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效益评价与分析

土地综合整治效益分析评价是土地综合整治规划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土地综合整治预期收益的体现,对于评价土地整治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社会效益、景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3个方面对土地综合整治规划效益进行分析评价,该研究将对土地综合整治规划效益有借鉴意义,评价结果可为定陶县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整治后的耕地质量变化研究

为建立适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土地整治后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衡量土地整治工程对耕地质量的影响。结合定性与定量的方法选取评价指标因子,采用特尔菲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衡量已实施土地整治项目的耕地的质量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实施土地整治工程之后的耕地,基础设施建设较土地整治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耕地利用等别和自然等别都有所提升,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方便农户生活,为提高耕地产出率奠定了基础。说明构建土地整治后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耕地质量等别在土地整治前后的变化程度,有利于今后耕地质量评价工作的开展,为国土部门的常规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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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新农村建设与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的评价方法,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文明民主、村容整洁4个方面构建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贵州省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大规模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其综合效益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项目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文明民主和村容整洁方面的效益等级分别为优、良、优、良,综合效益等级为优.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评价方法可行,评价结果符合实际,对政府制定有效的新农村建设与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方法构建与应用

为探索新农村建设与土地整治综合效益的评价方法,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文明民主、村容整洁4个方面构建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贵州省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大规模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其综合效益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项目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文明民主和村容整洁方面的效益等级分别为优、良、优、良,综合效益等级为优。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评价方法可行,评价结果符合实际,对政府制定有效的新农村建设与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高县土地整治项目区域耕地 质量等级变化研究

以上高县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运用实地采样调研、室内分析化验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上高县上轮耕地质量等级更新的方法、参数体系、评价因素及权重,对上高县2011、2012年土地整治区域耕地质量等级进行评定,确定整治后耕地的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并分析整治前后耕地质量等级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整治后耕地质量等级总体提升;整治后耕地田间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灌溉排水条件变化比较明显,土壤养分状况变化不太明显,说明土壤养分跟土壤本底质量有很大关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变化;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持续发挥作用.     

基于多层AHP-FCE评价模型的土地整治重大工程效益评价研究

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实施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湖北省南水北调汉江沿线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为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个方面提取出准则层9项、方案层34项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效益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分别确定不同的指标权重,用多层模糊综合评价法(Multi-FCE)对3大效益分别进行评分,提出指标贡献度的概念,并应用该成果对效益评价进行分析,建立对土地整治重大工程效益的AHP-FCE量化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实施能够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AHP-FCE模型的评价体系能够较为全面的覆盖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各个效益点,客观反映重大工程项目效益实际情况,评价更具科学合理、系统与可靠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具有相互促进或相互牵制的特点。研究对土地整治重大工程效益评价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生产实际意义。     

南方水稻主产区土地整治区域耕地质量等级变化

以江西省上高县为例,运用实地采样调研、室内分析化验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地整治区域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等级变化进行研究,探讨南方水稻主产区的土地整治对耕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整治后耕地等级整体提升,少了四级地,整治后耕地主要为一、二级地;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自然条件改善不明显,对农田基本建设条件改善比较明显。耕地质量不同级别交换系数的估算,为产权调整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村土地整治环境效益综合评价——以商丘市为例

农村土地整治是新形势下缓解土地资源供求矛盾、加强耕地保护、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土地整治的实施将改变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环境功能替代和价值转换,必然有得有失,规划实施环境效益评价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综合性损益分析,权衡利弊得失。以土地利用的环境系统功能-结构-价值为基础,结合土地整治对土地利用结构功能的影响,以土地整治对环境功能价值的影响为评价对象,构建土地整治环境效益(环境质量影响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在此基础上对商丘市的土地整治实施环境效益进行定量评价。最终得出,土地整治方案的实施对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影响值为+11.76,表明土地整治对区域环境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整治方案有效可行。     

基于土地整治的耕地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当前土地整治工作的实施效果多是通过耕地质量等别来反映,然而目前现有的分等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无法体现土地整治工程对耕地生产能力的成效。选取重庆市6个区县17个土地整治项目为例,以耕地分等、耕地定级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探讨土地整治对耕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耕地质量级别空间分布规律明显。耕地质量级别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渝西粮食主产区,级别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南、渝东北多山区。②土地整治后耕地质量有提升。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后,项目区耕地质量均有所提升,提升幅度在原有质量基础上提升1级左右,反映出土地整治对耕地质量的提升效应,成果可用于未来耕地占补平衡工作。     

生态涵养型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以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项目为例

针对当前土地整治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存在区域局限性、部分不合理性以及生态效益不够突出等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生态涵养型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生态涵养型土地整治综合效益评价.结果表明:实证项目生态效益为合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为中等,综合效益为中等.尽管生态效益权重较大,但不能决定项目的综合效益评价结果,其原因是生态效益的权重没有超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之和,因此,在土地整治项目效益评价中,不仅要以综合效益评价其效果,而且要充分考虑单项生态效益,才能有效保护和改善土地整治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才能体现生态涵养型的整治目的,为建设生态宜居型的美好乡村创造良好基础.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耕地利用效益评价及障碍因子识别——以东中西三地案例比较为例

