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

村民自治是村民参与乡村事务治理最重要的平台，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驱动力，其机制运行成效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推进与实现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民自治机制还存在领导决策主体自治能力较弱、自治过程缺乏民主协商及民主参与、监督机制不健全、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及矛盾调处机制薄弱等问题，要健全村民自治领导体制、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与能力建设、健全民主协商机制、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不断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以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     

论新时代乡村“三治”的机遇、欠缺与提升

乡村“三治”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为进一步深化乡村“三治”，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带来改善村民自治条件、加强乡村法治环境、提高乡村德治水平等新的机遇；但乡村“三治”仍存在自治民主缺乏、法治牵引不足、德治指引欠缺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健全自治、完善法治、夯实德治、“三治”融合等途径和手段以提升乡村“三治”的治理水平。     

西南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各民族文化共生发展之地,社会结构复杂,实现村寨的良性发展亟需新乡贤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实践中。针对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内生不足,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及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不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受到外部环境制约,乡村非权威主体自治意识薄弱、基层权威主体对新乡贤治村存在认知偏差等诸多困境,应从加强新乡贤生成空间的培育力度、上层组织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提升非权威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明晰基层社会对新乡贤参与治村的认知等4个方面入手,确实保障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发挥良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创新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尽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创新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不错进展,但仍存在制度不足、自治组织不完善、治理能力提升需求等问题,需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法规政策、强化自治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干部培训、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     

“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乡村振兴视角下探析农村“两委”“一肩挑”体制建设

农村“两委”“一肩挑”体制建设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和提高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必要举措。而加强农村 “两委”“一肩挑”体制建设基于三个现实需要:一是有助于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二是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三是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目前“一肩挑”体制建设也面临着制度执行困难、监督体制不完善、乡村人才不足等 问题。为此,加强“一肩挑”体制建设就要加强党组织建设提高执行能力、完善监督机制合理约束权力、健全选人用人 机制优化干部队伍等措施。     

“乡村振兴”视域下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法治秩序建构

乡村治理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演变表明乡村法治秩序建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法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但是，实践中存在法治化水平较低、乡村社会法治公共产品供给有待加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冲突、“半熟人社会”未能充分发挥法治作用、乡土社会法治文化基础较为薄弱等困境。为了克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要健全乡村法制体系，提高乡村法治化水平；二要加大法律公共产品的培育与补给；三要兼顾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实现良性互动；四要改善法治环境，促进“三治融合”；五要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权威。     

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的困境及策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面临政府功能发挥不足、基层干部治理异化、内生动力不足、社会组织缺位等困境。基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了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完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培养社会组织等策略思考，实施“三治融合”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以此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路径研究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数字乡村的建设占据了核心地位。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中,重塑了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并推动了乡村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变。目前我国乡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阶段,乡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化力量对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推动乡村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组织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价值,这对于乡村地区的数字化治理和推动乡村地区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乡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公共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能力不足、乡村数字化治理中的制度尚未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的主动性和热情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无法形成一个协同的乡村数字化治理力量。因此,需要从加强政府主导、培育新型农民和提升基层党组织能力等方面来构建乡村社会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重要价值与推进路径

为了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基于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的研究，总结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价值，提出了应完善制度保障，夯实融合发展的政策基础；打好产业兴牌，因地制宜制定经济发展方案；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助力融合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守好生态环境红线；完善人才培训体系，搭建多主体参与的网络体系等具体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地区的体现,对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主要面临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热情较低、城乡社会治理水平差距大等问题。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应完善和贯彻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加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建设,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水平和热情,加强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乡村善治视域下新乡贤作用研究

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将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其中自治是基础、法治是根本、德治是前提,三治结合是乡村基层治理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困境,发挥新乡贤作用对于完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具...     

“三治融合”治理视域下民族乡政府能力研究

民族乡“三治融合”治理呈现出“悖离与契合”的双重属性。民族乡政府能力是指以民族乡政府为主体，以促进并实现社会和政府自身良好发展为目标，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多种能力的总和。诱致性制度安排的推动与执行能力、乡村社会资源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三治融合”治理适应本土化的能力、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服务能力以及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是在推进“三治融合”治理进程中民族乡政府能力必须加强的五个方面。     

"三圈"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积分制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为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基于“三圈”理论视角，以2020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的典型案例为例，分析乡村治理中积分制政策执行在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服务对象精准靶向、执行主体内部再造、利益相关群体外部协作的角度，提出增进村民的价值认同、加强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能力建设、寻求社会力量的行动支持等措施，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积分制政策执行网络，以提升积分制政策的执行效果，推动积分制政策在乡村治理中的长久运行。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基层治理的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为了探索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基层治理的实现路径,采用文献分析方法结合实地观察,研究了乡村振兴和乡村基层治理的关联性以及我国当前乡村基层治理的现状。研究表明,基层治理发展模式创新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基层治理实现路径的核心内容，在进行基层治理发展模式创新时,要求注重协同治理和多元主体参与、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顶层设计和创新机制的建立。在具体措施方面，应加强农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也需要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建设，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同时构建有效的信息化平台，提升基层治理的科学性和智能化水平。最后需要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治理方案的有效实施。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命题和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重要环节。对乡村法规政策和现实情况进行梳理,厘清进入“后乡土社会”的乡村地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场景,并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应在“乡政村治”的既有治理体系格局下加强关键领域立法,完善乡村法律制度体系,突出党领导下乡村居民治理主体地位,构建智慧治理机制,加强乡村地区司法保障,完善乡村地区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效的乡村治理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乡村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的胜利，我国的乡村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乡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村民对乡村治理热情普遍不高、人才流失、乡村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治理主体能力不足、乡村治理制度不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问题也在不断凸显。为解决以上问题，提出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自治水平的提升、加强对人才的吸引、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加强党组织基层建设。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三治融合”对提升拉萨市农牧区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

随着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对以乡村治理能力发展为重点的基层治理能力提升需求日益迫切。以拉萨市农牧区为例，阐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农牧区治理能力的理论逻辑，概括分析“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提升拉萨市农牧区乡村治理能力的现实逻辑，探究建立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制约因素及形成原因，最后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乡村振兴：农村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现实反思与路径选择

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宜居美好乡村,实现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运用可以有效规避传统政府治理的不足。借鉴日本、美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以及中国发达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成功案例,结合当前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中国农村发展实际情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生态环境有限政府、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村民、农村自治组织、企业、非盈利组织“七位一体”多中心治理的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