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地区史前生业模式探讨

黄河三角洲是史前海岱地区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新石器时代黄河三角洲先民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有农作物种植、采集、家畜饲养、渔猎等。自后李文化至北辛文化时期,采集、渔猎经济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和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在生业方式中的重要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采集、渔猎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生业模式是受史前黄河三角洲资源丰富但承载力有限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这种状况也使得史前时期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地矛盾非常突出,城和文字等因之产生,催生了海岱地区最早的文明。     

云南江川光坟头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

2011年对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光坟头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及植物遗存浮选工作。浮选结果显示光坟头遗址的农作物品种以小麦、稻及粟为主,黍和裸大麦作为补充。南北两方的农作物均在本遗址出现,且所占比例较为均衡,说明光坟头遗址的农业特点是稻旱混作农业,为遗址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积极的保障。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遗址的植物遗存浮选分析

在山东沭河上游史前聚落考古调查中进行的遗址灰坑植物遗存浮选中,包括炭化植物种子和木炭碎块,其中以粟、稻谷、黍等农作物为主,以块根植物、豆科、杏梅、猕猴桃等采集植物,狗尾草属、稗属、藜科、菊科、莎草科、苋科等杂草种子,以及壳斗科栎木的木炭碎块为辅,说明当时的农业是以粟、黍为组合的旱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的混合经济模式,兼有少量的采集植物活动。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遗址中发现的莎草通常生长在湿地环境中,这种环境也适宜稻类作物的生长。遗址附近分布有以栎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林,史前先民利用的燃料很可能是栎木等木材,粟、黍、稻谷等农作物的秸秆和一些杂草。     

汉唐时期北方旱地作物粟的产量

在古代，中国北方是以种植粟黍为特征的旱作农耕文化区，从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来看，粟和黍的种植遗存遍布黄河流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就已发现了粟的遗存，与其时代相当的河北武安磁山也发现了粟的遗存。仰韶时期，中原地区的先民的农作物以粟为主。西周以前，人们种植的谷物种类甚多，有“百谷”之称。春秋之后史籍中，开始有了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禾、黍、麦、稻、寂、麻六类。不过，先秦至秦汉乃至隋唐，在北方，禾一直是五谷的首要作物，禾，即粟，这是一种耐旱作物，适宜于北方黄土高原种…     

试论山东城子崖遗址岳石先民的生计策略

城子崖遗址自龙山时期即为鲁北区域中心城址,岳石时期承继了龙山时期粟、黍、稻、小麦、稗组合,并继续利用黍亚科、早熟禾亚科等资源,延续了农业与采集业并存发展的生业经济模式,以及对农作物实施精细化管理和加工流程。相较于龙山时期,岳石时期城子崖以粟、黍、稻为代表的农作结构和野生植物利用种类等调控程度不一,反映出先民在自然和社会大环境变迁中生计策略的能动性调整,这当是城子崖所在鲁北,乃至海岱地区社会文化持续发展之动力。     

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生业考古新证——山东青岛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的考古学观察

对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改造项目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鉴定分析显示,就植物性食物资源的获取模式来看,海岱龙山文化三官庙聚落先民的生业系统包括作为生产性经济的食物生产和作为攫取性经济的采集行为两大组成部分。基于食物生产的作物组合为粟、黍、小麦、大麦(青稞),在可能存在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粟作农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植物遗存暗示了先民对其他植物资源利用的可能。本次浮选为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先民农业经济、生业模式提供了新证。     

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晚商至汉代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对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东区2023年度发掘中采集的晚商至汉代浮选样品鉴定分析显示,晚商时期先民的粮食作物组合为粟、黍、大豆,作物构成状况指向了粟作在先民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与中原其他晚商时期植物考古记录具有一定相似性;东周至汉代的考古记录中,以粟、黍为代表的粟作农业仍是先民生业的组成。南东陶遗址的浮选结果为豫西北地区商代至汉代农业结构的探研提供了证据,随着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对这一区域不同时期先民农业经济与生业系统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农业起源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

农业是早期人类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适当的农作物和特定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导致了文明的出现。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粟黍的发源地,全新世大暖期适宜的气候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优越的环境条件促成了这一区粟黍农业的形成,并在在中原地区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文明。     

大水沟遗址2015年度试掘浮选结果及分析

大水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是冀西北地区龙山时代一处重要的聚落,2015年度试掘浮选发现可鉴定植物种子31618粒,其中农作物包括粟、黍和大豆,非农作物以狗尾草属、藜属和胡枝子属为大宗。浮选结果表明,大水沟遗址农业类型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大豆的出土说明农业结构多样化的特征。藜属、胡枝子属等非农作物数量较多,表明大水沟先民已经掌握了遗址周围一些植物资源的特性并对其加以开发和利用。大水沟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为探讨“三北地区”尤其是冀西北地区龙山时代的经济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     

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生产经营方式复原——苍头河流域考古调查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位于山西最北端的苍头河流域是著名的"杀虎口"所在地,背靠大同盆地,面向敕勒川草原,属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带地区,现今当地生产经营方式为农业与畜牧兼营。伴随2014年的苍头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采集浮选样品,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小麦、大麦、粟、黍、荞麦、大麻、豌豆和兵豆等农作物,以及夏熟作物麦田和秋熟作物农田中的杂草,同时还发现了种类繁多的牧草类植物遗存。分析结果显示,战国和汉魏时期,农业是苍头河流域地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小麦已经取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农作物品种。辽金时期,家畜饲养业所占比重等同于甚至超过了农耕生产,形成了农耕生产与家畜饲养并重的生产经营方式。     