为定量化评估不同地区耕地利用效益水平并识别其障碍因子,选取分别处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上海市青浦区、长沙市长沙县和固原市彭阳县三地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经济、社会等3个方面构建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不同地区2001—2018年耕地利用效益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各地区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青浦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总体较高;长沙县生态效益较高,但经济效益低于青浦区;彭阳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效益方面,各地区总体呈上升趋势。2)经济水平较高和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青浦区耕地利用效益水平最高,而经济水平较低和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彭阳县最低,中部的长沙县则处于中间水平。3)东部青浦区的社会效益是制约其耕地利用效益提升的主要因子,其2016—2018年耕地利用效益的主要障碍指标为人均农业产值、人均粮食产量和土地生产力;长沙县和彭阳县主要影响因子为经济效益,长沙县2016—2018年主要障碍指标为农业机械化效率、劳动生产率等和人均粮食产量,彭阳县则为农业机械化效率、灌溉指数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因此,东中西地区应做到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克服自身主要障碍因子对耕地利用效益水平的影响,从而促进耕地资源合理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熵值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整治分区研究——以鹤壁市为例

科学合理地测算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尤其是现实潜力,是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依据。以鹤壁市为例,从各乡(镇)的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4方面的限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利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对鹤壁市各乡(镇)农村居民点进行了现实整治潜力测算与整治分区。结果表明,鹤壁市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综合修正系数为0438　7,增加耕地系数仅为2967%,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较差。鹤壁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城市郊区和浚县的粮食主产区,此区域地形基本以平原为主,土层深厚、质量较好,土地自然限制性较小。     

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效益评价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指导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年)工作,根据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的目标,分别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对新一轮土地整治实施项目进行效益评价。结果表明:新一轮广东省土地整治规划工作,不仅能有助于落实耕地保护政策,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且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土地整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土地整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土地整理就是通过开展以田、水、路、林、村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整治.在论述土地整理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土地整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土地整理的长效机制.     

基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演变历程与发展趋势的问题与建议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长期二元发展,城镇扩张占用农用地、乡村地区土地利用粗放、生态环境问题等日益显现,为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推行的土地综合整治,已成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2019年,从国家层面安排部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探索新形势下该项工作的实施路径,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本文在对土地整治发展历程、变革与发展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该项工作在规划引领、实施效益、资金投入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实施、监管提供帮助。     

基于土地整治的山地丘陵区耕地质量潜力测算

准确地识别土地整治改良因素和科学地测算耕地质量潜力对耕地质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我国现有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分析土地整治工程措施对山地丘陵区耕地质量的影响,提出了一套服务于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的耕地质量提升潜力测算方法;并通过准确识别土地整治改良因素,确定提升方案,测算了重庆市綦江区耕地质量提升潜力.结果显示:1)研究区现状国家利用等指数区间为648.02~1 659.33,整治后国家利用等指数区间为761.81~1 783.04,耕地质量平均可提高0.79个利用等;2)得到的现状耕地利用等指数与折算为基准作物的实际产量的相关性(R~2=0.895 0)大于农用地分等成果(R~2=0.797 4);3)高潜力分等单元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水源较为充足的丘陵地带,整治重点是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低潜力分等单元主要分布在陡坡中山地带和有石灰岩分布的喀斯特丘陵区,整治重点为防止水土流失与保护生态环境.本研究提供的潜力测算方法适应了差别化土地整治需求,保证了测算结果的真实性和潜力实现的可行性,可为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耕地质量潜力测算提供参考.不同的地质地貌类型,耕地质量提升的核心因子有所差异,土地整治的工程措施应有侧重点.     

基于AHP-FCE模型的土地整理项目后综合效益评价——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某土地整理项目为依托,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土地整理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确定各指标分等标准,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该项目进行土地整理项目后的综合效益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项目区开展土地整理后,过程评价达到了"良好"水平,经济效益评价达到了"优秀"水平,社会效益达到了"良好"水平,生态效益达到了"良好"水平,综合效益达到了"优秀"水平,达到了过程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符合土地整理的预期目标。     

土地整理效益模糊综合评价比较研究──以宁阳县两个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土地整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科学地评价土地整理效益对于提高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以山东省宁阳县伏山土地整理项目和鹤山土地整理项目为例,构建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大指标组成的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根据评价指标对土地整理效益的影响建立模糊分布函数。在此基础上,通过模糊综合评判得到两个土地整理项目效益的综合评价结果,均为"一般",其中伏山土地整理项目效益略高于鹤山。研究表明,所建指标体系科学合理,评价技术方法有效可行,对于定量化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有借鉴意义。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县级土地整治规划实施效益评价——以袁州区为例

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袁州区土地开发整理规划（2001-2010年）实施效益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袁州区上轮规划实施取得的经济效益良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