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认可度研究

农户是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的“践行者”,也是调整效果的“检验者”,探究其认可度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可持续发展实施至关重要。基于江西省510份农户的调查数据,从生计资本视角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就农户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认可度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分析。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生计资本总值与各项生计资本指数都较低,五大生计资本指数存在显著差异性,其中生计资本指数最高、自然资本指数最低。（2）人力资本中,文化程度、是否有非农技能和家人健康状况都呈显著影响;自然资本中,承包地面积呈显著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货车数量呈显著负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年收入和贷款难度都呈显著影响;社会资本中,是否有村干部和是否经常参加村会议都呈显著影响。在此结果基础上,提出了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相关宣传,也要因地制宜,在稳定的承包关系下,根据村庄实际情况选择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的政策建议。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

为了揭示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基于2013—2014年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新平县元江干热河谷地区4种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生计策略与农地利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以农为主非农为辅的多样化方式是研究区农户普遍采用的生计策略;为应对当前农业种植中存在的问题,纯农户和农兼户主要采取扩大种植规模、增加种植投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措施,而兼农户和非农户则采取减少种植规模和投入、实行农地流转和从事大量非农活动的手段。在作物种植上,纯农户和农兼户往往选择生长周期短、投入较多、管理复杂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而兼农户往往选择生长周期较长、投入较少、管理简单的作物。同时随着农户向非农户的转变,农地流转的进程亦进一步加速。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以新平县为例

为了揭示农户生计与农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基于2013—2014年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新平县元江干热河谷地区4种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生计策略与农地利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以农为主非农为辅的多样化方式是研究区农户普遍采用的生计策略;为应对当前农业种植中存在的问题,纯农户和农兼户主要采取扩大种植规模、增加种植投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措施,而兼农户和非农户则采取减少种植规模和投入、实行农地流转和从事大量非农活动的手段。在作物种植上,纯农户和农兼户往往选择生长周期短、投入较多、管理复杂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而兼农户往往选择生长周期较长、投入较少、管理简单的作物。同时随着农户向非农户的转变,农地流转的进程亦进一步加速。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生计恢复力评估——基于三峡田园综合体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为揭示“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生计恢复力间的关系,以该区209份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模型对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测度,从而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状况和结构差异。结果表明：三峡田园综合体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主要为农业主导型(P1)、纯务工型(P2)、务工主导型(P3)、个体经营型(P4)、补贴依赖型(P5)和多样化经营型(P6);各类农户生计恢复力值自高到低依次为：P1(0.306)>P6(0.273)>P4(0.193)>P3(0.185)>P2(0.157)>P5(0.119);从维度层看,P1自组织能力最高,P6各维度水平较优且均衡,P3、P4生计恢复力结构吻合度较高,P5各维度水平最低。因此,重点关注生计恢复力低水平农户及加强当地基层自组织建设,对提升该地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整体水平及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牧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牧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识别牧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和生计资本指标,以便引导牧民调整生计结构,提高草原治理能力。以内蒙古自治区5种草原类型15个旗（县）848户牧户为样本,运用熵值法评估牧户生计资本,建立多项Logit回归模型,识别影响牧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研究区牧户生计资本值为1.428;4类生计策略牧户生计资本存量为纯牧性>牧兼性>兼牧性>非牧性,P< 0.01;5种草原类型牧户生计资本存量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P<0.01。牧户以牧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收入为主,纯牧性生计策略为首选的策略;金融资本存量是影响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对牧户由纯牧性向牧兼性、兼牧性和非牧性生计策略转化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牧户家庭承包草地资源、使用草地资源和家庭总收入是影响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     

合作社成员资格对雪茄烟叶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以四川什邡为例

随着国产雪茄消费和生产的强劲发展态势,雪茄烟叶原料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与转型,是推动烟叶优质高效供给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四川什邡实地调研数据,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角度考察合作社成员资格对农户雪茄烟叶种植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统计结果看,雪茄烟叶种植单位产量和单位产值分别在种植规模为[0.2,0.267）hm²和（0,0.133）hm²的区间最高;（0,0.133）hm²和[0.2,0.267）hm²分别是雪茄烟叶单位低成本和单位高收益的种植规模区间。（2）从实证结果看,加入合作社对农户雪茄烟叶种植的单位产量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大;加入合作社对雪茄烟叶种植的单位产值提高、单位收益提高和单位成本降低均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雪茄烟叶生产中烟农加入合作社对促进提质增效,保证烟叶稳定供给有益。各烟区应该适宜发挥合作社的组织优势,优化生产组织结构,同时进一步规范烟草行业合作社的发展,使之与农业经济整体发展同步。     

江汉平原小麦生产现状及分析——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例

江汉平原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40万hm²,是湖北小麦主产区。为了解江汉平原小麦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于2017-2019年采用入户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代表的172个农户小麦种植情况进行调查,包括小麦生产情况、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农机投入及生产效益,分析影响江汉平原小麦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表明,江汉平原小麦平均产量为4762kg/hm²,小麦种植成本为5776元/hm²,其中机械作业费>肥料费用>种子费用>人工费用>农药费用,年均生产效益为3215元/hm²;与稻茬小麦相比,旱茬小麦单产高、种植成本低、生产效益高;不同年际间小麦生产由于气候条件及播种质量的影响差异明显,2018-2019年度小麦产量及生产效益显著高于2016-2017和2017-2018年度。提高江汉平原小麦产量和生产效益,可从农机农艺配套技术、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和抗灾应变技术以及优化小麦品种布局等方面开展。     