山东济南唐冶遗址(2014)西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唐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郭店镇唐冶村,在2014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掘者系统采集了浮选土样。浮选结果显示:206份土样共出土68508粒炭化种子和果实,其中农作物包括粟、黍、小麦、大豆、大麻和水稻六种。非农作物中以马唐数量最多,而且普遍性极高,我们推测马唐可能被专门采集用来作为饲料。同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豆科和藜科植物遗存。另有枣、葡萄属、桑葚、郁李等可食用果类遗存。唐冶先民的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利用一些野生植物和果类作为生存资源的补充。     

河南洛阳王圪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王圪垱遗址是一处位于河南伊洛盆地中西部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该遗址主体为龙山中晚期到二里头早期。本次对王圪垱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龙山晚期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五种农作物,以及其他非农作物植物遗存,包括20余种杂草类植物遗存及少量果核类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黍和稻米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又以旱作农业为主。王圪垱遗址龙山晚期出土植物遗存研究也为二里头遗址的稻旱混作农业提供了可能的来源,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都邑性聚落的农业生产特点提供帮助。     

河南登封程窑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

登封程窑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程窑村东北地一带,为一处主体为龙山时期,包括东周和其他历史时期的遗址。本次对程窑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稻米、小麦和大麻六种农作物炭化籽粒,以及近20种其他非农作物遗存。根据浮选结果显示,无论龙山时期还是东周时期,粟黍类小米都是当时居民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大豆也是必要的补充,稻米发现极少,为典型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东周时期小麦地位的显著提高以及大麻的发现,成为其区别于龙山时期的时代特点。程窑遗址龙山时期的植物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颍河中上游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特点提供了新的素材。     

《诗经》中商周时期农作物的考古学研究

商周时期是我国农业发展较快的时期,《诗经》中的大量诗歌涉及到了这一时期普遍种植的粟(小米)、麦(大麦)、来(小麦)、黍(谷)、稷(谷)、稻(大米)、粱、菽(豆)等粮食作物和瓜、葫、桃、枣等瓜果菜蔬以及桑、麻、葛等经济作物,并有考古发掘实物予以证实.先民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条件.     

吐鲁番晋唐时期的农业活动研究——以吐峪沟石窟作物遗存为例

本文根据新疆吐鲁番晋唐时期的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小麦、粟、黍等6种粮食作物遗存,结合当地出土文献,探讨了先民对谷物的利用情况。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当地先民以小麦、粟、黍等3种谷物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青稞也得到了较多的栽培,除食用外可能被用作牲畜饲料。除此之外,吐峪沟石窟中发现了黑大豆,可以进一步补充豆科作物在此地利用的空白;发现的薏苡遗存则可能被用作念珠使用。多种粮食作物并存反映了当时的农业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为当地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早期秦人的农业实践探索——以甘谷毛家坪遗址植物遗存研究为例北大核心

毛家坪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遗址。本文通过对2012-2013年采集的47份样品进行浮选,从中获得了94478粒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小麦、大麦、黍、大豆五种农作物遗存,以前四种为主;另外,还有部分禾本科、豆科、藜科、鸢尾科等非农作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西周至战国时期,毛家坪先民主要从事的是“粟麦并重”的多品种旱作及用农业,大豆在春秋时期才成为先民利用的重要农作物。同时,毛家坪先民还会利用豆科苜蓿属、草木樨、胡枝子、鸢尾科马蔺等饲草资源来喂养家畜。在环境及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毛家坪遗址的秦人率先接纳了麦类作物并广泛种植,与函谷关以东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直到东周时期,麦类作物才逐渐在黄河流域得到普遍种植。     

汉晋时期湘西地区农业初探——以官田遗址为例

2015年官田遗址发掘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了解湘西地区汉晋时期农业经济和生业模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遗址出土农作物有粟、黍、稻、大豆、绿豆、大麦和小麦,非农作物以禾本科为主。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粟是遗址中最主要的农作物,水稻同时占有重要地位,聚落农业呈现出以粟为主、稻次之、并同时种植多种作物的特点。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貌类型和偏干冷的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遗址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北方人口南迁,可能是旱地作物得以发展的主要人文因素。     

中国若干考古遗址的古食谱分析

古代人类食谱研究是生物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国际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前沿。重建古代先民食谱,不仅可望揭示他们的生活方式、探索古环境和人类迁徒活动,而且可为古代动植物的变迁、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以及动物的驯养等重要研究等方面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     

陕北地区龙山晚期的生业方式——以木柱柱梁、神圪垯梁遗址的植物、动物遗存为例

木柱柱梁与神圪垯梁遗址均位于陕北神木县大保当镇野鸡河村,分别处于野鸡河两岸。两个遗址出土遗存相同,年代为龙山晚期(大口文化)。两个遗址的植物遗存经过浮选,多为粟、黍。动物遗存以羊为最多,还有家猪等家畜。本文据此认为距今4000年前陕北的生业方式是以农业种植为主,兼有家畜饲养。     

甲骨卜辞所见中原稻作

从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及商代中原地区具有适宜水稻种植的生态环境来看,商代中原地区某些地方水稻种植有一定规模。甲骨文中以前从水而释为"黍"的字应释为"稻"的本字更为合理。商人对稻作较为重视,商王亲自参与稻作管理,为稻卜问雨情,祈稻年,以稻为祭品祭祀神祗。商人已掌握了一定的水稻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栽培技术。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是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力提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