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困境及策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政府功能发挥不足、基层干部治理异化、内生动力不足、社会组织缺位等困境。基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了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完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培养社会组织等策略思考，实施“三治融合”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优化策略

作为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一项政策制度,第一书记以“精英下乡”的形式通过“外力”参与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是沟通政府与村民之间“最后一公里”的桥梁。但驻村第一书记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着双重治理角色之间的矛盾、双重治理理念的摩擦、治理权责不一致的冲突等问题,要通过明晰第一书记治理角色定位、明确第一书记治理权责边界、提升第一书记乡村治理能力等举措优化第一书记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提升凉州区乡村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

【目的】提升凉州区乡村治理效能。【方法】通过实地调研、问题分析等手法，对凉州区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挑战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普适性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建议。【结果】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关键是要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促进基层政府依法履职能力，重点是激发乡村群众的自治意识和提升自治能力，运用数字化技术、网格化管理手段、精准务实的服务模式和团结协作的多种力量融合治理方式，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结论】凉州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保障，更离不开乡村自治、德治与法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精英返乡与乡村治理 ——基于皖南两个村庄的调查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不仅能推动乡村振兴,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和乡村振兴实施的新阶段,乡村社会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吸引了不少外出精英回归乡村,有部分甚至重返乡村社会的“前台”,成为乡村治理中创新的代表,其作用不可忽视。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和调研实例,对返乡精英之于乡村治理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返乡精英必然会影响乡村治理的体系,重构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成为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方面,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路径研究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数字乡村的建设占据了核心地位。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中,重塑了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并推动了乡村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变。目前我国乡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阶段,乡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力量对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推动乡村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组织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这对于乡村地区的数字化治理和推动乡村地区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乡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公共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能力不足、乡村数字化治理中的制度尚未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的主动性和热情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无法形成一个协同的乡村数字化治理力量。因此,需要从加强政府主导、培育新型农民和提升基层党组织能力等方面来构建乡村社会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边境地区达曼村乡村治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

边境地区是我国与毗邻国家发展的纽带,是民族聚集生活地区,同时也是国家行政与司法管辖的“真空地带”,只有坚持建立健全边境地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以有效的边境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测度和评价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绩效成为重要理论问题。依托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有关乡村振兴的若干重要文件精神,从定量角度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服务、生态5个方面构建边境地区达曼村乡村治理的定量评价体系,为边境地区达曼村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估提供支撑。     

乡村社会协商治理——以江苏省M村协商民主实践为分析对象

为提升治理效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不少地方开始积极探索协商治理模式,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协商治理强调对协调、沟通和参与等主体行为的关注,注重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序,对民主主体和民主过程有着明确的要求。构建适应逻辑—核心问题—保障机制的协商治理分析框架对乡村具体事件进行全过程考察。选取江苏省M村协商对话案例,分析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机制,并提出以互信互赖为前提的治理路径时代化、以多元合作为基础的治理资本组织化及以资源共享为支撑的治理治理模式开放化为乡村协商治理赋能,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人才参与乡村治理路径优化——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石，乡土人才已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目前泰州市乡土人才参与乡村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乡土人才外流日趋严重、乡土人才综合素质不高、乡土人才价值难以彰显、乡土人才制度尚不健全等问题。提升乡土人才参与乡村治理实效，需要从优化引才体系、丰富培养形式、强化产业引领、构建服务体系等方面，因地制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完善新乡贤治村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夯实巩固基层政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等作用。乡贤治村本就是我国的一大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并在历史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称谓、身份发挥着几近相同的作用。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问题作出的总体规划，也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导向。当前我国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正处于新的阶段，新乡贤在参与治村的过程中仍存困境，因此，必须着力从思想认知、制度健全、政策激励、福利保障等方面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确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路径，使这一群体在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践理路

新时代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存在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弱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亟待优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等多维发展困境。为此,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应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提升乡村干部治理能力和水平;创造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三治融合”新体系,重塑乡村社会发展新秩序。     

增量社会资本：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三重路径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解读社会资本理论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信任、网络、规范三要素分别构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基石、载体与保障。然而,乡村社会资本在乡村转型过程中日渐式微,信任基础薄弱、参与网络不发达、社会规范欠缺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鉴于此,需要从信任、网络、规范三要素入手增量社会资本,通过培育多元主体的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等手段来构建协同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联结着国家治理体系.我国在乡村治理方面存在短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着人才队伍短缺、法治体系滞后及德治方式保守等新的困境.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明确治理路径,推陈出新地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进而激发广大治理主体参与治理创新...     

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

完善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为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物质基础和法治保障，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法治乡村工作中暴露出乡村立法不足并且滞后、乡村执法工作缺乏规范性、乡村司法人才流失、村民缺乏法律知识和信仰等问题。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实现传统乡村和现代法治相结合，运用法治手段为乡村治理提供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绩效评价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绩效的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分别从产业治理、生态治理、文明治理和生活治理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我国乡村治理绩效,同时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乡村治理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4—2018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2014—2015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状态,但处于不协调阶段;(2)2016—2018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进入协调阶段,2018年已达到优质协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为今后的乡村治理绩效评估提供参考。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效的乡村治理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乡村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的胜利，我国的乡村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乡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村民对乡村治理热情普遍不高、人才流失、乡村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治理主体能力不足、乡村治理制度不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问题也在不断凸显。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出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自治水平的提升、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加强党组织基层建设。     

“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精英与基层文化治理研究

发挥乡村精英在基层文化治理中的作用是促进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精英作为古代乡贤文化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和扩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乡贤在推动农村法治和德治等基层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但是在更大程度上,根据现代农村的发展要求,乡村精英已经成为了治理基层文化的关键力量。结合各地区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乡村精英在构建基层文化治理体制方面发挥的作用,最终做到治理有效,助推乡村振兴目标早日达成。     

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认识和把握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既能满足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又能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与利益需求,是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     

积分制促进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大别山区金寨县宋河村实地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积分制作为新型乡村治理模式,通过确立党组织核心地位、推动形成多元化治理主体、加强各级治理主体联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及促进"三治"融合内在统一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总结分析积分制实施先进经验对提升我国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积分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宣传力度不足、农村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应从坚持党的领导、保障基层民主、规范实施过程、明晰奖罚政策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