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与村干部土地流转纠纷的博弈分析

村干部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寻租的空间和可能性非常大,农户在不同条件下面临村干部的掠权行为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基于博弈论方法讨论了农户与村干部在农地流转纠纷中的博弈行为特性。结果显示,如果农户对村干部的寻祖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结果必然导致农户土地权益受损,如果农户反抗,则存在三种可能的博弈结果：和解并取得和解金、上诉并取得赔偿金和继续容忍,博弈最终结果取决于农户采取行动的坚决性和谈判能力的高低。最后,从农户自身发展、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和健全农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一些预防和解决农地流转纠纷的建议和措施。     

农地流转市场中介平台与定价机制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视角

本文以双边市场理论为出发点,对农地流转双边市场中介平台定价机制进行了分析,透过中介平台达到双边市场农地供求信息的共享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本文建立在农户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从供求关系入手分析了农地流转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条件。同时着重从中介平台的视角通过平台的构建（包括政府主导的垄断性平台和非政府主导下的竞争性平台）,对不同平台下的定价结构和定价策略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要以政府主导下的中介平台服务当地农地流转市场为主导,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对于未来政府构建和规划农地流转市场以方便农户农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为例

本文运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的资料,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营地户减地行为总体强于增地行为,与此对应,营地户呈现强化包出行为而弱化包入行为的趋势,但现阶段包出力度仍低于包入力度;家庭拥有耕地的规模与零碎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比率、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等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导因素;农户在农地流转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经济理性,尤其表现在高收入户、高文化户、受培训户和有声望户。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为例

本文运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的资料,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营地户减地行为总体强于增地行为,与此对应,营地户呈现强化包出行为而弱化包入行为的趋势,但现阶段包出力度仍低于包入力度;家庭拥有耕地的规模与零碎度、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比率、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等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导因素;农户在农地流转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经济理性,尤其表现在高收入户、高文化户、受培训户和有声望户.     

政府主导下的农地集体流转收入增长效应研究——以成都农地集体流转为例

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积极意义。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背景下进行的农地集体流转能否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农地集体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成都已有的农地集体流转模式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内部分化的客观现实,对政府主导下的农地集体流转的收入增长效应的实现条件进行了规范研究。     

政府主导下的农地集体流转收入增长效应研究——以成都农地集体流转为例

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积极意义.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背景下进行的农地集体流转能否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农地集体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成都已有的农地集体流转模式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内部分化的客观现实,对政府主导下的农地集体流转的收入增长效应的实现条件进行了规范研究.     

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困境与村级组织的服务优势

当前的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乡土特征。农地自发流转无法降低信息、谈判、履约等交易成本。村级组织是农地集体所有的代理者、农地流转的信息拥有者、农民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和农地流转的有效监督者,具有服务农地流转的低成本优势。因此,克服农地流转的困境需发挥村级组织的服务优势。     

甘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调查与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现阶段农村工作的热点,也是制约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大瓶颈。本文利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调研,并剖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消除农民思想顾虑;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规范管理;弱化土地保障功能,实现土地连片集中;发展土地流转市场,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成立股份合作组织,动员农户土地入股的对策建议。     

非农就业影响农地低流转和农业高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户经营目标与生产要素特征理论

我国非农部门的收益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农户小规模经营难以致富。国家出台引导劳动力流动和土地流转政策后,大量劳动力流转到非农部门,土地并未发生大量流转,农业生产率也持续增长。原因是农户按综合收入最大化经营目标配置不同质的劳动力,导致农业中节约劳动和与小规模土地相适应的技术与制度变迁,促进了农业要素的替代性和可分性特征形成。只要能够实现与土地小规模经营相宜的技术变革,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是必然低于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必须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技能,使之进入稳定和高收入的就业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够使农业规模经营取得更高的生产率。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初探

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的产权本质、构成及其实现形式。经分析认为,农地价格是农地的产权价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在实践中以现金、实物、股权等方式体现。     

深化改革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思考

文章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其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探讨深化改革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必须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创新。     

完善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机制

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动退出被忽视是当前土地利用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完善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需要保证农民的自由选择权,重点建立农户农村土地经营权退出的程序、冷静期、引力机制、联动支持政策体系及充分补偿等机制。     

农地征用：GDP思维下的异化

近年来,对农地征用的研究已有很多,有的学者主张界定、明晰地权,有的学者主张建立监督约束机制,目的都是为了使农地征用规范化、程序化、利益分配公平化。本文在对农村地权的界定和农地征用中各方利益博弈的分析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政府行为,认为农地征用与当前GDP至上的区域经济竞争,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干部提拔政治升迁有很大关系,并从执法、法律教育、政府考核以及财政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农业地租市场化视角的文献综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是在国家政策微调与农户利益最大化之间进行的。基于农业地租市场化视角,可能有助于揭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在景象与规律性变化。国内研究文献综述发现,整个农村土地改革的主线始终与其农业地租的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它们是在制度层面的试错改革,在制度缺失中,试图找到政策稳定与市场化搞活之间的动态平衡。国外研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决定国家政体稳定性与生产力发展的质量问题。故将研究聚焦在产权激励、制度变迁、政策寻租和利益主体博弈方面。尽管如此,农业地租市场化的机理形成与不同样本的定量测度研究仍未破题。     

新时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问题、对策及发展态势

近年来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问题凸显：一是农村土地细碎化程度日益严重,集体经济组织“统”的职能弱化,经营制度的固有缺陷亟待修补;二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经营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从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等方面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这些举措,有力保障了农民收入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农地规模经营的改善,从而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IN SMALL-SCALE RURAL FISH POND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empirical study of investment patterns in small-scale rural aquacul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pond location based on a systematic fish pond survey in Lao PDR. Nominal investment categories of fish ponds were created based on stocking rate, feed and water and then spatially cross-referenced with a rang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distance to roads, land use, and distance to water resources. Contrary to current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results show the dynamic nature of fish ponds as a source of water, native fish and exotic fish. It is concluded that policy makers and extension officers can make use of simple diagnostic models of fish pond use and investment to develop more contingent support to farmers tha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a wider portfolio of living aquatic resources in rural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