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农户样本构成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严格评估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对种植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计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异质性效应,即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西部地区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欠发达地区灾害风险对农户收入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兼论普惠保险扶贫长效机制的构建

在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当下,如何防止因灾、因病返贫更值得关注,收入和家庭生计可持续是脱贫机制长效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外来风险—收入脆弱性—贫困长效治理”的分析框架,基于云南省镇雄县四个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分析外来风险对收入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来风险会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脆弱性,冲击家庭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这种影响和冲击呈现出明显的收入禀赋效应、阈值效应和异质性;农户面对风险的盲目自信、过度依赖成为低收入家庭收入高脆弱性另一重要原因;家庭收入约束和缺乏主观能动性共同导致农户普遍不借助市场工具来化解冲击。因此,探索培育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普惠保险扶贫长效机制对由于外来风险导致的贫困长效治理有重要意义。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我国农户贫困持续性及决定因素分析——基于相对和绝对贫困线的再审视

我国的扶贫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农户贫困率降低十分显著,但随着扶贫的深入,消除剩余贫困的难度也不断增大。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1 362户农户持续10年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统计指标和计量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贫困的持续性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虽然我国农户贫困主要是暂时性的,但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持续性贫困人口比例将显著增加,且区域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在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户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其脱离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减少社会排斥将促进弱势农户提高社会资源积累,有助于农户脱离长期贫困。分散收入风险,也有利于农户摆脱长期贫困。除了人力资本、社会排斥性、收入风险等对农户贫困持续性产生影响外,地区资源禀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差异会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当农户长期处于贫困,这表明其脱离贫困的难度更大,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程度更深,应当是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     

水库旅游扶贫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八尔湖库区的实证分析

以八尔湖库区的旅游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把握库区贫困现状、旅游扶贫模式、贫困农户参与方式和其中的利益分配机制等基础上,对水库旅游扶贫对农户的增收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扶贫模式对于贫困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乡村旅游型、旅游商品型、景区带动型。各种旅游模式对于农户的增收效应不同,其中,乡村旅游模式对工资性收入的带动效应最为明显,旅游商品模式对经营性收入具有带动效应,其他2种模式在经营性收入上无明显差异,乡村旅游带动型和旅游商品带动型对财产性收入增长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带动效果,3种模式的转移性收入无明显差异。     

中国农村扶贫历程与2020年后反贫困趋势及对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2020年后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基本消除,将由绝对收入贫困转向农民工贫困、城市贫困、多维贫困和特殊群体贫困等相对贫困问题.回顾和梳理中国贫困特点、扶贫历程和政策演变,分析中国新时期扶贫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有助于为2020年后新时期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农民合作社对棉花种植户减贫增收的影响

本文选取新疆棉花种植户数据,综合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考察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主要有如下发现:(1)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有增收作用,平均意义而言,加入合作社相对于未加入合作社使得农户收入增长约23%。(2)合作社不同参与方式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未参与合作社,消极参与、松散参与和紧密参与对农户的增收作用不断提升,即参与程度越深增收效应越明显。(3)合作社的增收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提高,即加入合作社实质上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作用最明显。(4)合作社通过提升农户的生产效率、交易效率、议价能力和自信水平,进而对农户增收产生积极作用。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分析

为评价贫困地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效果,本研究基于2014年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独山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林业纯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消除混杂因素及样本选择偏差和管理选择问题等的影响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收入的效应为0.45%左右,但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户人均林业纯收入的效应为2.76倍左右,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相比,传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高估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林业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5倍左右。建议进一步深化贫困地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励农户充分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林业收入可持续增长。     

我国农户收入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收入决定方程和夏普里值分解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成果并未惠及全民。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仅加剧了农村贫困问题,削弱农户收入增长,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严重的影响。首先运用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对江苏省、河南省和四川省抽样调查的566户农户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分析了各显著因素对农户收入差异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外出务工时间是影响农户收入增长及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次之。基于上述结果认为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将有利于在持续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异。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农民合作社能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吗?——来自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举措。当前对于合作社是否能够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学术界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为增强社会层面对合作社的认同感，本文立足于挖掘和揭示合作社的益贫价值，基于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云南、贵州、陕西及甘肃4省1 553户关于贫困与食物安全综合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合作社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使用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合作社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相较于贫困农户、低人力资本禀赋农户、低收入阶层农户，参加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人力资本禀赋农户、中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的能力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在引导鼓励农户加入或创办合作社保证合作社增量的同时，应重点优化存量，强化小农在业务、资金与管理参与方面同合作社的关联度，减少公共减贫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     

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增收实现机制研究——来自山东东营市的实证分析

发展农村电商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但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收入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辨析,对于规范农村电商发展和形成精准的扶持政策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山东省东营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探讨发展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电商的发展提高了农户参与电商的积极性,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一方面,传统农业地区农户而言,发展电商基础设施、成立家庭农场和农产品品牌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工业经济发达地区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品牌建设对于参与电商的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有益,政府资助对于参与电商农户的增收效果较显著。鉴于此,为增加农户收入,应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树立农产品品牌意识,同时政府应增加财政专项电商扶持经费投入。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户参与电商经营对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农户倾向于采用电商模式进行销售,促进了农户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本文基于CRR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农户参与电商对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参与电商帮助其家庭收入实现42.4%～46.8%的增加;不同地区的农户参与电商经营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针对培育和壮大农村电商市场主体,为政府政策制定与农户参与电商实践方面提供可行的建议。     

提升或损伤？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

为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采用陕南安康项目区657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选择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生计能力的方法,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以考察和理解农户生计能力的变化。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物质资本和生计资本总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不同搬迁类型对农户五大资本的影响表现各异。结合计量估计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对甘肃农村贫困人口生态扶贫的思考

甘肃是全国农村最为贫困的省份之一 ,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是甘肃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分析了甘肃农村贫困人口的现状、分布特征、致贫原因后 ,基于对生态环境恶劣是直接导致贫困的原因 ,而区域贫困和单一的收入结构又不利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认识 ,提出了生态扶贫的设想 ,主张通过发展生态农业 ,以兼顾经济与生态效益 ,选择适当的生态农业模式 ,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 ,以拓宽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 ,从而最终解决甘肃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与大别山产业扶贫——以湖北省蕲春县中药材产业为例

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对扶贫产业选择的影响机理,继而以湖北省蕲春县为例,分析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药材产业的扶贫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禀赋能增加地区扶贫产业的比较优势,但也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和"贫困陷阱",扶贫产业的选择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中药材产业具有较好的市场需求,而蕲春县中药材产业也具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在产业扶贫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企业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够,以及销售途径单一化等问题。最后提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及品牌化发展的建议。     

西部地区农民致贫原因分析——以渝西地区贫困村为例

精准扶贫需要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所以,分析贫困地区以及贫困农户的致贫原因就成为精准扶贫政策是否精准贯彻并见成效的前提和基础。调研中发现,样本村落的贫困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基础建设、人力资源、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共同作用而导致;个体农户的贫困案例中,因病因残致贫、缺乏教育致贫是主要原因。当地脱贫攻坚工作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对照需求精准落实帮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