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子》的礼学思想

《文子》具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及礼的弊端、制礼的原则等都有独到的思考,其礼学思想上承老子,下启庄子,是先秦道家礼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子》认为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末世的产物,其本质在谦和敬。礼与德、仁、义一起构成圣人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四种手段,但道德是本,礼是道德派生出来的,对于治理天下来说,是末之又末的手段,其作用仅及于一乡的范围。末世不可缺少礼,但礼破坏了人美好淳朴的天然本性,礼的出现带来了诈伪。制礼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的原则,因人情而制,因时变而制。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近代《春秋》学研究述略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古老的《春秋》学如同其他传统学术一样,面临着向近代学术转型的痛苦抉择。现阶段关于研究《春秋》及其三传的论文甚多,其中不乏有众多名家的精辟论述。专著的撰写,不管是通论,还是断代性质,左传学、公羊学均有代表作,近代《春秋》学也时常出现在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中。时下学人的初步研究,主要围绕某一学派和单个学者或近代时期的某个阶段作零星的研究,亦有其著作考辨和资料整理。但把近代春秋学作为专题性研究的论文或专著则付之阙如,而把近代的春秋学研究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大背景之下,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结合起来的全局式、整体式研究的著作至今尚未出现。因此其学术全貌和内涵不得而知,近代《春秋》学研究任重道远。     

礼玉文化浅释:以《周礼》为中心

礼玉，指作为礼仪代言的玉器。我国礼玉文化源远流长。《周礼》中记载的以玉为礼的礼玉制度，通过对礼玉的种类、质地、颜色、形状、大小以及文饰等的分析，阐释了礼玉的文化内涵，以及它在等级制度中的功能，并从礼玉文化的角度采阐释先秦社会的等级制度。     

论李光地的礼学思想

李光地礼学在继承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社会形势,合于人情,同时保存古礼精神,回归“缘情制礼”、“礼以义起”的礼学思维。李光地不仅阐发“礼义”,而且注重礼器之用,这表现在他的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中,由此真正将“天道性命”落到了实处。这样,李光地礼学兼顾了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论孟子的礼学思想

孟子是一位精通礼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辨礼义,为僵化的等级性礼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他的两种"敬"的学说中,敬不是单向性的义务,而是上下之间共同遵守的准则,他强调礼的本质高于形式,高扬了人的道德自觉意识与生命意识。     

透视《曲江池》对《李娃传》的改编

唐传奇是元杂剧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改编前后的作品框架大致相似,但是在价值取向及主题思想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元杂剧对唐传奇的改编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本文以《李娃传》和《曲江池》为文本来研究这种文学改编现象,通过分析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性格,进而透视唐、元两代文人与妓女、文人与市井、文人与宗教的关系.     

苏轼《叶嘉传》辨伪

《叶嘉传》是一篇关于宋代建安贡焙茶史的俳谐传。从宋至今,《叶嘉传》乃苏轼伪作的说法不绝于书。当代学术界持《叶嘉传》伪作论者,都未对此论做详实考辨、论证。辨伪须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叶嘉传》本身与苏轼的内在关系去考辨;一是厘清《叶嘉传》伪作论的文献历史脉络并对其进行辨析。《叶嘉传》的茶史茶道内涵、人生寓意、文学技法与苏轼其人、其作极为契合,此为论真的内证。追索《叶嘉传》伪作论的文献可知,伪作论源头《扪虱新话》《容斋随笔》并未提出有力论据证伪,其后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著述的伪作论均以此二本为据,且都未详加考辨或提出有力新证,皆无法证伪,此为论真的外证。因此《叶嘉传》极有可能是苏轼真作。     

传 道、济 民、修 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

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张栻传道、济民、修己的礼学思想对南宋地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追求经世济用的新儒学,认为士大夫担负着礼之兴废的重责。他主张从人事之礼中体认天理,强调以礼作为培养士人、养成风俗的重要手段。张栻终其一生都在学礼,对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简论章太炎礼学研究的特色和学术源流

章太炎被称为晚清汉学派的殿军,其礼学研究关注现实,确立了“六经皆史之方”的科学研究态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能兼容古今文学派,从而具备近代学术特色。章氏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家学和浙东学术熏陶、师友影响以及接受近代西方科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张国焘传》——一部实事求是的传记

《张国焘传》是大陆青年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张国焘传记。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张国焘研究的一项空白 ,真实地记录了传主的一生 ,并对传统观点提出新看法。     

《李娃传》中的房舍租赁

许多唐代小说描写了房舍租赁现象。不同人租赁的目的不同,用来满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在唐代房屋租赁十分普遍的背景下,我们对《李娃传》进行了单独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租赁对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有着十分特殊的作用。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及相关原则

本文认为以礼说《诗》的因缘、源头在于《诗经》反映周礼的客观实际。《左传》可以证明以礼说《诗》的阐释实践早在孔子之前,孔子的言论不是以礼说《诗》的源头。以礼说《诗》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虬髯客传》儒家主题思想探析

《虬髯客传》历来被归为豪侠小说或侠义小说,虬髯客、李靖与红拂女并称为风尘三侠。小说虽或多或少体现了些侠义因素,但从文本细节观之,三人分别欠缺传统侠客应该具备的平民意识、独立精神和淡泊品格,因此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宣扬侠义精神。相比较而言,小说所述李靖的人生道路是儒家士子成才之路,红拂的选择也是儒家女性人生观的体现,而虬髯客更是体现了大济苍生的儒家政治理想。因此,《虬髯客传》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更多体现了儒家的政治人生理想。