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

乡村治理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重大而生动的时代课题。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社会繁荣稳定发展迫切呼唤更加成熟有效的体系规范。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时代价值,实现了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国家与社会理论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理论研究起点,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智慧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守正创新的源头活水,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为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时代表征。“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能够有效保证乡村人民当家做主;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和助力;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强调要健全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灵魂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三治合一治理理念,并创新发展出一系列乡村治理的新模式。通过分析"三治"的时代内涵,提出从构建治理主体多元化、推进治理规范化、治理能力德治化等路径探索乡村治理体系新模式。     

新型城镇化乡村社区的“德”治与“法”治

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新型乡村社区越来越多,它不同于原来的村庄,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各种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千年来村庄意识的惯性仍在影响着新型社区管理,新生活的要求与人们传统习俗会发生一些矛盾。新型社区的管理应德治、法治相结合,以法治为主,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冷冻固化,使之成为自然。     

“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乡村振兴视阈下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路径探寻

“三治融合”是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下的伟大实践,在党建引领下,健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其内部的弥合机制、统筹机制、支撑机制又不断推动“三治融合”向纵深发展。面对乡村治理暴露出的新问题,加强党建与多元主体的联结体系、营造“互联网+党建”的发展治理模式、密切党建与“三治融合”的共生关系,能够提供方向动力。     

网格化管理嵌入乡村“三治融合”研究

网格化管理作为新式治理技术日渐成为现代乡村基层治理的新思路,而自治弱化、法治落后、德治平庸等传统乡村问题限制网格化管理进入。因而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党建带头作用、激发乡民自治动力、推动法治规范保障、鼓励多元协同共治是网格化管理激活乡村转型的有效路径。     

“三治”协同机制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落实,为乡村治理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机遇。实践表明,“积分制”“清单制”“不良风气整治”等创举为乡村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进一步推广的功用价值和作用。而如何依制而治,如何巩固新制成果,如何自上而下地快速推广则显得十分必要。为此,基于“三治”协同理念,发挥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有机一体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深化“积分制”“清单制”的乡村治理举措,巩固“积分制”“清单制”的乡村治理成果,以期能为乡村治理路径创新提供帮助,具有一定的实践探索意义。     

“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应有之义。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存在自治程度低、法治不规范以及德治观念旧等问题,面临着治理主体欠缺、基层组织无力以及治理体系失灵等现实困境,针对以上问题,“三治融合”理念的提出势在必行,必须要鼓励主体自觉行动、推进“三治”紧密融合以及构建“三治”有效体系。     

论新时代乡村文化的价值内涵与提升

乡村振兴在新时代被提升为重要战略,在这个背景下,乡村文化的价值亟待从新的高度认知、发掘,这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乡村文化传承千年,价值认同是其传承接续的精神内核,丰富多元是其繁荣进步的内在动力,融合提升是其创新发展的科学途径。乡村文化面临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日渐淡化、多元化内容表达日益趋同、乡村文化与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亟待加强等现实的困厄。对此,应该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文化的价值内涵进行整合和提升,使乡村在文化驱动下后发快进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三治融合”对提升拉萨市农牧区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随着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对以乡村治理能力发展为重点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需求日益迫切。以拉萨市农牧区为例,阐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农牧区治理能力的理论逻辑,概括分析“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提升拉萨市农牧区乡村治理能力的现实逻辑,探究建立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制约因素及形成原因,最后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

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构成了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三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构成新的统一体。其中,自治的村民主体性、德治的价值引导性和法治的强制性为乡村治理新路径建设指明新的方向。乡村治理新路径就是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治理路径,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以先进文化和先进价值理念提升乡村善治水平,以法治作为重要保障维持乡村治理秩序,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民主、善治和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为了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的好坏会直接对乡村振兴的成效产生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对乡村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乡村的自主治理提供了思路和路径。因此,要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的成功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的梳理、现实困境的分析及破解路径的探讨,以期对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地区的乡村治理有所裨益。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功能与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视角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当代乡村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客观的现实依据。论述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沿革和当代乡村治理困境背景下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的必要性,揭示了新乡贤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功能,从"三治结合"视角下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路径。     

论传统“三才”理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传统“三才”理论是农业文明的智慧结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借鉴传统“三才”理论的思想精华,就是要继续夯实农业“天”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发挥土地“地”的资源资本价值,教化净化作用,推进乡村升值、完善乡村善治、保护乡村环境;要尽“人”力、享“人”和,推进乡村建设,复兴乡村文化、实现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构建路径探析——基于山东省M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创新探索。M村通过挖掘村内老人资源激活乡村自治,村内外德治、法治协同联动,以机制创新实现三个维度的互动贯通,实现村庄立体式治理。M村以“三治”融合作为乡村治理抓手,“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治理机制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借鉴,也为进一步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样本。     

新时代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和提升路径

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新时代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鲜明时代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正确经验总结,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当前,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还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新时代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价值引领来实现。     

村民自治——“三治融合”的核心动力

“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对于中西部资源贫困型村庄更需要重点关注“三治融合”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实效的核心动力。以贵州省大多数资源贫困型村庄为例,“熟人社会”冲击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半熟人社会”使得原子化村庄呈现出“分裂”和“竞争”的状态,分析认为,群众共识（法治）和道德规范约束（德治）无法形成礼法兼具的共同体,因此村民自治成为了“三治融合”长效发展的核心动力。应让乡土社会中的自治“无为”变成自治“有为”,进一步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履行社会公共责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走好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三治融合”治理视域下民族乡政府能力研究

民族乡“三治融合”治理呈现出“悖离与契合”的双重属性。民族乡政府能力是指以民族乡政府为主体,以促进并实现社会和政府自身良好发展为目标,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多种能力的总和。诱致性制度安排的推动与执行能力、乡村社会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三治融合”治理适应本土化的能力、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服务能力以及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是在推进“三治融合”治理进程中民族乡政府能力必须加强的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