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t-Tobit的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索农民农地流转行为和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推进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政策依据。【方法】基于河南省8县（市）问卷调研数据,选取户主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区域经济特征3个方面11个具体变量,构建Logit模型分析变量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影响,再利用Tobit模型对转出和转入实际规模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的因素不尽相同,影响流转行为和流转规模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但显著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对农地转出呈正向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本村土地租金及村集体是否组织流转等,其中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对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对农地转入呈负向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非农收入比重、本村土地租金,呈正向显著影响的有流转期限、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是否拥有大中型农业机械、地区类型等,其中非农收入比重、流转期限、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等变量对转入行为和转入规模均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建议】从农地流转主要影响因素着力,推动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组织中介、合同管理作用,适时合理调整租金水平,从而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东海县农地流转现状调查及农户意愿影响分析

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217份农地流转实地调研问卷资料为依据,运用描述性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农户农地流转现状、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地承包户户主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耕地利用的细碎化现象较严重,农地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模式仍是主流。多数农户对土地流转政策不了解,土地流转方式主要为农户之间的自主流转,通过中介机构或流转市场的几乎没有,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需要加快。很多农户表现出不愿意流转农地的态度,主要原因为农业收入仍是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农户意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租金满意度、当地的第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再就业政策等都对意愿产生影响。     

农地流转经营规模与农业技术效率关系研究

在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利用2015年1月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基于农地流转的视角,重新审视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规模可通过土地市场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规模效应正向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实证结果则验证了理论假说。因此,应继续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削弱土地细碎化对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同时,应鼓励农户异地从事非农就业,从而加速农户农地流转的参与,进而提高技术效率。     

农地整治的农户增收效应实证分析——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

本文构建了农地整治的农户增收效应分析框架,并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自有耕地的数量以及田块规整度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土地整治后农户收入;常住农村劳动力比重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收入;族别、租用地占自有地比重、交通便捷度程度与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变化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农地整治对农户具有普遍的增收效应,其关键在于农地整治过程中土地、劳动力、地块规整度等要素的变化。政策启示:加大农民技能培训;完善土地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等。     

土地细碎化对中国东南部水稻小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

【目的】水稻生产是中国广大稻区农民收入和减轻贫困的重要途径，而土地细碎化可能是目前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减轻农村贫困的主要瓶颈之一。【方法】采用详实的农户调查以及作物水平和地块层次的数据，用两阶段法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对中国东南部一个水稻主要产区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研究区早稻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85，晚稻为0.83，而单季稻为0.79。稻田平均地块大小对早、中、晚3种水稻的技术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影响。此外，家庭规模和农地规模对3种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也有显著影响。人口较多的家庭或规模较大的农场技术效率较小家庭或小农场要高。【结论】在现有技术状态下，水稻小农户的技术效率仍可得到可观的提高。研究揭示，减轻土地细碎度的项目如果能够与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措施结合起来，将是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行之有效的途径。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456个农户的调查

实施土地顺利流转为解决我国耕地细碎化的问题创造了一条新的渠道,对于推动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规模主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河北省保定市蠡县10个村500户农户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户主学历、家庭年总收入、耕地是否细碎及对土地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流转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种意愿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初始禀赋差异、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选择——全国8省30村的微观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农户家庭土地禀赋、人力资源禀赋、财产禀赋的差异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地流转选择的影响,从而分析农地流转的根本动因。【方法】基于2010年全国8省、1 585个农户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分位数选择模型和贝叶斯估计方法,测算不同初始禀赋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转出和转入农地的选择影响。【结果】各种资源禀赋和政策变量对农户农地流转的选择并不具有稳定的单调关系,而是呈现明显的分位数效应。【结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存在替代关系,对于初始禀赋处于劣势的农户,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更加显著;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对农户转入农地的激励作用有限;农业补贴政策应与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小额信贷对农地流转具有明显作用。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的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西藏农牧区24县为例

