轻地膜污染。     

辽宁大米资源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分析

介绍了辽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概况,并从产地自然地理环境、保护范围、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国家质量标准、地理标志商标等方面,分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盘锦大米、桓仁大米的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福建省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准确估算福建省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确定其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基于2016—2019年采集的4 350个表层土壤样本,利用地统计学方法与ArcGIS技术分析土壤有机碳密度空间分布,并通过随机森林模型分析影响土壤有机碳密度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福建省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范围为0.03~14.68 kg·m^-2,平均值为4.06 kg·m^-2。全省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在空间上聚集分布,具有中等程度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变异主要由结构性因素主导,呈现自南向北、从沿海向内陆山地逐渐升高的空间分布格局。降雨量、海拔、土壤质地和土壤pH是影响有机碳储量的主要因素,地貌类型、土壤类型和作物类型影响相对较弱,且随着化肥（磷肥和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显著降低。研究表明,福建省表层土壤有机碳密度不高,空间分布聚集,自然气候变化、地形因子和人类活动都会影响土壤有机碳密度,其中降雨量、海拔、土壤质地和土壤pH为主导因素。     

从化区农田耕层土壤有效硅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广州市从化区农田土壤有效硅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我国粮食主产区水稻产量增长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采用描述性统计、地统计学、相关性分析与GIS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的方法对从化区土壤有效硅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有效硅平均含量为60.31 mg·kg^-1,总体偏低,并呈现中度变异;在中心区域、粮食主产区和丘陵地带,土壤有效硅含量较高;有效硅含量与土壤pH、有机质含量、黏粒含量呈正相关,土地利用方式、成土母质对其也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在所考虑的影响因素中,成土母质对从化区农田土壤有效硅的影响程度居于首位。     

福建农林昆虫地理区划

报道了福建农林昆虫地理区划,本区划是根据昆虫组成和特点、地形地貌、气候情况、作物布局及植被等诸方面的差异,提出将福建主要农林昆虫近500种,划分为闽中北(中亚热带)和闽东南(南亚热带)2个区,前者再划分为4个亚区,后者则为2个亚区。     

广西农业生产效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广西农业生产效率空间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广西农业生产效率.[方法]利用DEA模型对2004～2013年广西14个地市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算,采用Moran's I和LISA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并利用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总体上来看,从2007年开始广西农业生产效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只有北海市农业生产效率一直保持有效值;规模效率下降是广西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除梧州市和防城港市外,其他地市农业规模效率均呈不变或递减状态;区域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极不平衡,呈从南向北、东向西递减空间分布格局;2012和2013年广西农业生产效率逐渐开始出现集群效应,并以北海市为中心,发生了从低—低聚集到高—高聚集效应的变化.单位农机投入、单位化肥施用强度、政府投入、教育扶持力度对广西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业科技对广西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应强化政府引导、促进经济与农业同步协调发展、实现资源互补、发展优势产业、增强北部湾经济区的辐射作用、发挥区位优势、强化空间溢出效应、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加大农民培训力度等,以实现广西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贵州省土壤锰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子

为探究贵州省土壤锰（Mn）的空间分布特点,本研究对贵州省376个采样点土壤锰含量进行空间插值,再与贵州省不同类型环境因子分布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明土壤锰空间异质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贵州省不同类型土壤锰含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平均含量依次为石灰土>棕壤>红壤>黄棕壤>黄壤>紫色土,表层土壤锰含量范围为2.57~5 203.98 mg·kg^-1,平均值为876.92 mg·kg^-1,变异系数为0.89,具有较强变异性。贵州省依据土壤锰含量水平可划分为低锰区（0~500 mg·kg^-1）、中锰区（>500~700 mg·kg^-1）、富锰区（>700~1 200 mg·kg^-1）、高锰区（>1 200 mg·kg^-1）,全省土壤以富锰水平为主,面积占比达54.05%。空间块金系数达0.51,表明土壤锰分布具有空间中等自相关性。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评估发现,与锰含量显著相关（P<0.05）的影响因子解释力大小依次为年代地层（0.20）、地质岩性（0.17）、海拔（0.09）、土地利用类型（0.03）;年代地层与地质岩性的组合变化是影响土壤锰空间异质性最主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海拔和土地利用类型进一步影响土壤锰空间异质性。可见,贵州省土壤锰的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区域土壤锰含量水平进行分区有助于指导土地资源的区域生态管理与安全利用。     

湖北省水稻技术推广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构建水稻技术推广率评价指标,探究了湖北省1996—2014年不同类型水稻技术相对推广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实证分析影响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推广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推广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化学调控技术相对推广率结构比重最大;2)受育秧栽培技术与化学调控技术相对推广率的共同作用,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推广率逐步形成"两边高,中间低"的布局。其中,育秧栽培技术相对推广率历经初始的全面提升到近些年大面积回落,最终向鄂西北等山地农业区聚集,而化学调控技术相对推广率偏高区则逐渐向鄂西南等水稻种植规模较大地区聚集;3)农技承包人员有效密度与湖北省水稻综合技术推广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种植业产值比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户经营规模以及分属丘陵平原农业区均对水稻综合技术推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优化农业技术特性、因地制宜开展农技推广工作、完善湖北省农技推广体系和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等建议。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为了解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状态及其成因,基于2006—2020年省域数据,利用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和地理探测器考察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持续增长且内部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区域间差异构成全域内部差异最主要来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随时间推移均具有缩小趋势;各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的离散程度均趋于下降但存在不同分化态势;城乡发展协调度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相关,因素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大于单个因素的影响力并存在时变特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因地因业制宜优化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构建城乡发展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