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

以“以人为本”为研究视点, 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对其便民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及其观念进行了理性分析, 认为我国民事证明制度和诉讼模式在选择上与我国司法实际不相适应。并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构建人性化的诉讼程序及建立案件分流制度全新视角探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完善的思路。     

构建我国人事诉讼程序制度的法律探究

人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构成部分,审理对象系特定的身份关系,与一般的财产案件相比具有鲜明的身份性特点。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有关于人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规定,目前,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人事诉讼程序作出规定,也未对其进行单独立法,有关人事诉讼案件的规定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散落在其他法里面,规定得很零散,而且涉及的内容很少不系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认识的超前发展,涉及身份关系的纠纷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司法体制处于滞后的状态,已经无法满足纷繁复杂案件的需要。然而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立法人士和学术界对人事诉讼程序的研究和讨论表明,在未来构建一个独立的人事诉讼程序是必然的。构建一个专门的人事诉讼程序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能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基础上使法院更高效更专业地解决案件,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司法体制。本文在借鉴外国关于人事诉讼程序制度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制度进行了研究,简单地提出来一些关于构建我国人事诉讼程序的浅见。     

我国恶意诉讼法律规制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恶意诉讼的兴起给我国司法秩序与诚信建设带来严重损害。恶意诉讼是指诉讼当事人故意构筑虚假事实或虚构证据,利用程序来支持自己不当诉求的行为。民事诉讼中存在着立案受理制度不完善、证据审查与撤诉处理不规范、恶意诉讼的行为及后果规定不健全、第三人滥用撤销之诉等问题。总结完善我国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的路径包括加强立案中的诉由、证据和法律关系的审查,完善撤诉审查制度,设立诉讼保证制度,建立恶意诉讼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范围;确立诉讼告知制度等。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析

本文在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诉讼主体资格、赔偿范围进行探讨后,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人、被告人并非仅限于被害人、实施侵害行为的人,而从广义去理解,更符合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实质和精神;人检察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地位界定为法律监督者身份: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物体损害赔偿,而且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有关程序研究

我国现行公司法未确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己经开始受理此类案件。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涉及一系列公司法理论问题，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遇到了一些程序障碍。本文通过考察国外股东代表诉讼法律规定，对这一制度有关程序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建议。     

论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是新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最具特色的诉讼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强制调解"和"久调不决"的问题,使司法实践严重背离了立法目的。应在整个民事诉讼模式下全面考量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并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为核心对其进行改革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     

保全制度的现实问题与对策探究

保全的价值功能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保全制度还有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主要从保全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成因、及完善构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保全制度需要通过立法不断完善保全程序,规范操作规则,真正发挥保全制度的程序价值。     

论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来源于民事实体法中的私法自治原则,由法律明文规定,允许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行使,以保护其民事实体权力和诉讼权利为目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由于历史的局限,体现出较强的职权干预色彩,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简要总结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局限及其成因,并对此提出了一些完善和充实处分原则方面的意见。     

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各有哪些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原告人和被告人各享有以下诉讼权利:一、原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1.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有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的权利,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有申请审判人员、书记员、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回避的权利。2.有向法院申请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权利;在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以及追索劳动报酬或其他需要先行给付的案件诉讼中,有请求法院裁定先行给付的权利;有撤销或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有请求调解或与被告人达成协议,自行和解结案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不足与完善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既是法院的工作程序，又是当事人诉讼程序,既独立于庭审程序,又与其共同构成完整的审判程序。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对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维持运转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但由于观念、设计等原因，我国现行的民诉法却只用了7个条文的简约篇幅规定了“审判前的准备”活动，且条文粗化、不系统、可操作性差，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审前准备程序。因此，在法院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压力面前，如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相对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从秸秆焚烧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

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立法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定的缺失,从创设环境权、放宽原告的起诉资格、扩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等方面探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取证制度之探讨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语义含糊，极富弹性，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并造成诸多弊端。文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修改现行立法中有关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的构想。     

民事法律行为本质论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旨在发生私法上效果的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的行为。本文对我国民法理论中长期坚持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提出质疑,推出设权表意性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并认为在民法典总则中有设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必要性。     

规制民事诉权滥用的程序法视角

诉权滥用是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的权利滥用行为。尽管理论和司法上对待诉权滥用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规制诉权滥用行为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民事诉讼法应当在规制诉权滥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为此在原则到制度的若干层面进行必要的改革。     

民事行为无效规则在票据法中的适用

票据行为属于民法上的民事法律行为范畴,但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其除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则外,还适用票据法的特定规则。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要式性等特征,决定了在处理票据纠纷尤其是确定票据行为的效力时,不能简单套用《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行为无效的规定,而应结合票据行为的特征来认定。     

论协商性司法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现代意义上的协商性司法产生于西方刑事诉讼领域，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展。协商性司法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已初见端倪，但理论界对该制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民事诉讼领域中更是少有论及。协商性司法具有对话性、程序性和合意性等特征，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存在适用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将协商性司法引入民事诉讼领域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协商性司法在具体适用中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操作规则，确保其在制度规范内得以适用，这样才能呈现其在民事诉讼中的积极效应，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现行农村基层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

寻求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构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大化节约社会资源,已成为当今整个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其在基层农村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实践过程中,在工作方式、工作人员是否回避等问题中还存在问题,有待研究.     

论条约在国内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

不断增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际民商事纠纷日益增多,从而凸显了条约在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条约适用于国内民商事审判的理论基础是一元论和二元论。各国民商事审判适用条约的方式以及条约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取决于条约在各国民商事审判中的立法与实践。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相关先进做法,完善条约在民商事审判中适用的立法与司法制度。     

试论旅游合同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传统民法，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囿于侵权责任，而不能作为一种违约责任的救济措施。本文通过对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扩张解释，认为在旅游合同这类特殊性质的合同违约中，可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加强对受害方旅游者的保护。从而突破传统的债权责任体系，完善违约责任形式     

诉讼在乡土社会所处的困境及其功能弱化——安徽乡村民事纠纷的调查报告

在社会大转型中。中国农村民事纠纷与城市纠纷相比，具有主体的熟知性、类型的多样性、利益冲突的易激性等特点，这些特定的因素决定了乡土社会纠纷与现代诉讼制度之间冲突的必然性。对乡土社会的调查和深入的实证研究表明：诉讼在解决农村民事纠纷实际运作中确实也发生了某种偏离：一方面各种纠纷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愈演愈烈，而现代化法律话语的诉讼却无法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已被抵御、蜕变和整合。而ADR的灵活性、简易性、非对抗性、多样性等特性恰恰使其在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代表国家权力的诉讼应当仅仅是解决乡土社会民事纠纷以达到社会和谐的其中一个途径．在ADR视野下构建中国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极具合理性和可行性。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农村民事纠纷上仍有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