【目的】分析西藏农牧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为科学推进当地农地流转,保障其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利用西藏自治区15个农业县和9个半农半牧县的377份问卷和实地调研资料,从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三方面选择18个因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55、0.260和-0.388。个人力因子中,受教育程度的因子载荷最高,为0.79;家庭兼业程度次之,为0.73。地域力因子中,非农技术培训满意度的因子载荷最高,为0.83;承包地面积次之,为0.81。文化力因子中,土地情结的因子载荷最高,为0.82;生活方式改变接受度次之,为0.81。【结论】个人力和地域力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兼业程度和非农就业能力可提高其对农地流转的倾向性和认可度。文化力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深厚的土地情结和较低的生活方式改变接受度会降低其对农地流转的倾向性和认可度。【建议】政府要加大力度宣传土地流转的效益;鼓励中青年农户回乡创业;对农牧区农户的思想进行正确引导;推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业合作社建设;转变农牧民受教育观念,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     

水环境友好视角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因素：以沙颍河流域为例

【目的】探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农村地区推进水环境友好型的土地利用模式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沙颍河流域为研究区,利用访谈农户调研获得210份调查问卷,分析农户土地利用的投入行为和种植行为特征,并从农户家庭因素、农业经济因素、环境意识和政策认知因素中选取变量,分别构建农户土地利用的投入行为和种植行为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结果】农户土地利用的投入行为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减少、投入农业生产时间缩短、生产资金投入增加。农户学历、农作物总产量、农业收入、土地流转状况与其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负相关;农业劳动时间和耕地质量与其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正相关,耕地面积、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及其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与其对土地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均正相关。农户土地种植行为特征表现为种植规模有限、种植作物种类以粮食作物为主、土地利用强度大。户主年龄、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收入、粮食作物产量和价格对农户选择种植粮食作物有正影响;户主学历、农业劳动力数量、油料作物产量、农业是否污染水环境对农户选择种植油料作物有负影响;蔬果作物产量和价格对农户选择种植蔬果作物有正影响。【结论】在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有限、农业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的现实条件下,农业经济因素对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家庭因素,环境意识因素影响较小,政策认知因素没有显著影响。     

水环境友好视角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沙颍河流域为例

【目的】探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农村地区推进水环境友好型的土地利用模式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沙颍河流域为研究区,利用访谈农户调研获得210份调查问卷,分析农户土地利用的投入行为和种植行为特征,并从农户家庭因素、农业经济因素、环境意识和政策认知因素中选取变量,分别构建农户土地利用的投入行为和种植行为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结果】农户土地利用的投入行为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劳动力人数减少、投入农业生产时间缩短、生产资金投入增加。农户学历、农作物总产量、农业收入、土地流转状况与其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农业劳动时间和耕地质量与其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呈正相关关系,耕地面积、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及其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与其对土地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均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土地种植行为特征表现为种植规模有限、种植作物种类以粮食作物为主、土地利用强度大。户主年龄、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收入、粮食作物产量和价格对农户选择种植粮食作物有正影响;户主学历、农业劳动力数量、油料作物产量、农业是否污染水环境对农户选择种植油料作物有负影响;蔬果作物产量和价格对农户选择种植蔬果作物有正影响。【结论】在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有限、农业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的现实条件下,农业经济因素对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家庭因素,环境意识因素影响较小,政策认知因素无显著影响。     

台湾地区农村土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探索及启示

【目的/意义】通过研究我国台湾地区农村再生行动相关的土地管理相关制度,为我国其他地区促进乡村振兴提供警示和借鉴。【方法/过程】从土地管理制度的视角,探讨我国台湾地区在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使人才回流农村、控制农地非农化利用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结合我国大陆的土地管理制度,提出政策建议。【结果/结论】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集体经济制度优越性,推动农地规模经营;放松对农业设施用地的限制,促进农业的现代化;重新界定农业休闲用地性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创新土地管理,促进各类人才回流;严格限制非农户取得耕地,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土地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

