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能如何影响农民电商参与行为？——基于信息获取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究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立足“手段-自由-成就”的可行信息能力理论,构建“数字技能-信息获取-电商参与”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元Probit、Tobit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信息获取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及程度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信息获取在数字技能对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程度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11.76%和11.73%;3）数字技能对收入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电商参与决策和参与程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应从有效提升农民数字技能水平,稳步实现信息获取自由,加强关注农民内部分化3方面提升农民电商参与率和程度。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

合作参与是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水平,探讨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为17.6%,参与度较低;63.6%的农户存在任意3个及以上相对贫困指标被剥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会降低22.9%,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合作参与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同时,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强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性功效,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劳动力转移对农户脱贫路径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户脱贫的途径有效性,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村贫困户的789户调查数据,构建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变量、"劳动力转移-中介传导-贫困退出"为传导机制的中介效应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减贫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是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对促进贫困户退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但对于通过非农就业反哺农业经营,以此来提高农业收入,从而达到贫困户的脱贫效果不明显。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制定和完善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合理安排的劳动力转移人数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推动反贫困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与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验证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减缓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幸福感下降,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促进居民的收入获得均等化和子女教育机会均等化,有利于拓宽社会经济地位提升路径,增强社会流动性,提升居民幸福感。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政府规制对种粮大户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和信息获取的调节作用

探究种粮大户采纳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利用江西省粮食主产区257份种粮大户实地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种粮大户感知价值、信息获取能力在政府规制与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对种粮大户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其对气象灾害风险的关注。种粮大户感知价值是政府规制影响其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占比为19.9%;信息获取能力在种粮大户感知价值与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种粮大户可以通过增强其感知价值来促进实施适应气象灾害行为。多群组分析发现与县城距离较近及较远的种粮大户，其感知价值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37%、22.62%,距离较近的户主其信息获取能力对感知价值的影响更强。地方政府可提供气象灾害适应性行为相关技术指导、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农业补贴机制，种粮大户更应扩宽信息获取渠道，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碳汇林流转意愿的影响

  目的  基于森林碳汇的解决方法,是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农户是碳汇林经营者,研究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碳汇林流转意愿的影响,对森林碳汇项目的可持续开展和推进有重要意义。  方法  基于浙江省遂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竹林经营碳汇项目已参与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在定性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碳汇林流转意愿影响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  ①84.32%的农户愿意转入更多的碳汇林经营,10.36%的农户愿意转出已经营的碳汇林,5.33%的农户愿意维持现状;从分类型看,风险偏好型农户愿意转入的比例最高,为96.67%,风险厌恶型农户愿意转出的比例最高,为15.95%;在风险感知方面,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及自然风险感知低的农户愿意转入的比例均高于88.00%,而不愿意转出的比例均高于92.00%。②从实证结果看,风险态度对农户碳汇林转入意愿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对农户碳汇林转出意愿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感知对农户碳汇林转入意愿分别在10%、1%、5%的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对农户碳汇林转出意愿分别在10%、1%、1%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③市场风险感知在风险态度与碳汇林流转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结论  农户森林碳汇项目参与的积极性整体较高;风险偏好型农户相对于风险厌恶型农户转入意愿更高、转出意愿越低;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感知越高的农户转入意愿越弱、转出意愿越强。图1表5参19     

文化韧性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已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农村扶贫从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贫困阶段。绝对贫困阶段注重物质帮扶,相对忽视精神贫困治理。农村居民受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环境影响,存续文化认知等层面的乡土性,返贫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在农村转型发展中缺乏强劲韧性,极易进入“贫困陷阱”循环。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探究文化韧性、个体行为和相对贫困状态三者关系,得出结论：文化韧性正向影响个体行为;个体行为负向影响相对贫困状态;文化韧性负向影响相对贫困状态;个体行为在文化韧性和相对贫困状态之间起中介作用。建议政府部门合理规划文化设施,增加资源供给;基层干部加强自我建设,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农民准确定位自身,主动提高技能。     

导师管理模式、学生学习能力与研究生就业绩效研究——基于学生综合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4—5月对239名农林院校研究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导师管理模式、学生学习能力通过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对学生就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模式中导师论文指导频率、对学生实习看法正向显著影响学生工作满意度;第二,学生能力中学生自律能力负向显著影响学生薪资水平,学生学习习惯正向显著影响学生薪资水平,在校是否担任学生类职务负向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进一步实证发现,管理模式和学习能力通过沟通主导权的中介效应对学生就业薪资水平影响显著,且通过组织协调能力的中介效应正向显著影响学生薪资水平,同时也通过实践动手能力的中介效应正向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控制变量中农村工作成本对学生就业薪资水平影响显著。鉴于此,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绩效,高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就业引导,鼓励学生深入基层奉献青春;导师应彰显人文关怀,建立师生互动的管理模式;学生要提升自身能力素养,多管齐下成为综合型人才。     