农户生计行为变迁的生态效应——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案例研究

中国生态脆弱区主要位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户是其最基础的社会单元,而农户在本地的经济行为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本地生态环境,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针对中国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的恢复问题,以鲁中南沂蒙山区B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和比较分析方法,对该村农户生计行为变迁过程及生态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B村农户的生计方式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的纯农业活动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期的外出务工为主的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的本地非农活动的兴起阶段。这3个阶段农户不同的生计行为对本地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有所差异,生态系统状况表现为整体上趋向改善而局部恶化的特征,而在农户生计方式的演化过程中,社区增权是本地非农活动的兴起对主要驱动力;最终提出基于农户生计行为变迁的视角对生态恢复研究是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社区增权有效推动农户生计行为的演化,但农户生计行为的演化有一定的时滞性,并提出对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普同性的解释范式应深入反思,避免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在中国的蔓延。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定量测度及动态分析研究

结合生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和PSR概念模型,提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压力-状态-效应-响应”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重庆市为例,评价并分析了该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现状、演进过程以及结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1）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体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各方面,评价结果能够反映农户生计的实际可持续性水平;（2）重庆市1997—2011年农户生计可持续性逐渐由基本不可持续逐渐提升为基本可持续;（3）状态、效应和响应指数都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压力指数表现出明显的波动增长特征,其中自然灾害和物价上涨压力是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主要限制因素;（4）虽然生计脆弱性压力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但是政府和农户自身都做出了积极响应,农户生计资产持续增加,农户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豫东农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扶沟县为例

了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乡村振兴、耕地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扶沟县为例,采用分层抽样和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豫东典型农区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做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认知水平较低,52.7%的农户完全不了解国家的宅基地政策、47.3%的农户部分了解;受访农户对宅基地认知存在较大误区,超过50%的农户认为宅基地能够买卖。（2）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仅有28.57%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不愿退出的主要原因为“习惯在这里居住”、“退出后务农不便”、“想要留给下一代居住”以及“无能力购买新房”,分别占总数的34.4%、21.6%和20.8%、18.4%。（3）最受农户认可的补偿方式是安置补偿,占总人数的68.0%;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农户最少,仅有14.3%。（4）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宅基地数量、家庭年收入、对宅基地政策的了解程度、家庭总人口、年龄等5方面,相关系数分别为3.840、1.028、0.850、-0.414、-0.858。因此,大力发展区域产业经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是提高农户退出意愿的必要保障。     

青崖寨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补偿意愿与生计资本研究

为缓解生态保护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本文以河北省青崖寨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调查问卷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分析当地农户生态补偿意愿与生计资本.结果 表明,保护区农户平均生态补偿意愿期望值为4148元/hm2,农户需求的主要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其次为政策补偿和实物补偿,技术补偿需求度最低.农户政策补偿需求最高的两项分别为...     

干旱区村域种植业生产效益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奇台县三屯村为例

为了对干旱区村域种植业生产效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旱地区生态脆弱的奇台县西北湾乡三屯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入户问卷调研与访谈获取研究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种植业成本构成及关键成本、成本与土地种植面积对种植业收益的影响、作物种植类型对种植业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打井成本和作物种植成本是影响农户种植业生产总成本的重要因素;种植业生产属于资本密集型,地租、作物种植成本和打井费用是影响种植业收益的主要因素;种植业属于粗放的土地资源依赖型,承包土地面积扩张是影响农民种植业收益的主要方式;小麦种植是农户的种植业的主要收益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民收入变化特征及未来选择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本文通过系统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农民收入的变动历程及其来源构成,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广东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判断未来广东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民收入增速经历了"快速增长—明显下滑—恢复—低迷—持续较快...     

海南自贸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路径探索

海南是世界上唯一包含农业、农村、农民的全岛型自贸港,“三农”问题必须得到高度关注。近年来海南农业保持了较好增长,但依然存在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不够等问题,且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建议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走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盘活农村撂荒土地,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定橡胶保有量,发展林下经济,拓宽农民增收途径。以市场化为导向,发展特色农业。通过高水平开放,促进海南农业走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加快推进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新时期北京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基于TAM和SEM的农户感知与政策因素影响分析

为推动北京地区绿色农业高效发展,了解广大农户的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并寻求可靠提升路径意义重大。本研究借鉴技术接受模型的分析框架,将意愿的影响因素设计为农户感知和政策因素两大类,利用北京市10个区35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户感知与政策因素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效果及其相互关系。感知有用性和政策响应对农户参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对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执行力通过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政策响应的中介作用对意愿产生影响。并对各因素的综合影响力进行了比较。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提升北京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路径建议：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农户对发展绿色农业有用性和易用性的认知;科学合理设计有效政策,力求提升政策响应效果;强化政策执行落实,发挥政策应有效力。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with certification‐supported farming: The case of land reform beneficiarie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promotion of intensive farming through organic and fair trade certification appears contradictory to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non‐farm income sources in rural Asia as well as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rural South. By observing a sugarcane producer co‐operative comprising land reform beneficiaries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ty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s practised by member households of the certified co‐operative, focusing on the compatibility of certification‐supported farming with diversified activities. In this case, diversification at the household level progressed both away from farming and into farming. Behind the long‐term use of agricultural certification, there are compelling reasons for continuing both certification‐supported farming and diversified activities, and for employing mechanisms that further the compatibility at all phases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and maximising income‐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The operation of communal land with agricultural certification may be an effective form of assistance to land reform beneficiaries who share a strong desire to be landow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