研究土地流转的进程对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平稳有序地推进有重要意义。以我国新疆巩留县农村240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土地政策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的了解程度、农户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收入来源与其进行农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户年龄、家庭年人均农业纯收入与其进行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做好多种农业政策宣传推广服务、加大农户技术技能培训工作尤为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农户土地承包权有序退出可以有效解决土地细碎化、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干预情况下"、"取消农业补贴情况下"和"获得可观收入情况下"有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2%、33%和36%。户主年龄、户主非农就业经历、流入农地数、流出农地数、土地确权能否促进土地流转、土地确权能否促进就业增收分别对不同条件下农户土地承包权意愿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一是在现有基础上完善政策设计,实现有条件的农户有序退地;二是加快推进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活农地财产权;三是持续加大农村发展支持力度,使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CFD和CHFS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CFD和CHFS微观农户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耕地撂荒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非粮食主产区显著高于粮食主产区,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户主老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耕地细碎化对全国农户耕地撂荒影响正向显著,农业劳动力规模、土地转出规模和撂荒机会成本对全国农户耕地撂荒影响负向显著;驱动各地区农户耕地撂荒的因素存在差别。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弱势地位和农民的老龄化问题,区域差异的原因是区域发展失衡、人口迁徙和"三农"问题的深层次体现。因此要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解决耕地撂荒。     

水稻直播技术推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湖南、湖北6县(市)为例

利用河南等省的实证数据,分析了农户水稻直播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化状况、农地经营规模、农地细碎化程度、直播技术发散环境、农技与农机服务的可得性等因素对农户直播技术的采用产生显著的影响。对直播技术发散相关影响因素的揭示,对于促进轻简型农业技术进步,优化农村人力资源结构,推动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技和农机服务水平,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地流转的诱因及其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忻州市农村调查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诱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主要起因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户户主年龄较大或家庭成员有疾病;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基于此,对于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开展及农地流转助推农户福利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贫困山区农户土地流转及撂荒行为探究——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份农户问卷调查

耕地细碎化和撂荒现象是当前农村土地面临的重大难题,贫困山区农地流转不畅及撂荒现象的改善对农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 份农户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土地基础条件和家庭生计禀赋对当前农地流转行为、未来流转意愿及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农户生计趋向非农化的现状下,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仅占18.2%,未来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占58.5%,当前有38.9%的农户存在农地撂荒现象。（2）贫困山区农地的当前转出行为和当前转入行为分别受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固定劳动力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人均健康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未来流转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3）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承包地面积的增多是造成贫困山区农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并加强对村集体的帮扶力度,以期改善农地细碎化及撂荒现象。     

贵州省土地细碎化类型的分区与特征

【目的】为贵州省土地细碎化整治的工程设计与施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聚类分析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土地细碎化进行分区,并分析各分区的细碎化特征。【结果】黔中丘原盆地区土地细碎化程度最低,受石漠化影响较大,农业基础设施较完善,农业集约程度高;黔西高原山地区以坡耕地为主,垦殖指数达31%,石漠化比例达29.1%,极易造成水土流失;黔南山原中山低山区以山地为主,田高水低,垦殖率较低,农业基础条件差,农业生产力水平低;黔东南中山低山丘陵区地表起伏度较大,达1.30,以塝山梯田为主,农业人口比重达83.27%,户均耕地面积仅0.37 hm~2,社会经济条件差;黔北山原中山丘陵区耕地分散,梯田坡地占该区耕地面积的70%,中低产田占全区水田面积的85%,农业耕作条件较差;分区边界与二级行政区划边界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合。【结论】贵州省的土地细碎化受地表起伏度影响较大,在土地整治时应做好耕作层剥离保护和再造土体结构。     

农地产权强度对农户农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政策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分别对农地产权强度和农业投资进行了大量分析,但关注农地产权强度对农户农业投资的研究还较少。通过问卷调查,度量农地产权强度,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农业产权强度对农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对土地的处置权、土地收益的排他能力对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户对于处置权的认知程度对农业投资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并且土地使用权流动对农户农业投资也有一定负向影响。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加大对土地法的宣传,增强农户的农地产权意识、产权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