村民自治组织关系能力对农户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关系能力-知识获取-经营绩效”模型,探讨村民自治组织关系能力对农户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在对广东地区208家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尝试性地从等级关系能力和市场关系能力两个维度来探讨村民自治组织关系能力对农户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创新性地引入知识获取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其中介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关系能力、知识获取均对农户经营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知识获取在市场关系能力与经营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但等级关系能力仅能通过显性知识的获取来促进农户经营绩效的提升.     

牧户生计资本如何影响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基于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究牧户生计资本对其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的响应及作用机制，以牧户为基准视角，使用2020年青藏高原东缘若尔盖草原644份牧户调研数据，并通过构建“生计资本—风险感知—生计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Tobit模型、工具变量、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风险感知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牧户生计资本对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牧户生计资本能够有效缓解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冲击，具体表现为牧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牧户风险感知对降低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具有显著积极作用。3)牧户风险感知在生计资本对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3.82%。鉴于此，要减少牧户的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应从完善牧户生计资本结构、提高牧户风险感知水平两方面入手，增强牧户生计韧性，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网络能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机会识别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的中介作用

互联网时代,识别创业机会、获得创业资源禀赋和构建团队是大学生创业者必须面临的挑战和核心问题。本文引入机会识别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网络能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作用模型,并以山东省高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为样本,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能力对于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机会识别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在网络能力和创业意愿的关系之中起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减贫——基于新疆温泉县的实证分析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从激发内力入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而人力资本是激发内力、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减贫的影响,探讨了非农就业水平在人力资本作用于贫困过程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在相对贫困的标准下,贫困农村家庭的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和迁移水平均比非贫困农村家庭的水平低;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和迁移人力资本均对农村家庭减贫具有显著影响,且健康的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技能培训大于迁移大于教育;人力资本会通过非农就业水平对农村家庭减贫产生作用。给出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对策和促进非农就业的建议。     

民族地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影响路径研究：以乌鲁木齐县为例

【目的】为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更好地实现转移就业扶贫方式,更大程度地发挥转移就业组织化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的积极作用,【方法】通过对新疆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与组织化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及深入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过程中不同层面参与主体,对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的影响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贫困劳动力自身层面对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路径影响效应最大,影响效应为0.998;政府层面对转移就业组织化的路径影响效应为0.910;用工单位层面对转移就业组织化的影响路径效应为0.175,加之在转移就业组织化过程中,政府对用工单位层面的路径效应为0.778。【结论】不同参与主体对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影响不同,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乌鲁木齐县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化发展;贫困劳动力自身基本条件对转移就业组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政府层面在转移就业组织化中转移就业培训、保障跟进工作、创业带动就业等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的测度标准、潜在风险和实践策略

绝对贫困消除之后,中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识别出相对贫困人口。而相较于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解决收入之“贫”,还要缓解发展之“困”。所以,单维收入标准难以应对复杂的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工作。为此,通过对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的测度标准及潜在风险的分析,提出农村相对贫困识别多维测度标准的实践策略,以此来提高相对贫困识别的瞄准度。     

我国高等教育学费与居民支付能力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交费上学”、“谁受益谁投资”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人们对交多少，如何按教育成本比例、预期收益比例、家庭支付能力等合理分担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高等教育学费承受能力有必要进行深入地定量分析。本文着重通过对西部12省(区、市)与上海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情况的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在不同阶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贫困阶层对高等教育学费的支付能力远远低于目前大多数高校学费收费标准，造成该群体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下降，且有继续发展趋势的结论。对此提出了一些思考性的建议。     

认知能力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认知能力对其消费升级的影响,以期从认知能力视角提出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方法和策略,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并检验了农村居民认知能力对其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以及信息获取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包含字词识别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的认知能力能有效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信息获取能力在字词识别能力影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中发挥中介效应,资源分配能力在数学计算能力影响各类消费中均发挥中介效应,信息获取能力使居民产生购买欲望,资源分配能力使居民合理管理购买欲望,促进消费升级;3)家庭规模较大、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已婚女性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更优。这表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努力提高其认知能力。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基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我国1995—2015年29省的省域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工业化发展是否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工业化水平增加1%,农村劳动力价格将上涨0.19%。工业化发展对工业化中期的农村劳动力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工业化后期开始,其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工业化发展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带来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